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将
这句话，出自《史记》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柰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
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都解释得通。
比如：天下安定（决定天下走势的是文官），要注意宰相（才能、实力、政治倾向）；天下危急（决定天下走势的是武将），要注意大将军（才能、实力、政治倾向）。
比如：天下安定，要注意培养（拉拢）忠于自己的文官集团；天下危急，要注意培养（拉拢）忠于自己的武将集团。
比如：天下安定，文官集团得到重视，获得厚待；天下危急，武将集团得到重视，获得厚待。
比如：天下安定，文官集团地位提升，提拔快，出人才，满朝大多是宰相的门生故吏，宰相受到他们的拥戴，看看宰相，就大致知道统治集团的人脉关系；天下危急，武将集团地位提升，提拔快，出人才，满朝大多是大将军的参谋侍卫，大将军受到他们的拥戴，看看大将军，就大致知道统治集团的人脉关系。
结合上下文，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都可以。
总之，陈平听了陆贾的建议，结交太尉周勃，为日后吕后去世以后，发动军事政变，诛灭吕氏埋下了伏笔。
后两种解释，在历史上也都不乏例证。比如，赛维鲁临终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愿你们兄弟和睦相处，让士兵们都发财，不要管其他人。比如，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岳飞等将领迅速崛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决定政治斗争胜利的武力，决定历史走向的是铁和血，不是私人好恶和血缘，更不是选票和票箱。
斗争中的一方一旦使用武力，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为了稳固统治，往往使用各种手段制约武力。
即使赵匡胤那样的武将，一旦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完成了身份转换，也对武装力量心存忌惮，夜不能寐。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它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 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这时，韩信等武将的地位就要让位于萧何之类的文臣。
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垄断武力，镇压被统治阶级，抗击外来统治阶级的侵犯，一方面又要压制武力，避免自己内部出现野心家，动辄搞军事政变。
岳飞没有意识到南宋的战略目标已经从以打促和转变为苟且江南，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南宋小朝廷的新的战略目标身份需要发生转变，要么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另立山头，所以被赵构杀害。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对统治阶级来说，相比武将，文官安全得多。重文轻武，是和平时代的惯例。
文官的选拔，有很多种途径，血缘、军功、金钱，都可以是选拔的依据。唐代以来，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僚的重要途径。
科举制+重文轻武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
科举制让潜在的英雄豪杰把精力消耗在题海战术中，用金榜题名作为诱饵给他们希望，而绝不是做题家高人一等。
科举制让做题家们产生了错觉，使他们觉得认为自己一路过关斩将，金榜题名，所以应该出人头地。很遗憾，这是和平年代统治阶级拿出的分配方案，并不意味着社会分配一定如此。
天下安定的时候，武将仰赖文官的鼻息，富贵贫贱，生存毁灭，都操纵于文官。天下危机的时候，武将推开文官，自己宰割天下。这种时候，文官应该聪明一点，主动退避。否则，如果文官继续牵制或者削弱武将，那么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己方或对方武将宰割的对象。
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决定历史的，是铁和血，而不是选票和票箱。
所以，社会越动荡，社会矛盾越尖锐，越需要武装力量保障政权的安全，军人的待遇越好。如果当权者不肯给军人足够好的待遇，他们可以自己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待遇。不但军人待遇好，退伍军人的待遇相对也好。
正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罗马帝国，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老皇帝的遗嘱总要用自己的私人财产给罗马市民和军团士兵发钱。
政权更迭，老皇帝的权威消失，新皇帝的权威没有确立，对罗马市民和军队没有恩情，发钱就是为了维护稳定，让市民和军队感恩，让自己的接班人顺利接班。
罗马市民掌握投票权，曾经多次骚乱，军队则直接握有武器。不让这两派获得实惠，新皇帝很难顺利接班。
庞培、凯撒等将军凯旋也经常做类似的事情。
一方面，与自己征战多年的老兵，即将卸甲归田，妥善安置他们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获得票源，还可能在未来需要的时候再次把他们召集起来，成为绝对效忠自己的精锐；一方面，罗马市民拥有投票权，凯旋后的将军往往角逐执政官等位置，需要罗马市民投票支持。
反面的例子也俯首皆是。
明末，由于土地兼并，官绅免税，军费严重不足。将领们拖欠军饷，贿赂文官，豢养私兵，弹压部众，大多数低级校尉和士卒忍受乞丐一样的生活。当时，由于欠饷导致的兵变不断。这些士卒降清以后，成为满清进攻中原的急先锋。清军入关南下，贪婪的官绅，大多难逃一劫，他们的财产成了清军的军饷，许多无辜的百姓也被涂炭。
民国时代，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难以保证军费，拖欠军饷成为常态。将领们的操作方式和明末如出一辙。大多数低级军官和士兵的生活与明末大同小异。于是，在解放战争之中，这些国军的官兵弃暗投明，成为解放军。解放战争中后期，战场成为解放军补充兵员最重要的来源。
其他国家，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比如，十月革命与沙皇不体恤沙俄军队的惨重伤亡，仍然坚持战争，密切相关。
如此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时候，多数人生活质量下降的时候，武装人员的相对待遇反而会上升，发展路径反而会扩张。
武装人员的待遇变迁与社会安定程度、阶级矛盾尖锐程度负相关是一方面，武装人员的态度决定社会发展方向是另一方面。
刘吕两家血亲大屠杀之中，如果当时周勃选择支持吕家，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刘吕两家冲突，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均导致的火并。
从物质和意识地角度看，意志必须与武装相结合，才能拥有改变社会的现实力量。这句话有很多变种，比如：决定历史命运的不是议会的投票箱,而是铁和血。比如：历史上，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格拉古兄弟、喀提林等人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下去，在于他们不掌握武装。凯撒的政治主张能推行下去，在于他和他的继承人屋大维的军团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谁掌握武装，谁有发言权。哪个阶级掌握武装，哪个阶级就会受到必要的尊重，就能使本阶级的利益得到保护，本阶级的政治主张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历史上，冷兵器时代，在武力扩散到民间以前，大多数劳动者不掌握武装，所以，民间的意志没有武力的支持，无法推广。后装枪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
God made men, but Samuel Colt made them equal.
上帝造人，柯尔特让人平等。
Abraham Lincoln may have freed all men but Sam Colt made them equal
林肯解放所有人，柯尔特让人平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起，革命派缺乏武装，所以在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屡屡失败。直到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才走上正轨。
民间的武装，对付国家的武装，永远不现实。人手一枪的美国人，无法对抗美军，民间拥有枪支能为在野的统治阶级搞政治谋杀提供便利，两者结合，美国的民间获得了拥有枪支的权力。
美国的民间虽然不能造反，但是事情绝没到此为止。
线膛枪普及以前，无产阶级在军队之中缺少同盟军，当时的军队往往是贵族出身的军官（军团长、大队长）指挥雇佣兵中的精锐组成的士官（百人队长），百人队长控制流氓无产者出身的老兵油子。这样的军队，从军官到士兵，对普通劳动者都缺乏阶级感情。
线膛枪普及以后的全面战争，让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现代武器的出现，减少了对武器使用者的技术要求，降低了发挥武器作战效能所需要的技术门槛。同等装备水平下，兵力的因素更关键，少数的精锐无法对抗以数量取胜的大军。
这使得使各国被迫主动采取普遍兵役制。由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人数稀少，这就注定基层士兵和中下层军官的绝大部分，必然也只能出身于社会中下层。
不仅如此，相比冷兵器时代武士对农民的单向屠杀，许多劳动者接受相对简单的训练，就能成为战士，依靠数量优势战胜精锐。
这样的时代，中下层民众拥有的由暴力支撑的政治权力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动者翻身的条件已经城市，所缺的不过是机遇。
许多国家把发动对外战争，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重要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自取灭亡的手段。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由于具有生产力优势，在武器上相对封建国家，前封建国家有压倒性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达国家的战争，往往是单方面碾压，这确实是有效手段。
普法战争可以算作一个转折点。法国在普法争霸中的失利，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
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当前的食物短缺，军队失败，普鲁士军队的炮击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
1871年2月，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将军，Claude Martin Lecomte，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被一同处决。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起义，武装起义全面展开，规模迅速扩大，起义军同政府军展开巷战。当晚，起义军掌握巴黎全城，梯也尔逃亡。
帝国主义战争失利，往往会导致左翼力量的抬头。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帝国争霸战的胜利，武装了中下层，结果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士兵在社会矛盾尖锐对立，被派去镇压社会中下层的时候调转了枪口，指向了统治阶级。
即使战争胜利了，如果民众得到的好处不足以弥补他们受到的损失，也很可能导致动乱。
比如，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激起本国骚乱。因为，日本民众支付了人命，承担了沉重的税收，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直接的好处。
一方面，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严重受损；一方面，随着步枪的普及，各国都开始施行义务兵制，人民获得了掌握武力的机会；一方面，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国内、国际阶级矛盾激化。三重因素互相作用，使得帝国主义争霸战，对统治阶级来说，异常危险。
一战打到后期，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不肯退出战争，无法解决社会矛盾，满足掌握武装的工农和士兵的要求，直接诱发了十月革命。
1917年3月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布党号召：“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民主共和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胜利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沙皇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
这时，工农兵已经控制了首都的暴力。
沙皇退位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资产阶级掌握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政府成立后企图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但军事冒险遭到惨败。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特别是士兵。7月3日，工兵们进行街头示威，示威即将激化的时候，布党紧急做出劝阻，但起义还是发动了。布党又决定于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使游行成为和平有组织的运动。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党的组织下，高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大量彼得格勒工兵参加了游行。当日下午，临时政府进行镇压，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统治阶级不肯牺牲既得利益，也就无法满足工农兵的要求。只好寄希望于孤注一掷，搞军事冒险，结果又踢到了铁板上。
统治阶级不肯主动交权，试图使用士气低落、倾向革命的士兵镇压革命，继续维持反动统治。
这不是开玩笑吗。
8月25日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反革命叛乱。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准备恢复君主制。叛军攻向首都，首都内反动组织也准备叛乱。布党是反对叛乱斗争的领导组织者。三天内有大量工人参加赤卫军。叛军受阻，内部瓦解。8月31日，叛乱平息。
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搏彻底失败，工农兵武装力量进一步加强。
11月6日，列宁秘密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6日夜间到7日上午，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了邮政总局。2时攻占了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接着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6时左右，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了皇宫大桥。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
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瓜熟蒂落。
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的升级版。
不但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比如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仅如此，当年的协约国干涉军受到红军的影响，内部也出现了动摇，有哗变的风险。协约国由于担心赤色思想传染给本国底层，最终选择了主动撤退本国军队，放弃直接出兵，选择代理人战争，支持白军和波兰。
二战结束，这种趋势更明显，战败国和曾经沦陷的战胜国国内都出现了左翼力量，尤其是有严密组织的共产主义力量抬头的趋势。日本等战败国内，本国民众支付了血的代价，却最终家破人亡，他们看到大资本家、军阀、地主仍然过着安逸的生活，自然怒火中烧。曾经沦陷的战胜国，比如法国，本国共产党在地下抵抗运动中，作战勇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员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争霸战结束，亚非拉直接出现了解放运动。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那个国家进攻中国，都必然导致本国统治的崩溃。考虑到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的影响、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就不难理解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常规战争的原因。
1965年，陈毅元帅曾经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在老一辈看来，全球大战是一个机会，全球大战一旦打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本国劳动人民觉醒，统治阶级统治垮台，最终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催化剂。
有人认为后装枪时代无革命，至少在AI武士诞生以前，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后装枪的普及，各国实行普遍兵役制，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社会中下层不再被排斥在武装力量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其中。
工业化的时代，统治阶级无法垄断暴力，必须善待被统治阶级，否则必然遭受恶果。统治阶级对内加紧压榨和剥削，同时希望以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结果却加速自己的灭亡，这种现象既有宿命感又是一种讽刺，让人唏嘘。
今天的美国，资本高度垄断，货币严重超发，国内矛盾尖锐对立，如果胆敢穷兵黩武，试图依靠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最终的结果，必然也只能是加速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