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脉络

一天一词，用了六个多月时间，沿着宋词发展轨迹，抄了宋词主要作家的词作，今天回顾疏理下宋词的脉络。

宋词沿袭唐五代的词由小苗长成大树。

词始于宴乐（燕乐），就是在酒席上侑酒歌唱的歌词，始于唐代。发展到宋初，词的体裁偏窄，风格纤丽雕琢、猥俗浮艳（之前，冯延巳、李后主等人的词作略开大气象，然而，继之者少），宋初就有人尝试改变词风，扩大其表现范围。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等，都做了尝试，但多是清丽的小令，且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范仲淹也做过几首词，气魄很大，但数量太少。晏殊、欧阳修着意于词的创作，有意摆脱晚唐五代卑弱浮艳习气，延续五代著名词人冯延巳的风格，被世人所接受，尤其是欧阳修，主导诗文革新，较之晏殊有更多开拓性贡献，其词风爽朗清丽，题材更宽，述怀、咏史、描绘自然景物都有佳构。同时，张先、晏几道等，也在“竞变新声”，为词发展积累着变的因素。

当他们都在努力时，一个浪子穿行花陌柳巷，创制了大量新声。这就是柳永。柳永的词主是为妓女而写，较多地描写了真实的生活，更多地创制新词牌，且多是慢词，又丰富了表现手法。赋比兴都用，更多地用赋，层层铺叙，尽情渲染，以致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更偏向俗艳一路，还不入文人法眼。苏东坡出现，以诗为词。词出自歌宴，带着些色情的成份，从唐代到宋末很多词人都做了大量这样的词，苏东坡反对“闺门媟亵之语”，以诗为词，其实就是将“诗言志”及“诗教”的儒家传统引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他扩大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末年，刘辰翁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从单纯的抒情到叙事、说理，苏东坡将词发挥为无所不用的文体，词成为抒情达意甚至政治辩论的媒介，词已是奇观，也获得了尊严。

无论是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还是贺铸等人，都无形中受到苏东坡影响，但这影响只是对词的开拓上，并不是风格及审美上，这些人都各有追求，各有千秋，形成自己的词风。

然而，苏东坡以诗为词，对词的创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让词的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湮没其特性。李清照批评苏东坡的词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指出其问题是：“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唇、舌、齿、牙、喉），又分六律（六阳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阴律是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又分清浊轻重。”

反者，道之动。在苏东坡影响巨大之时，不只是李清照，更有很多人注意到音律的问题。周邦彦对音律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只是解决苏东坡音乐上的问题，更在词的意象上有所突破，以致于后人觉得他的词可以和唐代杜甫的诗相媲美。然而，他也有可指摘处，一是题材上狭窄，二是又入“闺门媟亵之语”，我所读到的最流氓的词，就是他的。如果按照儒家传统来说，周邦彦很多词都是不合规矩的。但周邦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北宋在周邦彦辈优雅的词曲声中，走到了尽头。靖康之变，不只是北宋王朝的灭亡，也是新词新风格崛起。李清照作为一个女词人，天纵英姿，没有男人世界的龌龊，自少时写的词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就有一种清丽。到北宋亡国之后，便从个人的生活，转入国家之恨，写了大量既有个人感受，又有时代意义的诗词，其词无论从意象上，还是从格律上，都是上乘之作。“千古第一才女”称号诚不诬也！

同时，像朱敦儒、陈与义等，也从年少轻狂中走了出来，从纵情诗酒转向对国家民族大事的思考，写了很多伤怀故国、渴望收复的爱国词。

饱受乱离之苦，又有少年意气，一心恢复中原的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的词成为那个时代最强音，他们凭一腔热血，以词为武器，抒发抗争精神，塑造着超人一样的人格。我最喜欢的是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中，“肝胆皆冰雪”的人品，“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气度，都让我观为观止。

另一方面，南北议和，宋室称侄，称臣，也暂时带来了偏安，文人们也就有了无奈，享受山水，这其中，中兴四诗人之范成大、杨万里（更多成就在诗上），把田园风味写得十足。（另外一个尤袤诗词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人看不到了，故不再议论）同是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在诗歌上成为中国流传下来诗歌最多的诗人（古代乾隆皇帝存诗最多，但其诗写得不好，不算数），也兼填词，追踪苏东坡，继承张元干、张孝祥，抒写慷慨悲凉的爱国情思。

在前人爱国词基础上，在吸取前人词创作的得失教训之后，辛弃疾横空出世，把极强的生命力注入词中，使词达到了最伟大的高峰，无论是写古人，还是写景物，还是写个人经历，都承继了苏东坡的豪放词风，又在形式、格律、语言上大胆创新，拓展题材与意境，刚柔相济，纵横捭阖，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不只是以诗为词，更以文为词，使词达到了无话不能说，无情不可道的境界。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继承之，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辛弃疾的境界，反而陷入粗疏。姜䕫针对其粗疏一点，学习周邦彦，开创另一种词风。这种词风，讲究章法、音律，追求完美的蕴蓄的意趣，更倾向于艺术的完美，却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之后，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都远绍周邦彦，近师姜䕫，在词的艺术上下足工夫。再往后，蒋捷突破当时的风气，成为宋末词坛最耀眼的词人，在表现方法、语言上，多有独到之处，往往大胆尝试，不受拘束，其词自由奔放，近于辛弃疾，清劲含蓄，近于姜䕫。

宋亡前后，除了无可奈何的叹息，还有战斗的声音，这就是文天祥等人的词，以战事、气节为题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坚毅为内核，以坚守道德为最高价值，用热血丹心谱写最悲壮的词作。

　　此外，沦于北方的文人，如赵秉文等，把无奈沦于异邦，思归不得，留守不安的心态著于词作，更有像元好问之类的辽金文化人接受中原文化，创制了很多美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