王铎的连绵草书，既是“托古改制”的创新，又是在巨人肩上的超越

王铎的连绵草是建立在对“二王”草书的深刻理解和对晋法晋韵的高度把握的理性原则之上。王铎一再表白：“予书独宗羲献、予书何足重， 但从事此道数十年， 皆本古人， 不敢妄为。故书古帖， 膛乎自惕。”从明代书法发展的实际来看， 王铎提出：“独宗羲献”的复古主义口号并不是偶然的。

王铎处于晚明书法变革的浪潮中， 在他周围有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杰出书家。不论是黄道周的峻密冲折， 张瑞图的幽厉峭拔、还是倪元璐的冲宕通脱， 都远离王铎的书法审美理想。换句话说， 王铎不愿意接受黄、倪、张书法中蕴含的悲观色彩， 自然也不愿意重蹈明代早期草书家的覆辙。张弼、张骏也好， 祝允明、詹景风也好， 甚至稍后一点的徐渭也好， 由于过分注重感情的渲泄， 因而冲破了法度的闸门， 把明代草书推向了破除一切法度的狂怪之途。

因此， 无论是明早期狂草抑或是晚明书法所能给王铎的都是深深的失望。在明代书坛， 王铎注定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在王铎看来， 只有举起“二王”的古典主义大旗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振颓风于当代、把明代书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王”草书确立了草书的古典法则， 为草书建立起理性机制， 对后代草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规范作用。此外， 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摆脱了实用的写字立场， 赋予了深层的文化内涵和人格象征。王铎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非常理智地接过了“二王”衣钵。事实上， 王铎的草书于“二王”草书各有所取。他的草书吸取了“大王”中和蕴藉的气骨和中含笔法， 于“小王”则吸取了“雄武神纵， 灵姿秀出”（张怀瓘）。

王铎的草书作品中连绵草， 大多为王羲之作品的临作，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连绵草作品并不忠实于逸少原作， 而是自抒胸臆， 任情挥酒。羲之字字独立， 并不连绵的今草到了王铎的临作那里， 却化为绳索蛇绾， 一派烟云。有研究者认为， “连绵草”并不能视为王铎的草书创作， 只能视为王铎从羲之今草接受古典草书训练的书课， 至多只能算是王铎草书的准创作。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事实上， 王铎草书特别是他的连绵草书轴既是王铎草书创新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 是王铎“托古改制”似的创新， 又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伟大超越。

首先， 王铎的临帖已经远远脱离了前辈书家“规规摹拟”, 而深深地打上了王铎创造个性的印记。王铎的许多临作， 在章法上已将原作的简札手卷式扩展成为长条巨幅式， 如《豹奴帖》轴长286厘米， 宽为48.5厘米， 而现有“二王”书迹 (摹本) ， 幅长多在30厘米以内， 如收入《阁帖》中的《远宦》、《寒切》等帖。要将这些简札小品挥写成长条巨幅， 并拟形传神， 笔精墨妙， 在用笔、结体、布局、照应等方面， 既要保留原作神韵， 又要表现出大幅作品的气势， 其难度可想而知。

王铎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他通过“拓而为大” (王铎语) 的方式，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视角图式。何谓“拓而为大”?简言之， 就是将原帖字迹数十倍的放大， 而这种放大， 不是依样画葫芦似的放大， 而是在不失原作精神前提下的放大， 这就有了开拓之意。王铎临作韵致深淳又气度恢宏， 既传其情又展其势， 这恰与我们今天某些小品化、简札风、故作高古貌似古典的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前者虽曰临摹却意在创造， 后者虽曰创造实是复制。

其次， 王铎的临作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 这是另一种特殊形式的创作。笔者曾仔细将王铎的一些临作与原作相比较， 发现文字多脱落， 内容多断续， 或一帖之节选 (如临王羲之《秋月帖》) ，或两帖甚至三帖拼合 (如临《豹奴帖》) ，这种情形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就是背临， 因为只有背临， 才有可能出现记忆上桀误。当然， 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王铎对临写内容的熟稔。

许多研究王铎的专家对王铎“一日临帖， 一日应请索”颇为重视， 认为这是王铎书法生涯的基本模式， 而笔者以为“临帖”与“应请索”是交错互渗的， 不能截然分开， 更不能认为“临帖”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课练习， 只有“应请索”才是创作。事实上， 王铎临作只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写赠别人的， 如具体对象中的“景圭先生、起哉表弟、惊坛词丈等。”王铎敢于将临作作为“应请索”, 即意味着拿自己的临作公开的供人们与古人比较， 这表明王铎对临作成熟度的自信， “恨古人不见我” (王铎语) 一语道出了王铎的此种心态。

最后， 王铎临帖冲破古人的攀篱， 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气息。王铎的临作给人总的感觉是高层建瓴式的放笔直取， 既有磅礴大气， 又有细节上的逼肖， 而突出的是对整体气势的把握。其独特处是笔法恣肆酣畅， 结构不拘形迹， 临作不失原作形神而又直抒胸臆， 与古人为师为友， 而无奴书之气， 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具领悟力和创造力的大家风范。这种不脱离古人规制又不受其牢笼的创作姿态， 的确显示出其过人的胆识和超凡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