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

​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

1853年5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马志尼先生正在英国居留这件事，现在终于被一家同他有联系的伦敦报纸发表的一个准官方消息所证实。
　　黑耳先生父子的“火药阴谋”案件，本届陪审法庭将不予审理，而被移到8月去了，这是因为联合政府渴望在它作了“揭发”以后，到举行法庭辩论判明这种“揭发”的价值之前，要过上一个时候，使这些“揭发”被人淡忘。
　　奥地利驻伯尔尼代办卡尔尼茨基伯爵于5月21日接到本国政府命令，要他向瑞士联邦总统宣布断绝奥瑞外交关系，然后立即离职回维也纳。但是5月23日的“联邦报”却说，奥地利的使节早就获准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瑞士。这家报纸把卡尔尼茨基伯爵的最后通牒说成是奥地利对联邦委员会5月4日照会的答复。实际上，最后通牒的内容要比普通的答复更多一些东西，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即联邦委员会近日曾要求弗里布尔州政府就它不久前对溃败的暴动分子采取的“非常”措施作出解释。英国各报都刊登了5月23日发自伯尔尼的这样一个消息：

　　“由于奥地利代办向瑞士联邦总统宣布了断绝奥瑞外交关系，联邦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瑞士驻维也纳的使节的活动。”

　　但是，“瑞士报”发表的一篇写于5月23日的文章则把这个消息的内容作了更正：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大致和皮蒙特一样[104]。奥瑞两国的谈判中断了……奥地利外交使团仍然留在伯尔尼执行日常事务。'联邦报’说，召回瑞士驻维也纳代办的做法是适宜的，因为他以进行国家事务为借口在那里安然地干自己的私人营生，专门作绸缎生意。施泰格尔先生是一个二等外交官，谁都知道，他对养蚕倒比他对委托给他的公事知道得要多得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权利而一向在维也纳独行其是的外交官，本来就毫无召回的必要。”

　　所以，希望谁也不要认为瑞士人记起了1789年路斯达洛用来装饰自己的报纸“巴黎革命”[105]的那句名言：

　　　　Les　grands　ne　sont　pas　gran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Levons　nous！
　　　　［注：有些东西我们所以觉得伟大，
　　　　只不过因为自己跪在地下。
　　　　——让我们站起来吧！——编者注］

　　瑞士表现了勇敢精神的秘密，可以从热那亚公爵访问巴黎和比利时国王［注：列奥波特一世。——编者注］访问维也纳这两件事情上，同时恐怕也可以在不小程度上从法国报纸“通报”5月25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文章说：

　　“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干涉法国同瑞士的关系，一切其他的想法在这种主要情况面前都应当退让。”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王收回纽沙特尔的企图是得不到很大赞同的。而且，现在还盛传法国正在瑞士国境线上建立监视军。路易－拿破仑如果有机会报复一下俄皇、奥皇、普鲁士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最近几个月内对他的蔑视[106]，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报道的君士坦丁堡已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和组成反俄内阁的消息［注：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已经被完全证实。5月17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最近消息说：

　　“列施德－帕沙上任后，要求缅施科夫公爵延期6天。缅施科夫声称外交关系已断，表示拒绝，接着又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将再停留3天，以便做好一切必要的回国准备；他请土耳其政府好好考虑一下形势并且利用他暂停回国的这段不长的时间。”

　　根据5月19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消息，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5月17日举行了御前会议，结果断然决定不能接受缅施科夫公爵所建议的条约。缅施科夫得悉此事后，仍然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反地，他已着手和列施德－帕沙重开谈判。俄国使团没有再规定回国的日期。”

　　与这个消息相反，法国政府机关报——“祖国报”（晚报）[107]肯定地声称，政府已获悉缅施科夫公爵乘船去敖德萨，而且这一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国家报”证实了这段话的正确性，但“新闻报”[108]却否定了它。不过，日拉丹又补充说，即使这些消息可靠，那也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释。

　　“如果缅施科夫公爵确实已乘船离比尤克德列[109]去敖德萨，那末问题就是，他由于没有达到完成自己使命的目的（manqué　son　effet），因此别无他着，只好做出访问一个港口以后再访问另一个港口的样子，溜之大吉。”

　　某些报纸断言，德拉修斯海军上将的舰队已经驶过达达尼尔海峡，现在正停泊在金角港。但是，这种说法却被“晨邮报”否定。“的里雅斯特报”极力要读者相信，土耳其政府在把答复递交缅施科夫公爵以前，曾询问过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问他们土耳其政府最后是否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泰晤士报”则郑重地否认了这一点。
　　我现在特寄去巴黎“世纪报”[110]上的一段文章的直接译文，在这段文章中，有一些关于从5月5日到5月12日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如实地表明了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是如何可笑，这位公爵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出那种北方的野蛮作风和拜占庭的两面手法的极其可恶的结合，从而非常成功地使俄国成了欧洲的笑柄。这位《grecdu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竟想只通过舞台效果去夺取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俄国除了从列强地位向可笑地位迈进一步别无他法——这是只有用血才能洗掉的耻辱。但现在是进行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金融寡头的时代，已不是骑士竞技的时代了。“世纪报”上的那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5月5日，星期四，法国邮船开走那天，土耳其政府把苏丹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副本分别送交戴拉库尔先生和缅施科夫公爵。这一天不见缅施科夫公爵有任何声明和举动就过去了；于是所有各国大使都推测问题已经解决，想趁法国轮船开走之便向本国政府发出关于事情已有转机的报告。可是，缅施科夫公爵接到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后，到半夜的时候派了一个普通卡瓦斯（宪兵）给外交大臣［注：里法特－帕沙。——编者注］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签订解决圣地问题的条约，条约还要预先为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和不受侵犯作出保证；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确立俄国对正教教会的最广泛的保护权，这就等于要求在土耳其有两个皇帝，一个是穆斯林的苏丹，另一个是基督徒的沙皇。公爵给土耳其政府一共4天的期限来答复这一最后通牒，同时还要求由政府官员立即证明已经收到了最后通牒。外交大臣通过他的一个阿加（低级宪兵军官）给缅施科夫公爵送去了一个类似收据的东西。当天夜里，这位公爵把轮船派到了敖德萨去。到5月6日，星期五，当苏丹知道了用这种奇怪方法递来最后通牒的事情以后，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把这件事正式通知给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两位大使立即约定共同行动，建议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一最后通牒，同时在措词上要保持最大的慎重。此外，正如人们所肯定的那样，戴拉库尔先生十分明确地声明，在圣地问题方面，法国将反对任何侵犯它根据1740年条约而得到的权利的协议。这时，缅施科夫公爵已跑回比尤克德列去了<像阿基里斯跑回自己的营幕那样>。5月9日，坎宁先生表示希望同公爵会晤，打算促使他采取比较温和一些的行动。公爵拒绝了。5月10日，陆军大臣［注：穆罕默德－木特尔晋－帕沙。——编者注］和外交大臣在总理大臣［注：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编者注］那里，总理大臣邀请缅施科夫公爵到他那里去，共同筹划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办法。公爵又拒绝了。然而，缅施科夫公爵仍向土耳其政府示意，他愿意再给它延长3天期限。但是苏丹和他的政府回答说，他们也已作出了决定，时间并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土耳其政府的这一否定回答于5月10日午夜送到比尤克德列；整个俄国使团人员都集合在那里，并在最近好几天中都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土耳其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几乎已准备让步，但是苏丹要它辞职，并且组织了新的政府。”

　　现在，我从“立宪主义者报”摘录一段文章来结束我关于土耳其情况的报道，这段文章描述了希腊正教教会在这些谈判期间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关系的希腊正教教会赞成status　quo，即赞成土耳其政府。他们en　masse〔绝大多数〕都表示反对俄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种保护权。正教居民一般都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他们不受俄国的直接统治。他们甚至一想到源出东正教教会的俄国教会将来有一天居然会统辖东正教教会就极为不快，但是，彼得堡当局的方案如被接受，这种局面是必定要出现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7日 载于1853年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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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04]指1853年奥地利同皮蒙特（撒丁）断绝外交关系一事，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是由于皮蒙特当局给予从伦巴第（受奥地利管辖）流亡到撒丁的那些参加过1848—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和1853年2月6日米兰起义的人以保护。——第125页。
　　[105]“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是法国革命民主派的周报，该报从1789年7月到1794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125页。
　　[106]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是法国皇帝以后，尼古拉一世根据同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的约定，对路易·波拿巴没有使用“正统”君主间通常的称呼“国王陛下和亲爱的兄弟”，而使用了“国王陛下和善良的朋友”这个称呼，并且没有称他为“皇帝拿破仑三世”，而称之为“皇帝路易·拿破仑”。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则违反约定，对法国皇帝使用了通常的称呼，但它们也都强调必须遵守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此暗示路易·波拿巴政权不合法，因为维也纳会议决定不许波拿巴王朝占据法国王位。——第126页。
　　[107]“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创办于1841年；该报1850年代表着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26页。
　　[108]“新闻报”（《La　Presse》）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从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1848—1849年它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后来又成为反波拿巴的报纸；该报的编辑是艾米尔·德·日拉丹。——第126页。
　　[109]比尤克德利是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博斯普鲁斯海岸的一个别墅区，俄国驻土耳其使馆的避暑官邸就在那里。——第126页。
　　[110]“世纪报”（《Le　Siècle》）是从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一部分只限于要求温和宪制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五十年代，它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