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学角度认知乡村 31】现阶段我国乡村人口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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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承载着几千年未间断的人类农业文明。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当下的乡村问题，必须重新思考一个比城市空间更大的广袤乡村空间到底是怎样的，她之于文明的意义是什么；乡村的价值与生命力何在；养育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农业如何在新的格局下重生；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避免被消灭的命运；村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装置到底会向何处去（刘守英，2019，《中国乡村地理》序言）。

长期从事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等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中心总规划师宁志中副研究员从地理学视角主编《中国乡村地理》一书，给出了乡村地理应有的模样。我们将陆续刊发部分内容，从地理学视角认知乡村，以期为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贡献。

——《中国乡村地理》编写组

第 31 期

现阶段我国乡村人口总体特征

乡村人口（或农村人口）泛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口。在我国，通常乡村人口指乡村户数中的常住人口，即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包括常住人口中外出的民工、工厂合同工及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但不包括户口在家领取工资的国家职工。

截止2016年末，全国乡村总户数为148108户，人口总量为58973万人，占我国总人口比重为42.65%。其中，河南、四川、山东等农业大省乡村人口规模最大，均超过4000万人；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乡村人口较少，均小于300万人。

2016年分省总人口、乡村人口、城镇人口数量

一

乡村人口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2010-2016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总体持续呈现负增长态势，2016年全国乡村人口总量，较2010年减少8140万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年均降低2.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社会变迁，乡村常住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迁移。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以大尺度空间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暴露出诸如高城镇化成本、社会分割、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压力大等诸多问题，因此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乡村就地城镇化开始成为协调城乡发展，减轻人口长距离流动导致的各类城乡问题的重要路径。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和乡村就地城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人口减少。2010-201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中有27个省级行政区的乡村人口数量减少，平均减少302万人/省，其中河南、四川、山东等农业大省减少最多，均超过600万人；仅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和西藏自治区近6年乡村人口增加，其中天津、西藏乡村人口增量仅为0.55万人和1.00万人，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量分别为17.99万人和46.41万人。

2010-2016年分省乡村人口数量变化

二

乡村人口分布空间不均衡

从空间分布看，我国乡村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

注：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线”。1935年，胡焕庸提出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

胡焕庸线是我国的人口分界线，将我国人口分布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2016年胡焕庸线东南省区乡村人口数量占全国乡村人口总量的92.31%（数据来源于《2017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其中河南、四川、山东三省乡村人口数量最多，均超过4000万人。

乡村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是由我国自然地理格局和经济地理格局共同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依靠区位优势和自身基础，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乡村劳动力就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逐步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部分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2016年，胡焕庸线东南部省区的乡村人口占比较2010年减少0.36%，乡村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程度有所减缓。

三

城镇化驱动乡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

我国是农业大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人口比例极高，改革开放前，我国乡村人口比例曾达到89.36%（1949年）（数据来源于《2017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城乡人口比例出现快速剧烈的变化。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乡村，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乡村人口继续减少。2016年，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其中上海的城镇化率为87.9%，北京为86.5%，天津为82.93%，均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

三大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体，产业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农业规模极小。10个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均低于70%，作为省域经济体，虽然产业结构也以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但由于地理面积比较大，农业和农业人口都占据相当的比例，部分地区还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因此城镇化率与三个直辖市的差距较大。其他1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海南和河北两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沿海省份之外，其他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于50%的8个省区，均位于西南和西北地区。

2016年全国分省城镇化率

从城镇化率变化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由2010年的49.95%提高至2016年的57.35%，增长7.4%。大部分省市区的城镇化率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北京的城镇化率仅小幅提升，上海的城镇化率则有所降低（图6-5）。

2010-2016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

2017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6.5%，较2010年仅提升0.54%，上海2016年城镇化率为87.9%，较2010年的89.3%降低1.4%。京沪等一线城市城镇化率提升缓慢或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外来常住人口减少。

一方面，京沪由于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因此很多外来劳动力也随之转移；

另一方面，京沪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高企的生活成本以及其他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共同作用，降低了京沪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此外，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发育已经基本成熟，上海和周边城市联系紧密，交通便捷，很多人虽然在上海工作，但却居住在上海周边的中小城市，这使得表面上上海的城镇常住人口减少。

城镇化既带来了城乡关系变化，也带来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乡村人口结构，也叫人口构成，是指一定地区、一定时点的乡村人口系统内部不同属性的人口数量组合及其比例关系，包括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结构、年龄结构等。

2016年全国乡村男女性别比为105.6，男性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51.23%，女性占48.77%，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多于女性，乡村男女性别实际比例要低于统计比例。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乡村人口总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文盲半文盲率在2016年下降至8.58%，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初期（1987年），该指标降低了22.82%。在所有受教育的乡村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13：100，男女受教育比例的不平衡性，较义务教育政策推行初期显著降低。

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城镇就业和公共服务的吸引力，使大量青壮年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同时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乡村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使得乡村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均持续下降，双重因素的叠加加剧了乡村地区老龄化程度。2016年，我国乡村20岁以下人口比例下降到25.19%，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12.53%，较2010年增加2.43%，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2016年乡村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2017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