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私塾的由来及演变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
私塾源于塾。最早关于塾的记载出自商代甲骨文。塾在卜辞中作“孰”。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最早的“塾”见于《尚书·顾命》中“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这里的“塾”是指“门侧之堂”，是“宫门外两侧的房屋，为臣僚等候朝见皇帝的地方”。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私塾”是从“家有塾”的范畴中发展而来，但不同于“塾”，因为它已成为一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而且这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在古代教育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类型。也就是说广义上来讲“私塾”是一种的私学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形式。
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塾师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当中既有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私塾有三个特性：
首先，私塾是由私人组织的设于民间乡党间的教育机构，具有民间自发性和普遍性。
其次，注重学生教育的基础性。在古代官学体系中基本不存在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因而此类开蒙养正的教育便由私塾承担。学生一般于七八岁左右入学，在私塾中主要学习识字、习字，兼习算术，以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和初步的计算能力，养成一些基本生活习惯，知道一些礼节规矩，为进一步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打好基础。
再者，由于在组成结构上相对比较简单，私塾的设立和普及更加广泛，而这种广泛存在更加促进其整体的稳定性，保证了民间教育的连续性。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
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私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私塾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先后经历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继而在隋唐到宋元期间的“私塾” 。
一、“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两汉—— 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而盛于战国“百家争鸣”，至秦“焚书坑儒” 两汉时，私学按教学程度为两类，书馆和经馆。书馆又称书舍，主要从事识字和书法，教师称为“书师”，由私人教学的蒙师担任，教授儿童识字、习字，同时传授自然和日用常识，进行道德和立志教育。
书馆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在家室之中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入馆就学；另一种是富贵之家聘书师来家施教，方便于本家或者本族学童在家受教，故也称“家馆”。这里的“书馆”、“家馆” 、“经馆”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场所，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经学教育和专习经学教育。“学生在初步识字之后，进入一般经书学习阶段，此阶段主要由‘乡塾’来承担，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 由于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私学发展逐渐演化出后期私塾教育的雏形，故而称这一阶段为“前私塾”。
二、“私塾”成型发展阶段（隋唐—— 宋初，统治者顺应民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荣文教而抑武事，遂施行“兴文教，崇儒术”的文教政策，三次兴学建立学校，重视科举，倡引社会士子读书以荣仕途。但是官学废置已久，一时未能建成，私学则成为教育的支柱，故有“未有官学，先有乡党之学”之说。私学中，书院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的功用中脱颖而出，并取得统治者的青睐而受重视，在学术发展上，书院以学术研究为中心，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书院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曾盛极一时。
与书院相比，私塾在发展上也逐渐成型，首先，在以蒙学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方面私塾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成为民间比较稳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次是在私塾的名称上，以“塾” 元代官学教育通过开设社学开始触及民间底层社会，社学也当属于私塾的一种，与义塾相当。私塾鼎盛发展阶段（明清时期）
明清之际是私塾发展的鼎盛阶段。 清代教育基本上是沿承明代时的教育框架而发展的，中央政府亦十分重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发展官学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提倡并参与组织蒙学教育，大力开设社学和义塾，鼓励私塾发展。清代社学在一开始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后来成效微小，甚至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义学或义塾的兴盛。经过长期的努力，义学从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说民族中推行，发展成为覆盖全国城乡的义学网，为清代的教育普及，尤其是及偏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
综上所讲，一方面由于传统私塾教育长期发展、积淀，另一方面因为统治者推行“乡村教化”与“社学运动”，明清时期的私塾发展呈现出由城及乡的纵深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宏观控制管理，行政予以监督，保证了私塾全面普及，使蒙学教育由汉族聚居区向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延伸。明清统治者一改历代对待蒙学的态度，对其予以重视，采取各项措施加强民间私塾的普及，包括颁布兴学诏令，设立地方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对私塾进行管理和控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全国统一性的私塾普及。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私塾受到了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等问题，私塾逐渐被废除了。但，不可否认，2000多年的私塾教育，作为封建社会人才培养的摇篮，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