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杂文）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武斌
【作者简介】：武 斌，1971年9月出生，男，汉族，山西临猗人，1996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高级工程师，理学博士。2007年开始业余写作，2008年陆续在《地质勘查导报》、《中国国土资源报》、《大地文学》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近百篇。2013年出版了散文集《地质人在旅途》，2014年出版散文集《乡土乡音》，2016年出版散文集《成都拾遗》。有作品在“书香国土·智慧人生——山东煤田地质杯首届国土资源系统读书大赛”中荣获优秀奖，并入选《书香●人生》。
基督教的创始人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前后的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分为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教派。随后，他在世界得到迅速的传播，但在我国的传播较为曲折。
其实，基督教在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了中国，只是当时称景教。公元428年，安提阿教会的著名传道人、叙利亚人聂斯托利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景教位”。公元435年，聂斯托利被皇帝定为异端，被流放到阿拉伯和埃及沙漠地区，451年去世。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拒绝接受对聂斯托利的判决，也遭到流放的下场。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聂斯托利凄惨地去世那一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上，基督完全的人性被肯定，会议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当初的胜利者西利尔反被指控主张基督只有一种性质，即独性论而被判为异端。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被绝罚出教会。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派，与摩尼教、袄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他们有的教徒更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到达它的最东端长安。
大唐贞观九年，就是公元635年，宰相房玄龄走出长安城外，准备主持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而皇帝李世民也在皇宫内翘首以待，满怀兴奋。因为他们刚刚得知，一位大德，即将携带着真经进入长安。想想，玄奘不是要到贞观十九年才回来吗？没错，此时的玄奘，还在印度的那烂陀寺进修，忙于写毕业论文。这位进入长安的大德，不是玄奘；他带的真经也不是佛经，而是圣经。此人叫阿罗本，来自叙利亚。他隶属于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这个教派创始人叫聂斯托利，因为教义与主流解释不符，被开革出教。他一气之下远走中东，创立了亚叙教会，在中东传教。到了阿罗本这一代，他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尽头，希望让上帝的荣光降临在那一片广袤的东方土地上。
阿罗本向李世民进献了圣经和圣像，讲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人类原罪、耶稣降世等故事。李世民听没听懂，不知道，不过他态度不错，准许阿罗本留在长安翻译经典。三年以后，阿罗本将一部分圣经译成了中文。李世民看过以后，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便下诏正式准许传教，并在义宁坊划出一片地来，兴建了一座教堂—这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座教堂，距离耶稣出世已经过去了六百三十八年—称为波斯寺，后又改名叫大秦寺，除了阿罗本以外共有信徒二十一人。阿罗本深知，在中国传教，不适应于当地文化是不成的。聂斯托利这个名字太拗口了，不利于传播。 他或者他的弟子就着手进行了一次汉化，将该教派译成了景教。景者，日光也，光明之谓。教士从此称为景僧，圣经亦被称为景经。
当时的大唐长安，海纳百川，对于宗教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无论佛、道、景乃至祆教、摩尼教，都可以布教设寺，各展所长。在这种风气鼓励之下，景教在大唐的发展非常迅猛，信众极多，在长安以及其他城市也扩张迅速。阿罗本擅长走政府路线，到了唐高宗时，他已经贵为镇国大法主。到了唐玄宗时，景教对汉化的态度更加柔软。李隆基没事就叫景僧们来兴庆宫布道、做礼拜。景僧们投李报桃，将教堂里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供人礼拜，算是别开了法门—要知道，在后世天主教再入中国时，关于信徒是否可以祭拜祖先，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景教徒，名叫伊斯，在平乱中立下大功，被赐紫衣袈裟。他得势后，景教有了更大发展。到了建中二年，伊斯决定在大秦寺的院中立下一块石碑，在碑文里对景教传播事业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命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总结是一位叫景净的波斯人写的，他世居长安，中文好得不像话。他在碑文中讲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比如创造天地、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原罪道成肉身等等，以及传入中国的艰辛历程。最难得的是，他用的还是骈文，骈六丽，如盛唐煌煌气象。比如他写上帝创世：“常然真寂，先先而旡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抠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阿罗诃就是耶和华，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读道经。可惜这是景教在中土最后的辉煌了，后来唐武宗灭佛，殃及池鱼，景教也随之式微。
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顺应，进行本色化的努力。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 “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 “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玄宗“皇图璀灿，率土高敬”；肃宗“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德合天地，开贷生成”；德宗“武肃四溟，文清万域”。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讽颂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另外，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此后传到北方，在游牧民族中得以生存，称“也里可温”，已不复当年的荣光。景教几乎在中原几乎灭绝了，也意味着基督教在我国第一次传教的失败。
基督教第二次在我国的传播是在元朝。自唐末至五代北宋，在中国本土已经绝迹的聂斯托利派，仍活跃在中亚一带，包括新疆、内蒙古地区，这从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以及七河(现在俄罗斯境内)、伊犁、内蒙古百灵庙发现的聂斯托利派教徒的墓碑，便可以得到证实。12世纪末13世纪初，铁木真崛起，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定都和林，称成吉思汗。
1211、1215年，成吉思汗两次大举进攻金国，占领中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四年后迁都中都，改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统一中国。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景教再次来到中国。据考证，蒙古帝国里面的基督徒名叫“达娑”，又名“也里可温”。元朝政府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景教是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信奉的宗教，故而成为极具势力的宗教，社会地位颇高，并取得诸多特权。如元成宗(1229-1240)及一些元代皇帝在位期间，赐予景教徒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且专门设置崇福司，负责掌管也里可温寺院、主教、司铎同修士的祭祀和日常生活等事。而也里可温也为元王朝及其统治阶层祝寿祈福，双方相处甚融。从13世纪欧洲人的游记和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可知元代景教的兴盛情形。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
公元1288年，红衣主教哲罗姆当选教皇，是为尼古拉四世。新教皇在罗马接见了东方来使，受理了阿鲁浑来信，并邀请他们留在罗马过复活节。扫马请求教皇允许他作弥撒，以便让大公教会目睹他们的习惯。得到准许。届时，很多人来看蒙古使者怎样作弥撒。他们所看的令他们满意，表示“语不同而礼相同”。扫马还从教皇手中领了圣体。另有传言，说扫马在觐见教皇时，曾先宣誓弃绝聂斯托利派错谬的教义。扫马在结束其出使使命时，并未获得任何政治成果，但他在东西方教会的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最终导致景教被罗马天主教所吸收。
公元1307年，罗马教廷鉴于孟高维诺在孤军奋斗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特别设立汗八里(即北京)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及教务。此外，远东教区也归他领导，并拥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皇的特权。教皇还派7名方济各会修士来协助他，其中3人死于印度，1人留在途中工作，最终到达中国的只有3人，时维持到1313年。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其余2人留北京工作。公元1328年，孟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34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他在中国完成了一项异乎寻常的事业，与蒙古君主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培养信徒阅读《圣经》和举行礼拜，在中国的南方和中部的大商业中心设立主教区。此时，中国天主教徒约有1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泉州。5年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才得知孟高维诺逝世的消息，曾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赴大都继任，但他在途中去世。
公元1336年，元顺帝派了一个16人使节团携带顺帝致教皇书，从大都出发西行。两年后，使团抵达法国阿维农，觐见了教皇本笃十二世，呈上书信和礼物。同年，教皇派方济各会修士马利诺里等人携带回信和礼物东来，于1342年抵达大都，受到顺帝的欢迎，使团所献一匹骏马，深得顺帝喜爱，赞不绝口。马利诺里身着礼服，口唱“笃信惟一真神”步入宫殿，有一人持一极为精美的十字架在前引导，见到顺帝后为他祝福，顺帝虔诚领受。马利诺里在元朝宫廷住了4年，备受尊敬，后因中国局势不稳，于1346年从泉州乘船返欧。此后，直到元朝末年中国再没有大主教，中国教会失去了全面领导。
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第三次是在明末清初。罗明坚于公元1579年奉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一同来到澳门，师从一位中国画师刻苦学习汉语。不久，他去广州申请在华居留，官府因他会讲汉语，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罗明坚就成为明代第一位获准在中国居留的宣教士。
公元1588年，罗明坚回教廷述职，后因病去世。他是耶稣会得以在中国立稳脚跟的第一位奠基者。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书写通畅的汉文，举止彬彬有礼，博得了中国官吏的好感。当时的一位宣教士对他作了如下评述：这是我所喜爱的一人，因为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张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将降生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因为是经他的手，在中国造成第一座圣母无染原罪的小堂，里面供奉着从西洋带来的围绕着奇花的圣母像；最后也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
公元1605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1610年，利玛窦因病去世，享年57岁，皇帝赐墓地，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其墓碑现今仍存。不仅在中国，利玛窦还闻名于日本、朝鲜，死后不久其著作两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际，教外之人或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其他传教士或被称为“利氏之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被上海钟表业尊为行业神，每月朔望接受膜拜。王朝更迭之际，散处在各地的宣教士，由于环境不同，对当时的政局变动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如意大利人艾儒略、阳玛诺，在福建延平艰苦地著书、传教；在南京的毕方济则充当了明福王的使臣，前往澳门向葡萄牙人搬救兵，后毕方济一直活跃在南明各政权当中；在成都的利思类、安文思，则当上了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天主教在华宣教取得巨大果效，据1664年统计，当时耶稣会已在中国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南(今江苏)11省传教建堂，共有教徒114200人。公元1670年，康熙才颁布开释宣教士的上谕，一方面准许广州25位教士各归本堂，一方面不准增加教堂，也不准中国人入教。虽有诸多限制，但宣教工作终归又可以合法展开。康熙帝对南怀仁十分信任、友好和尊敬，且对其他宣教士也十分友好和宽容，历次南巡，所到之处，经常召见宣教士，询问他们的生活与工作。
1693年，康熙患疟疾，太医久治不愈，宣教士张诚送上南洋带来的奎宁，一服而愈。为表谢意，康熙赐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即今北堂前身。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较大进展。正当在华宣教事业进展顺利之时，教会内部却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史称“礼仪之争”。康熙开始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权威保全中国礼仪和天子的体面。他酝酿的重大计划是将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为国有。后来雍正、乾隆两朝都对天主教采取了严厉的查禁政策，且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天主教的宣教工作从此暂时转入地下，但从未中断过。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就这样失败了。
基督教在我国传播第四个鼎盛就是鸦片战争后。在马礼逊来华宣教之前，新教已有过一些尝试和动议，公元1624年-公元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并于1626年开始向台湾派遣传教士，据说在当地发展了数千名信徒，还开办了学校。但当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台湾时，当地的教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此后，欧洲时有向中国宣教之议，如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于1661年曾声言“可以召集一些教友去中国出版圣经”。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有3名贵格会的成员试图前往中国，但在途中遇阻而还。
到19世纪初，向中国派遣新教宣教士渐渐成为英国教会关注之事。公元1801年，英国圣公会传教会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马礼逊在几十年的宣教士生涯中，吸收信徒的数量是有限的。在他来华7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名叫蔡高(1786-1818)的中国人由马礼逊施洗归主。蔡高在1807年就与马礼逊相识，和哥哥蔡兴一起为马礼逊刻印中文《新约》。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1818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米怜为校长。既向东来的欧洲人讲授中文，也同时教授当地华人子弟英文。1834年，马礼逊因病去世，终年52岁，葬于澳门。他的两个儿子马儒翰、马理生也定居中国。
公元1851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受到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但因其受封建思想影响较大创立的拜上帝会仍旧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公元1860年以后，传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阻拦都在理论上被清除。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
公元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据不完全统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内陆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一种估计为5000人。义和团使得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检讨，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受和约保护，涉及到政治，为中国人恨恶。
后来，基督教公元1907年，是基督教第一个宣教士马礼逊来华100周年，在华各宗派各差会于4月25日至5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三届传教士大会--百年大会(前两届分别于1877年、1890年召开)。重要目的在于讨论百年来在中国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适合中国社会的传教方针。当时，在华宣教士的总数已达3833人，与17年第二次大会相比，增加了3倍多。这次大会的出席者共1179人。在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方面，强调基督教的非政治性，希望中国基督徒安分守己，潜心祈祷读经修身治家，反对教徒参与反政府运动，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教会传教事业上，提出今后教会工作的方向：大力发展基督教教育，尤其要重视女子教育；提倡各宗派的合作和联合；要用西方文明改变中国人的观念，领导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心智变革”。
基督教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是蒋介石也信仰。解放后，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国机构，就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产生了139位委员，吴耀宗当选全国三自主席，“三自会”正式成立。现在基督教在我国得到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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