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孔乙己，是否会代职残联主席？
文丨曹旭
孔乙己在现代的社会，在现今的鲁镇，是否会代职残联主席呢？
据学者王富仁先生对孔乙己的叙事性评论，说自己及一代知识分子，是现代的孔乙己，他们仍然在权力、金钱和劳动的世界继续遭至冷遇，乃至嘲弄与压迫，满颜依旧的坏分子标签，新旧交替出现的伤痕。
窃以为，王先生是悲观的，他在沟通了与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的血脉之际，似乎找到了自己何以痛苦孔乙己的身世，何以触及他们情感的思绪之本。但是，王先生的评述是否值得进一步辩论，即我们的时代是何样的声色，是否历史重现，历史未逝，仍然继续着往昔的艰苦岁月，羞辱生活？
待我放下他的评论，寻找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和孔乙己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些出现在青年及知识界的作家，他们的身份，那些与我血脉相连，却彼此鄙视及冷嘲的旧医生，穷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此时此际，我为突然间找不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陌生而有些恐慌，就像孔乙己若成为变相的官员，让我们陌生得像一个不涉人间的孩子，把轮椅上着了西服的他，已圆了脸庞、明了额头的他，惊奇地观望。
比如，不止一次地反省我的父亲，为何一生落魄？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已经算是知识分子，赶上时代变革，部队所学的医术，不可以挣得新的社会地位吗？转业到工厂，为何与同事们渐行渐远，最终难以为伍？与家人不共一心？有什么样的心理隐患，控制着他的灵魂和行为？尖刻着他的性格和情绪？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现状，历史原因，导致了他心理隐疾一样的私密？那些年，企业开始全国范围内改制换血的环境里，他的同事经商了，经商是社会的主流，他本人却被厂方打入车间劳动之后，想办法调入另一个厂做科室主任，然后又一个小厂的厂长、小医院的负责人。但是，工厂随寒潮凋敝，皮之不存，最终尽皆随之倾覆，落寞孤寂，离群索居，干脆就回到农村老家，亦不悬壶行医，哪怕是头疼发烧的小药小针，也不诊疗，却寄望着一鸣惊人，用偏方几乎是实验般维持着生计。是什么导致他连连的失败？他为什么要寄情权威，攀附却又去挑战？他为什么与邻居的村人也格格不入？他们是相互敌视的，讥笑的，乃至鄙弃的。就这样，无形之中，他就孔乙己了。
在权力与商业的郊外，在农民劳动者的乡野，他仍然被抛之而去，一个人孤独地嚎叫，一个人醉倒在冬天的野地，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哭诉周围的一切把他欺辱。他反复地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是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命运？他的命运被谁左右？他又如何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生存得平静？生活得更好？
所以，孔乙己时来运转，因鲁镇的经济发展，因小伙计的飞黄腾达，作为希望的一代，真的实现孔氏当年的愿望，被权利众手托付，坐上安稳的轮椅，保护着喧哗着，过上了常人的生活，像文化人的代表。知识文化，只有寄生于权力和金钱方可生存？若我及那些不著名的作家，甚至写手，如若无法寄生于权力的支撑，又该如何地存在过活？当知识可以卖钱的时代到来，在这一转化的巨大机器之里，我们也许只是不同的螺母或线板，推及于此的转动，苟延残生，一旦真正地“文化”起来，发出真实的声音，在涌动的时代大潮中，举旗呐喊，冲锋陷阵，那多是会受到处理的，甚至成为牺牲，乃至碎屑一样被风吹散，仿佛无存。
看来我也是书生一个了，不能成为行动的排头兵，哪怕成为他们的一员。老老实实做人，不准出声；唯唯诺诺办事，不许乱动。难道在金钱权利的混合或夹缝里，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哪怕是虱子一样活跃，虫子一样顽强地生活？或者孔主席？但镇静下来，我知道自己并不恐慌，也不会迷醉堕落，我自己可以读书写作，在单位可以简单而规矩地工作。耶，有些阿Q了？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