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1853年7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沙皇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线不仅越过了普鲁特河，而且推到了多瑙河沿岸。可是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做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谈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内阁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内弟”［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匆忙间草拟的。他们希望沙皇开恩，从这些embarras de richesses〔财宝多得难以挑选的宝库〕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对涅谢包罗迭伯爵的照会（第二个照会）的答复（第二次答复）[197]中，极力证明“首先采取示威行动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像人们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许多照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他们受了屈辱还嫌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例如，“帝国报”[198]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德·拉·格隆尼埃尔先生署名，然而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仔细校阅的。这篇文章认为俄国有权提出“不在普鲁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谈判”的不客气的要求。文章几乎把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做“谋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国民议会报”（这是巴黎的“俄国日报”）以开玩笑的口气祝贺“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无故吵嚷表示遗憾。
英国报纸则完全失去了自制。
上面是“晨报”所说的话。“晨邮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的内部embarras〔困难〕而大发脾气。
“经济学家”杂志上论述金融市场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但是，在1848年和1849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同veaud’or〔金牛犊〕本身却是紧挨在一起的。
然而苏丹［注：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的处境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困难和更复杂了。它的财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来反对沙皇，而是转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受到发生宫廷政变的威胁，而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则有引起人民起义的危险。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密谋杀害苏丹的消息，策划这个密谋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阿吉茲即位的老年土耳其党的穆斯林大学生[199]。
昨天波门特勋爵和马姆茲伯里勋爵在上院要求克拉伦登勋爵报告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克拉伦登勋爵只是简短地报告说，英国赞同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照会，他以在最短期间一定向议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诺言为掩护，回避作进一步的说明。当有人问到俄国人也攫取了处在他们的军事占领制度下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一事是否属实时，克拉伦登勋爵当然也是“避不作答”。“由于他是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200]为根据的，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对此，波门特勋爵宣称，他觉得克拉伦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乔·华姆斯莱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注：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的问题时说，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利领事［注：韦克贝克尔。——编者注］绑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注：科斯塔。——编者注］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约翰勋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问。到头来总是他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诸君看来他可能或一定读到的东西。
“科伦日报”[201]在一封7月11日的维也纳来信中援引了下面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的报告。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它们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计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注：英格拉哈姆。——编者注］和领事的行为在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赞同，“一个英国人”［注：阿·理查茲。——编者注］在昨天的“晨报”上还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美国国旗，让“肮脏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就东方问题的实质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一个一个地从奥斯曼帝国身上割下来，而且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看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侵入这个国家。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过分地提高自己的要求，以便到后来得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就止步，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status quo〔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反动政府的卑躬屈膝，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1849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生的纯粹的东方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6月9日到7月14日，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220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最近3个月的增长总和。
印度法案是否在议会全院委员会里通过，人们并不太关心。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内阁的代表们现在正在设法否决一切修正案，并且同托利党人一起投票反对自己在曼彻斯特学派中的同盟者。
印度的现状可以用以下几个事实来说明。设在英国的管理印度的机关要吞掉整个印度纯收入的3％，每年支付的内债利息和支付给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的红利占14％，这两项一共占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转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2/3即它的收入的66％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2．75％，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1％，在阿格拉占7．75％，在旁遮普占0．125％，在马德拉斯占0．5％，在孟买占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
另一方面，整个纯收入中将近3/5来自土地，1/7左右来自鸦片，1/9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85％。
至于一些次要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只要谈谈在马德拉斯管区还保留着的莫土尔法税就够了，这是一种向小店铺、织机、羊、牛、各种行业等等征收的税，每年有5万英镑左右，即约等于东印度大厦每年花在宴会上的费用。
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由于近来关于印度土地占有制的各种类型问题大家已经写得很多，并且也都通俗易懂，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只就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谈几点一般的意见。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英国人用命令实现的两个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一个是贵族性质的，另一个是民主性质的，一个是对英国大地主占有制的拙劣摹仿，另一个是对法国的农民占有制的拙劣摹仿。但是，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
由于实行柴明达尔制度，孟加拉管区的居民立即被剥夺了自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让地方的包税人即所谓柴明达尔得了这些权利。由于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行了莱特瓦尔制度，本来有权利占有土地的地方贵族即米拉达尔和札吉达尔等等，都同老百姓一起，下降到小块土地掌管人的地位，为东印度公司的收税官[202]耕种小块土地。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交给政府。而印度的莱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农民的摹仿啊，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必须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最初的柴明达尔阶级尽管曾经残酷地和不受监督地掠夺过无权的、曾经是世代相承的土地掌管人群众，但是现在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压迫下也很快地退出了舞台，由商业投机者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现在，除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外，孟加拉的所有土地都由这些商业投机者掌握。这些投机者造成了一种柴明达尔制度的变种，叫做帕特尼［patnee］。他们充当英国政府的中介人的角色并不满足，他们还造成了一种叫做帕特尼达尔的“世袭”中介人阶级，帕特尼达尔又设立了副帕特尼达尔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善的中介人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不幸的农民身上。至于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在他们中间实行的制度很快就变成了强迫耕种制度，土地失去了任何价值。
这样，在孟加拉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大地主占有制、爱尔兰的中介人制度、奥地利的使地主变成包税人的制度和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混合物。在马德拉斯和孟买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式的农民私有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农奴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métayer］。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但是却享受不到这些制度的任何一项好处。莱特和法国农民一样，是私人高利贷者敲诈勒索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不如法国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没有任何永久性权利。他们和农奴一样被强迫耕种土地，但是他们又不如农奴，他们在极端困苦时得不到保证。他们和分成制农民一样必须把自己的产品分给国家，但是国家对待他们却不像对待分成制农民那样，担负供给资金和农具的责任。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如果说他们事实上还没有下降到爱尔兰的贫佃农［cottiers］那样低的水平，那应该归功于印度的气候，因为南方国家的居民比北方国家居民的需要少些，而空想多些。
除了田赋以外，还应当看到盐税。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掌握了盐业垄断权，它的盐的售价高于市场价格两倍。而这种事情却是发生在一个海洋、湖泊、山岳、甚至普通的土地都能大量提供这种产品的国家里。请看看阿耳比马尔伯爵关于盐业垄断权实际实行情况的描写：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鸦片垄断权可以妨碍中国人过多地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鸦片垄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垄断权可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费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垄断权（印度的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是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典型。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9日 载于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197]指法国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于1853年7月15日对1853年7月2日（6月20日）涅谢尔罗迭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周知照会的复照。在这些文件中，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挑起冲突上相互指责。涅谢尔罗迭在其照会中断言，英国和法国首先举行含有敌意的示威，它们还在俄军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已把舰队派往海峡。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复照中则认为，冲突的责任应由俄国承担。——第237页。
[198]“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是“国家报”（《LePays》，见注34）的小标题。——第238页。
[199]指改革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反对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阴谋。改革政策的基础是阿卜杜－麦吉德于1839年颁布的诏书。诏书中答应实行某些改革，调整税收制度，保障臣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新政策的目的是采取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述的改革极为有限，但在试图实行这些改革时，却遭到以苏丹的弟弟阿卜杜－阿吉茲为核心的反动派的拚命反抗。——第239页。
[200]指驻多瑙河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居民的告示。告示是1853年夏占领公国时发表的。告示说：俄军进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约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度。——第239页。
[201]“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期间，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第240页。
[202]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行使地方官、地方首席法官和主管收税人的职权。——第243页。
[203] G．Campbell．《Modern India：a Sketch of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London，1852，p．359．——第243页。
[204]马克思引自阿耳比马尔1853年7月1日在上院就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报告所作的发言。——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