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朱，1969年出生。诗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曾获安高诗歌奖，中国当代艺术奖评论奖、胡适诗歌奖。著有诗集、散文集、艺术评论集多种，包括中文诗集《皮箱》、《五大道的冬天》，法文版诗集《青烟》，英文版诗集《野长城》，艺术评论集《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等。
朱朱散文诗十首
周围，同情的屋顶成排，它们彼此紧挨着。小镇居民们的身影一掠而过，只有等它们没入了深巷，才会发出议论的啼声。通道的墙壁上绘有箭头和站名，别错过，否则你就会迷失在数不清的岔路之间。一座庞大的地铁中转站，幽暗的迷楼，虬枝横生的树干。你走在通道里，能听见隔壁传来地铁疾驶而过的咆哮声，它像一位神秘的邻居。车站的地形并不像上方的广场，它跌宕起伏，通道由台阶衔接着，在弯转之中忽上忽下。外乡人，像蚂蚁背负着行囊，手上捏着一本小书般的交通图册，目光不断在搜寻，脚步放慢又骤然地加快；而巴黎的人潮近于匀速地流动，掠过他们的身边，有时候，整条通道无比空荡，只留有一两座礁石般的剪影。我曾经是那样的礁石，耽搁在那儿，一点也不好笑。从我的身体里升起抗拒的愿望，关于一个人必须按照无限可分的法则，做出一次又一次相应的选择，惟有如此他才能够到达一座站台，被载向目的地。夏特勒就是这座世界结构的图腾，就是驯兽场。① 夏特勒（Chatelet），全巴黎最大的地铁中转站。当我徘徊之际，她主动地走近，冒雨领我到一处街角，指出那个正确的地铁进口。在短暂如一个烟圈的途中，她说起自己去过香港。她远去，而我在这一刻重新认识自己——我是一座古旧豪宅的庶出子弟，生在宗族的重门之外，从没有真正地回到过那地方，一切都是传闻、怨恨、雾霭、碎片瓦砾，我负气磨灭自己血液里的优雅气息，有意以鲁莽而蔑视的目光看待全世界。在巴黎这座堪与我祖先的宅第相媲美的地方（它是眼前纹丝不动的实物，无法不让人动容），在一个如此友爱而妩媚的女性面前，我像一头童话里被巫婆施咒而从王子变成的野兽，会产生一种对于修养而非对于肉体的、奇特的情欲……它独力撑开树冠；在没有人倾听的时候，它也会像一个收拢了降落伞的伞兵坐在那里玩。树是它的房间，树是现成的，但里边的阴森不是谁都能住惯。尖利。保持尖利。有时它活着，几乎是冲着我一个人叫喊。它非常缺少朋友，这成了友谊的明证。当它想凭借一个固执的音汇成洪流，将我吞噬、卷走，我就远避。幸而有两头心爱的狗，它们的目光洗濯我的脸，也化约很多。和它们歇上一宿，回到了幽深的中心。整理着行李箱里的各种玩意儿，车票，写有地址的纸片，画册，小礼品，最终它们被汇集起来——我最大的收获，是从人群中寻找到人，辨认出人，即使是以最苛刻的结算，人群中毕竟有人。有没有伟大的牵线人？比掮客、拉皮条者、编辑、外交官和黑帮的大小头目更高明的牵线人……走下火车，我正想吸一支烟，却瞥见站台廊柱下，有人先于我点燃了烟。一名外国女子。短发纷乱地竖在风中，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衣。臃肿。脸上有惊魂未定的痕迹，所有事物的重量还在压向她，尊严像热气呼出后就不存了。那张脸真是太凄惨。我在这个瞬间想起东欧，尤其是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有所栓系的国度——柱子倒塌，绳子断裂开，受惊的马儿跑到了外边。她警惕地在这里张望，汉语对于她就是一片蛮荒。随着一阵急促的警铃声，电动铁栅栏封锁起这条横穿铁轨的马路，守道人在这时候神气如典狱长，巡视着羁押在两侧、越排越长的队列。驶来的火车上有人在交谈，有人在专注地削一只水果，也有人转过头，往窗外投下漫不经心的一瞥——哦，一闪而过，全都显得那样安静而优越，就像古代皇帝们出巡的随从，望向沿途匍匐的民众。火车的烟雾和噪音消释之后，车辆和行人争先恐后地走散，守道人忽然矮小如啮齿类动物，缩回了木笼子般的小屋（烟头一闪一闪）。铁匠铺依旧叮叮当当，在废品收购站的院子里，孩子继续捆扎着纸板箱。绳子不再簌动，晾晒中的尿布和海带仿佛重新被灌进了铅，一个妇女继续打着毛衣。我惊异于这个街区蛀牙般的存在，它的神经被剔除了，每一天，当一班又一班的火车如同电锯在这里频繁地切割，它的那些篾匠、箍桶匠继续编织着聋的、哑的、忙碌但毫无变化的生活，偶尔冷漠地抬头瞥上一眼，布满血丝的眼神里有一种赌气般的捍卫。总是说巨变。总是说这一页已经翻过了……而这里，未来总是被经过，被经过，变化并没有真正地到来……某扇窗突然发出刺目的反光，如同俯瞰整个监狱的瞄准镜：低下头去，干你的活！这地名在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里出现过。有一年夏天，我在昆明一位女士的陪伴下，怀着对蝴蝶的想像和热情，沿那里的山径而行。巨大的榕树，幽清的泉流，但没有发现蝴蝶；直到我们穿越一大片人工整饰过的风景区，才看见那种小小的、白色的粉蝶在草坪上翻飞，它们是蝴蝶的家族里最寻常的一类，不过，也很迷人。蝴蝶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走进了一座昏暗的、恍然已多年无人光顾的蝴蝶博物馆里，那里的墙上挂满了蝴蝶，种类有数十种，数量却有几万只甚至更多，每一种类都被不厌其烦地重复，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麻麻地排列，好像土豆堆积着。我们感到气闷，逃跑般地离开了。山坡上，当地人向我们兜售着他们自己制作的、镶好了镜框的标本，其中有一些罕见的品种，是从海拔更高的山林中捕捉到的。我们跟随其中一位来到某座工场，那是一家废弃的工厂库房所在。他的合伙人正在空旷的房子里制作标本，膝盖上摊放着一堆东西，针筒、剪子、镊子、刷子和别的什么，空气里充满了福尔马林的气味，我的眼睛被刺激得流出了泪水。我们绕到这房子的背后去，那是一大块水门汀空地，地上摊放着无数张旧报纸，每张报纸上都挤满了死去的蝴蝶，它们体内的液质已被抽空，经过防腐处理后，放在这里等待晾干。四周沉寂之极，空气中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绿色的山体似乎在恐怖中凝固，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蝴蝶，然而，这恰好也意味着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尸体。通常会有一把断柄的扫帚，一把褪色的油纸伞，几只空瘪的油漆桶，铅丝圈；也会有大家伙，譬如梳妆台或木橱之类的老家具，橱门用胶布粘着，镜面已经破碎了，抽屉把手上缠着尼龙绳。在蒙上泥垢的露天自来水池里，堆积着成捆的旧杂志和报纸。去岁的枯叶仍然粘在石板上，好像一堆被踩碎的飞蛾翅膀。爬山虎就要淹没厨房的窗口。在这里，藤蔓和野草通常会长得很茂盛，春夏时分，野花甚至会长进一只歪倒在地上的土黄色陶罐里。如果一棵有姿态的树开始蓬乱起来，恍若野生，也许是意味着，这家中最近有一个老人去世了。这就是后院，一个处在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地带，一个使情感得以回旋的余地。负债的良心学会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减轻自身的压力——我们会将那些失去了用处、又难以丢弃的东西存放在这里，直到它们风化、腐烂，自行消解，被雨水冲洗，为泥土接收。总之，我们自己的目光很少到达这里，而它本身常年处于阴影之中，只在午后的一个短促时段里，阳光会掠过，好像一位母亲来到孤儿院的栅栏边，默默地伫望着，然后转身离去。巴黎。深夜。巴什拉尔在一本快完成的新书里和自己谈得正欢，忽然，传来了一阵阵邻居往墙上钉钉子的声音。上帝啊，如果你要惩罚我，就直接派我去战场打德国人吧，千万别趁我有灵感的时候，让人从背后开这样的冷枪！好几次他都想站起身去论理，可出于知识分子的软弱，结果是颓丧地靠住扶手椅。忍受着，忍受着……转机出现在又一声敲击：这好像是和他老家小花园里的什么联系在一起。他仔细地听，终于听清了——一声声，一声声，更肯定了。完全就是这回事，小花园不知从什么时候启程，搬移至他的隔壁。需要很多的好心人合谋才能完成此举，或许，逝去的祖先也在冥冥之中助了一臂之力。现在他终于又可以安心写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