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医药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药是从天、地、人三者的相互关系，从整体和局部相互关系，来把握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和表象，协调运用外部力量和自身力量来养护身心健康和防治疾病，包括应对重大流行性疫病，是明显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药的一个原创的、独立的、完整的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

　　围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的突出贡献和价值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

　　讲究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单谈谈中医药基本理念及其在防治疾病实践中的运用。

　　陈其广：世界卫生组织将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转变，即从疾病医学转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转向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转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从群体治疗转向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转向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的作用转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病人为中心。遵照这一转变理念，将现实生活里不同医药体系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中医药比较符合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

　　中医药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特点。比如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高度重视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平衡，主张养生、防病和治病都要遵从自然规律。此外，强调“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认为健康应是“身心一体”的，要从注重自身心境行为与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之间的关系调适来缓解精神压力，避免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中医认为，人体是各个脏腑和部位有机关联、互动的整体，审证求因、防治疾病不应孤立、静止、就事论事，要采用“取象比类”“司外揣内”“四诊八纲”等多种认识方法和手段。要了解防治疾病的一般规律，更要注意个性差异的影响，顾及时空环境因素和人体个性差异，“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辨证论治”。在疾病防治时机的把握方面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全方位、全周期介入。在治疗手段上取法自然，既有药法也有手法。中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讲求道地，以“四气五味”分其药性，又以多种炮制方法减毒增效，用“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等由宏入微、主从有序的逻辑和规律灵活变通行医用药。可谓事事、时时、处处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以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为基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陈其广：事实证明，迄今为止，由于贯彻了“中西医并重”基本方针，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彰显了“中国式办法”的特色和优势。

　　可以把防治新冠肺炎疫病的对象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不惧艰险、日夜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要“未病先防”，尽量防止被感染。第二类是大量的轻型、普通型患者，包括那些无症状感染者，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尤其是尽最大可能防止转重、转危，这是和疫病抗争的基本目标、重点任务、主体战场。第三类是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难度极大，要尽快争取转危为安。第四类是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的康复期患者。

　　对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中医药的主要优势表现为：可明显改善咳嗽、乏力、腹泻等基本症状，截断病势，控制病情进展，有效延缓或完全阻断患者进展至重型。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表示，部分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可以单纯用中药达到治愈，这在武汉一线以及北京市防控工作的临床实践中都得以证实。对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中医药退热速度更快，起到减轻肺部炎症渗出、减少损害、减少激素用量等作用，对截断炎症风暴也有帮助。尽管有以中医药为主成功救治危重型患者的实例，但确实有部分重型、危重型患者可能需要现代医药和设备的协同，主要目的是维持生命功能争取时间和机会，而非杀灭病毒。

　　对康复期的病患，除了中药汤药之外，中医还运用了针灸、按摩、耳穴贴敷、八段锦、太极拳等疗法巩固疗效、促进患者恢复。

　　总之，在现代医学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可用的危急之时，中医药借鉴历史上防治瘟疫的经验，以扶正祛邪和辨证论治方法为基本，全方位、全过程参与防控救治，发挥了显著作用。

　　中西医并用是中国抗“疫”最大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结合中医药治疗原理，用简单对比的方法谈一下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疫病中的作用？

　　陈其广：现代西方医药能否有效医治病毒性、流行性疫病，第一步是必须确定具体病毒种类，否则就“不知道敌人是谁、向谁开枪”；第二步是研发线性靶向的特效药和疫苗，没有特效药和疫苗就“打不准靶标、打不死敌人”。但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需要时间、精力和经费、物资投入，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疫情突发且迅猛传播的情况下，往往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缺席”，远水解不了近渴。

　　中医药有所不同。我国在历史上有多次成功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方法防治传染性疫病的实例。中医药对病因和疾病证候的认识和处置方法与现代西方医药很不相同。对病因的认识包含一系列的内外因素（“三因说”），就连疾病生成过程中气候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防治疫病不但要直接从消除证候，尤其是从那些紧迫、严重的证候入手，还要兼顾养护和调动患者自身相关脏腑的功能来助力协同。

　　在其他国家只能或主要运用一个医学体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我国却可以中西两手并用、双管齐下，这是“中国特色”最大的优势所在。

　　从中西临床效果对比的角度，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此前提供的数据，中医组接诊34人，其中普通型27例、重型6例、危重型1例；西医接诊18人，其中普通型13例、重型4例、危重型1例。

　　中医组治疗方法：运用湿毒郁肺方、疫毒闭肺方等汤药和中成药连花清瘟、金花清感颗粒、藿香正气水、体外培育牛黄等；中药针剂用血必净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参附注射液，使用汤剂的比率占88.2%，血必净注射液的使用率占88.2%。此后运用针灸、按摩、灸疗、太极、八段锦等中医恢复疗法。

　　西医组治疗方法：用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利巴韦林、a-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奥司他韦等；抗感染药物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头孢类及青霉素类药物等以及丙种球蛋白、甲基强地松龙；根据病情需要使用高通量氧辅助、无创面罩通气、小潮气量肺保护性通气、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辅助治疗。

　　两组治疗结果显示，体温复常时间：中医组（2.64±1.31）天，西医组（4.38±1.90）天；平均住院天数：中医组（7.38±2.06）天，西医组（9.59±3.59）天；CT影像好转率：中医组88.2%，西医组68.8%；临床治愈率：中医组32人（91.4%），西医组11人（61.1%）；普通型转重型及危重型发生率：中医组5.9%，西医组35.3%；死亡率：中医组死亡3人，8.8%，西医组死亡7人，38%。

　　另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此前介绍：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重型、危重型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未用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药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是31%（56/178），后者是前者的10倍。

　　通过比较可以认定，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显著成绩与中医药普遍且早期介入存在直接和确定的联系。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23日发布会上公布的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全国确诊患者有91.5%采用了中医药治疗，临床观察显示总有效率在90%以上。

　　对解决重大难题具有巨大应用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发展推广中医的意义和价值。

　　陈其广：首先，当代用中医药来防治重大流行性疫病的意义和价值仍然可以用传统的“简便验廉”四字来概括，即简单、便利、灵验、经济。中医并不一定要依靠各种复杂仪器设备的检查来确定病毒（病因）、病位和病程后才能着手治疗，治疗所需的方法、技能和用品又很方便操作。在此还必须谈谈“廉”。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涉及面宽、人数众多。从公开信息推断，不分病情轻重，全国平均一个病患的救治费用已在2.5万元以上，重型可达40万元以上，危重型甚至有超过100万元者。如以大多数患者即轻型、普通型为对象，仅计算器械和药物等直接费用，单纯用中医药方法人均在2500元左右，而单纯使用西医药人均可能8—10倍于此。如果把全国各类疾病的不同医药方法的成本差距合计起来，会是个天文数字。

　　其次，尽管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发生了一些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力的新型流行性疫病，同时，精神、心理疾病也因利益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紧张而呈现高发趋势，但中医药依然大有可为。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用经典方加减重组、低成本研发防治“甲流”的“金花清感”中药组方；从将砒霜成功运用于治疗白血病获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到研发“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痛苦，直至在最尖端的航天医学领域的中医药应用，从根本上都离不开对传统道地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和恰当运用。

　　此外，对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中医药优势更明显。全面推广中医药服务，不但婴幼儿可能较少受到部分对抗性药物对免疫系统自然正常发育的影响，老年人也能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以缓解我国老龄社会医疗保障的重大难题。因而，全面推广中医药服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大有可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