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丨 霍俊明：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
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
而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确实，自媒体时代的诗歌不是一般的热闹，就如高速路上不分昼夜的轰鸣。几乎是一夜之间，各种私人微信、大大小小的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催生了大量的分行写作者——注意我没有使用“诗人”一词，而且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每天都在刷新中——据统计在一千万左右，光是一线劳作的工人诗人就有几十万重之多。这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不乏与命运直接相关的真实之作和优秀文本，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能忽视的景观——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甚至诗歌界的闹剧时时上演。有时候已经不再是咿咿呀呀的粉墨登场，而是赤裸裸的叫嚣和示丑。
微信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热闹”“繁荣”，还有没有我们不敢正视的缺陷、问题甚至灾难？
微信带来了诗人的狂热、内心膨胀和空前自恋，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微信平台的积极意义。平台可以提供民主和自由，也可以制造独断论、霸权癖和自大狂。微信作为近乎突然降临的自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更新了当下诗歌的生态——无论是写作、发表、阅读还是评价、转载、传播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任何人而言多可以发表自己的诗，评价别人的诗，可以利用微信平台提供的前所未有的交互法则讨论诗歌，这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写作和传播的民主形态。对于长时期遭受媒体禁闭的中国诗人而言我们不能不感谢微信带来的便利。但是，平台、媒介只是个客观中介物而并不代表了“政治正确”“价值判断”，也不代表了此语境下的诗歌就在发表、传播和评价过程中代表了文学的“进化论”，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空间产生的诗就比以前的诗更好、更重要、更伟大。甚至在以“个人终端”为圭臬的个体主动权的刺激下激发出了“诗歌民主”的话题和种种想象。尽管这一看似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诗歌民主”仍然只是一个幻觉罢了。几乎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正在不分昼夜地讨论、热议、评骘，甚至有全职型的“选手”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地对诗歌进行点赞、转发并且还组织起微信平台的“读诗会”“评诗会”“品评会”。时不时还发起红包打赏。这是新一轮的不折不扣的诗歌运动——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圈地、占山为王，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发起者、创办人甚至自封的领袖。这让我们想到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那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流派、宣言和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下的诗人扛着五颜六色的旗帜跑步叫嚣着进入中国诗歌的运动场。那是何等热闹？何等喧嚣？但是也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些运动法则驱动下的流派、团体、群体、宣言和主义瞬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最终大火熊熊之后留下的灰烬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流派和诗人存活了下来。
诗人数量和诗歌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无疑了。怪不得很多读者、旁观者以及诗人和评论家都惊呼——中国居然有这么多的诗人！写诗的人多了也不是坏事。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写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这一道理。在一次大型的诗歌节上我当着国内很多“大腕诗人”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与“写诗的人”并不是可以简单划等号的。在我看来，“诗人”是在技艺、语言、思想甚至行动和品行上都是完整且出色的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写了一两首分行的文字后就大言不惭声称自己是“诗人”“优秀诗人”“著名诗人”——这不是扯淡吗？甚至诗歌界不乏很多“不端”之人。由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资本的诗歌奖——甚至自己给自己颁奖也已经不再新鲜，且这些奖的名头越来越吓人——动不动就是“国际诗歌节”“国际诗歌奖”“终身成就奖”“杰出诗人奖”。这背后的标准和评价底线是什么？而围绕在这些活动和奖项周边的诗人和所谓的评论家你们问心有愧吗？
我觉得时下诗人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变。诗人不再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英雄和精英，不再是民族和人类的代言人，不再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风向标的先锋和创造者，而成了文字中的自恋癖、自大狂、市侩和文化投机者。君不见当下的诗人更多是为评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政府和文化单位的奖励写作、为征文写作、为采风写作、为红包写作。独独缺少的是为良心写作、为汉语写作、为本土经验写作，更谈不上当年布罗茨基所的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了。谈到诗歌的“口味”更是让人瞠目——诗歌的标准以及判断的差异性总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言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说你是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个人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又会有人指责你不关心现实远离了时代。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你跳得不够远，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总之，诗歌的“原罪”已经横亘在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面前。你难以逾越，必须去面对。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被修改。
现在诗人的脾气是越来越大——诗歌水准却愈益低下，只爱听吹捧和抚慰之语——一些所谓的诗歌批评者正充当了这一角色。诗人的脾气一方面来自于这一特殊写作者的精神症候，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自媒体平台下各种圈子和小团体的固步自封的利益和写作虚荣心的驱使。
当下的诗歌“热病”还体现为一部分诗人的阴鸷之气和冷硬的批判面孔。我在更多的年轻写作者那里看到了他们集体地带有阴鸷面影地说“不”。似乎否定、批判甚或偏激有时候会天然地与青年联系在一起，但是也必须强调的是诗人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雅罗米尔式的极端气味。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现实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这让我想到的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从“否定型”的诗人面目出发我想说的是当下诗歌独立精神的缺失，而更多的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和私人日常情感的无底线泛滥，还有就是浮泛的社会题材写作。“地下”显然是这个时代已经久违的词。或者说“地下”“先锋”“民间”“独立”在这个时代仍然还被稀稀落落地提及，但是已经物是人非、面目全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以及诗歌中那些面目模糊的“地下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或道具。试图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自身革命的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前朝旧事和痴人说梦。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到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来路正长！。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关注本文自身，而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身份、阶层、现实经验和大众的阅读驱动机制以及消费驱动、鼠标伦理、眼睛经济、粉丝崇拜、搜奇猎怪、新闻效应、舆论法则、处世哲学、伦理道德、“发表政治”等在时时发挥效力。我想到诗人北岛据此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尽管北岛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可是，面对着娱乐和消费法则，我们每个人都似乎身处其中而难以自拔。
在北京，我偶尔会想起乡下院子里父亲和三舅亲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结实、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时候是被闲置在院子里一个角落，只有偶尔修房补墙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显然这架有着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个精神能见度降低的钢铁水泥城市空间，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个位置——看清自己的处境，也顺便望一望落日，看一看暮色中并不清楚的远方。我想这把梯子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观，哪怕诗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正如备受争议的余秀华说的“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摇摇晃晃的人间》）。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梯子为何物。而对于诗歌而言，这一架梯子显然代表了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方向性。当年的很多先锋诗人尽管目前仍然勉为其难的坚持写作（很多早已经偃旗息鼓），尽管他们也仍扛着或提着一个想象性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更多的时候是无效的。因为在一些人那里，这个梯子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西方的材料。到了文学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单纯由西方材料制造的梯子已经承受不起人们踩登上去的重量。而更多的时候这一诗歌的梯子也只是被提在手里，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横放在门口或某个角落——不仅不能发挥高度和长度的效用，而且成了庞大的累赘和摆设。
2014年的十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州的江心屿和楠溪江，看着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生活。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诗人，还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继续说“人话”为好。再一次强调的仍然是那句话——你必须站在生活的面前！
在历史的法则面前，时下的诗歌“热病”只是暂时的，因为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永远是稗草，灰烬就是灰烬。诗歌史只是由真正的诗人来完成的。也许，这就是诗歌的真理。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