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古今中外评张载
伟大的思想必然会不断传承，继而成为经典；伟大的人格也必然会流芳千古，为后人永世铭记。关学如是，张载如是。本文辑录了自宋以来古今中外十余位名家对张载的评述，论及其人或其学术发展的影响，以感其功绩之不朽。
康定元年（1040年），张载奔赴延州，拜见当时位居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上《边议九条》并请求从戎杀敌。范仲淹独具慧眼，认定张载乃学术奇才，若改走治学之道势必更有前途。《宋史·张载传》中载：“公一见知其有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公此番评述不仅促使张载改弦更张，走上治学之路，更助力了后来关学独树一帜成为济世为民的正学之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范仲淹实乃慧眼识珠，功德千秋！
熙宁二年（1069年），张载二次奉诏回到宋都汴梁，在向皇帝陈述完自己“渐复三代之法”的治国方略后，神宗极为满意，并回应道：“卿宜曰见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议事，朕且将大用卿。”这个“大用”就是后来张载新的官职－“崇文院校书”。这也是张载一生为官最高的职位－从七品。神宗的肯定鼓励并鞭策了张载的政治抱负，使之不断精进自己的治国思想。
张载去世两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年），弟子吕大临为感怀恩师一生的学术功德，撰写了《横渠先生行状》一文。其中有云：“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谕，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这段文字着眼于张载的处世风范及认真严谨的礼德品行，为后世评价其人格魅力及性格特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而彼时，吕大临已转投二程门下学习洛学。可以说，吕大临以关、洛融合的视角为先师张载生平作评，更是真实客观的再现。
元祐五年（1090年），官至“太常少卿”的张门弟子范育经深思熟虑三年后，终于撰写了《正蒙·序》一文。其中有云：“子张子校书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阴，横渠之阳，潜心天地，参圣学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范育的评价可谓客观而精准，完整深入地总结了张载思想的发端过程和成就高度。在《正蒙·序》的末尾，他感慨道：“圣人复起，无有间乎斯文矣。”这是张载去世后第一次有人以“圣人”之誉标榜其功德。从此，“圣人张载”也便有了出处。
依照常理，学生评价老师大都褒多抑少，不足为奇。我们再来看看和关学呈竞争之势的洛学创始人程颐如何评价张载。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有云：“唯横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程颐在肯定张载及其思想的同时，也有“批评”之意。这显现了学术门户之陈见，但也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反思了掣肘于时代的限制，张载思想中确实有过于理想和唯心利他（尊君主）的成分存在。我们只有不含私心，全方位、客观务实地解读先贤的思想，才能使之学为所用。
以上评价皆可看作与张载同时代者的感性认知，毕竟他们都和张载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触。而下面的朱熹，其评价就非同寻常了。
《朱子语类》中有云：“（张载）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横渠此说极精。”这是朱熹对张载及其思想的总结和评价，可说是极尽溢美之词。他在《横渠先生画像赞》中有：“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这段表白意味着朱熹对张载为学精神及勇于挑战自我的创新之举是极其佩服的，以至于他要将张载的《西铭》训词悬挂在自己的学堂之上，以警示自我。然而，他却将张载开创“气本论”的功劳及渊源记在了二程名下，还毫不客气地顺手将之定格在“理本论”之下，使张载及其创设的道统学统统成了程朱理学的附庸。这可是让人大跌眼镜，实属霸道之举。再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中有载：“横渠气说出于程洛，气于理之下，载说亦在二程内，始于程子一学。”此言给了关学从属于洛学的依据，所以造成南宋至明代中叶近乎两百年间“关学不显”，主要就是源于朱熹的评说之功。然而，历史终究是众家之说，而非一家之言。朱熹的评价反而让后世加深了对张载及其思想的深挖和剖析，这又成了“不好”之中的“极好”，反而坐实了朱熹“以他学为己从”的排他论。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可谓是张载关学的“再传鼎器”，他对张载的评价颇有高度。王夫之在其《张子正蒙注》中有云：“张子之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精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王夫之一生敬重张载，尊崇关学。继范育之后，他继续颂扬张载为“圣人复起者”，进一步夯实了其圣人的尊位。1692年，王夫之去世。此前，他已给自己撰好碑文，其中就有“希张横渠之正学”的自我定位。王夫之之所以被后世誉为“关学亚圣”，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以上大都是来自文人的评价，立场、观点或多或少会有些偏颇，那么看看下面这位文武兼修者对张载的赞誉之词，会否完全打消此种片面的“文人之说”。
清末义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言：“不知张子，又乌知天？地圆之说，古有之矣，唯地球五星绕日而运。月绕地球而运，及寒暑昼夜潮汐之所以然，则自横渠张子发之”“······今以西法推之，乃克发千古之蔽。疑者讥其妄，信者又以驾于中国之上，不知西人之说，张子皆以先之。今观其论，一一与西法合。可见西人格致之学（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新日奇，至于不可思议，实皆中国所固有。中国不能有，彼故专之。然张子苦心极力之功深，亦于是征焉。注家不解所谓，妄援古昔天文学家不精不密之法，强自绳律，俾昭著之。文晦涩难晓，其理不合，转疑张子之疏。不知张子，又乌知天？”谭嗣同认为张载关于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不仅早于西方，且高于西方；不仅合理，而且科学。
比张载晚八百多年的英国科学家、教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道：“（气论）是十一世纪关于感应原理的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长期保持着它的活力。”丁韪良在《翰林集》中称其足以同“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旋涡”等说相匹敌。无论这样评价是否恰当，都显示了张载之学的杰出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也是将张载及其思想推向世界的首位外国人，为张载思想走出国门、立足世界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伟大的思想，其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饱有持续的生命力。张载及其关学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