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 | 不了情

俗语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最难偿还的是人情债。三十年前,我就有一笔人情债,到目前没有偿还,让我时时想起,夜夜牵挂。

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刚结束,商都县商业局郝局长就带领下乡工作队一行四人进驻我们村,协助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三同”。

郝局长是战争年代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干部,据说省里的干部见到他也是称兄道弟。老头个子不高,水平不低;对农村工作相当熟悉;对农民疾苦非常同情;对生产队的粮食分配从不插手干预。给村干部为农民办实事创造了应有的空间。其余三位干部:王玉英、王恒、赵锴。都是局里的股级干部。其中赵锴与我有一段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星期天,假期里回村,总是在大队部里逗留。看见几个城里干部睡在农村的土炕上,尤其是赵锴,一个面皮白皙的中年干部,农村这种不卫生的生活,他怎么能习惯呢?一张褥子就炕铺。连块毛毡都没有。想到这些,我毅然把自己的牛毛条毡借给他,他很是感激。

一年以后,工作队撤走,但郝局长一行与我们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我们村联系高压电,我们村也经常给他们送些农副产品。双方感情笃深。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中考,在体检前就知道县医院的放射科大夫收受贿赂很严重。我那时身体单薄,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只有100斤。担心在体检时出现异常情况。于是,我的父亲事先就和商业局的司机打好招呼。因为他的妻子也是医院的大夫。

怕处有鬼。不知是那位司机没给打招呼,也不知是越打招呼越被“重视”。透视的时候,我听见两位大夫嘀嘀咕咕,说我需要进一步复查。

等其他人走后,我问大夫,人家板着脸孔说:“有问题!”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非常着急,赶快到街上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要我到商业局找王玉英。据说当时他是局办公室主任,权力很大的。

我直奔商业局,结果是王玉英偕同局长下乡到百里以外的某公社,今天回不来的。我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在办公室走廊里团团转。眼看就要下班,已经有人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了。

正当我无奈之时,赵锴站在我的面前。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详细告诉了他。他说别着急,咱们回家。于是,他骑车带我回到他家。

与他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今天没有找到王玉英并非坏事。因为在“文革”中,他批斗过人家这位大夫。而赵锴恰与这位大夫相交甚密。那个时候物资紧缺,赵为他批过好多自行车、缝纫机。

中午在赵家的两个小时真是难熬,让我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真谛。闻着他家香喷喷的面片,我没有一点胃口;躺在他家舒服的席梦思床上,我如坐针毡;听着他们夫妻的畅快的鼾声,我感到刺耳;一支支香烟吸进肺里,一杯杯茶水饮到肚里,我却没有平时的那种悠闲。神仙这时也魂不附体。烟圈散乱,如我之心烦意乱;茶水烧心,如我之滚油浇心。平时稳重的我,一时乱了方寸,按捺不住。

好容易熬到两点,赵妻上班。赵也说大夫现在也该午觉醒了。到得大夫家,正好人家起来。正悠闲地品着浓茶。

“赵主任有事吗?”

“这是我的外甥,听说今天透视那关没有过?”

“什么名字?”

“是有点问题。”然后转向我“得过肺结核吗?”

我怯懦的回答:“不知道。”农村孩子,即使有病也是拿命扛着。没有多厉害,自动好的也是常事。

“已经钙化了。”

“农村孩子考个学校不容易,你能保证不影响录取吗?”

“没问题,我拿我的人格担保。你今天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然后转向我说:“回去准备吧,只要分数上去,我保你没事。”

我说:“谢谢!”

后来便是我被师范学校录取。

三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一面。他现在也该是奔古稀的人了。其间我父亲可能给过他们一些农副产品,我却没有给他一点回报。因为毕业以后,我就到外地工作。家庭、事业诸事缠身。即使回家乡探望父母,也很少在商都停留。现在想来,实在是一件憾事。

希望他还健在,给我一个报偿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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