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见】 好校长往往都是“不乖”的

好校长往往都是“不乖”的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若要问，怎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可能很多人会语焉不详——“好”不像“优秀”，可以定量评价，有明确的条款、清晰的表征。“好”更多是一种民间的认可和认定，是一种语义含糊的定性描述；或者说，“好”有更丰富的取向和指向，每个人都能够罗列出自己所认为的“好”与“不好”。

比如，我曾经写过不少“语录”，表达自己对校长这一职位的理解与思考：

◎校长之于学校，仿佛船长之于航船。航向虽已被确定，但航道的选择，船员的调配分工，都出自船长的规划和考量。一个好船长就是一艘好航船，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当然，船长也是船员，特殊的船员，能够聚集其他船员的精神力量——正如我们说，校长也是教师，特殊的教师，能够号召和动员所有教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校长是管理者，自然要既“管”又“理”。管，侧重人事、行政，理，侧重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一所学校，教师有没有思想和激情，往往取决于校长有没有思想和激情；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取决于校长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教师在课堂上应当有激情，校长在学校里也应当有激情。无能的校长只会埋怨教师，优秀的校长，总能通过自己的激情去影响教师，通过自己的思想去引领教师，调动教师的激情，激发教师的潜能。校长有激情，教师才能有创造；教师有创造，学校才能有发展。

◎一个再优秀的校长，也难以支撑起一所学校，因为他只是单独的个体，所谓的“独木难支”。一群再差的教师，也能够支撑起一所学校，因为他们是庞大的群体，所谓的“众志成城”。不过，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一群再优秀的教师，也难以推动和促进一所学校的发展，而一个优秀的校长，却能轻松做到。

◎一个事必躬亲的校长，顶多只能做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要实现更大目标，必须学会充分寻找和发现支持的力量。最好的校长，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不一定是书教得好的，也不一定是管理能力强的。最好的校长，一定是胸怀宽广的，一定是知人善任的，一定是能发动和引领教师，群策群力，来实现教育理想的人。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校长应当为学校留下一些东西，一些可能传之久远的东西。校长的所作所为，不能像夏日里的雷阵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雨过地皮湿，雨后，也只是湿了地皮。当了三年五年校长，却不能给学校留下任何“精神遗产”，这绝对是校长的耻辱。

◎作为校长，需要经常思考的可能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师，在多大程度上成全了学生？换句话说，校长的意义和价值，不体现于你的帽子和地位，也不体现于你的所得和所获——如果说，教师主要是成长自我，校长则主要是发展他人。倘使学校没有实质发展，教师没有明显成长，校长却不断荣誉加身、光环照人，那荣誉越多，校长越耻辱，光环越亮，学校越悲哀。

……

——江湖一刀

也许，这样的描述，显得太繁杂，太零乱，若要更简单地说，我觉得，好校长的“好”，可以从“想”和“做”两方面来梳理和界定。

我曾说过，校长的思想，才是学校的灵魂。这话受启于苏霍姆林斯基。谈到校长的职责，他曾说：“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所以我觉得——

一个好校长，首先应该是“有思想的”：对学校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师生发展，有自己的认定和主张。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才不会轻信盲从，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认定和主张，才不会见风使舵，飘浮不定。思想，既是一个校长的“金箍棒”，也是一所学校的“定海神针”。好校长总能通过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影响和改变师生，引领学校不断前进。

其次，一个好校长，应该是“能梦想的”。一所学校应当有美好的前景，一个团队应当有美好的愿景。这两个“景”要能落地生根，必须依托于校长的梦想：对美好学校的追求，对美好教育的向往。一个无梦想的校长，容易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一个能梦想的校长，才可能凝聚学校的“精气神”，不断开拓，不断进取——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学校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在这样的校长引导下，师生才可能有更好的成长。

再次，一个好校长，应该是“敢创想的”。创想就是打破常规，革故鼎新；创想就是反叛传统，出奇制胜。创想就是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创想的核心是创造，有创想才可能有创造。教育是立足今天、面向明天的事业，既需要坚守常识，遵循规律，也需要破除禁锢，勇闯困局。校长的胆识，既体现为对学校优秀传统的坚守和承续，也体现为对学校精神文化的催生和助长——这就不只是纯粹的“想”，它还包含着“做”。

在我看来，一个好校长，既不能是只会谈玄的“空想家”，也不能是只管埋头的“苦干家”，而应当是敢想敢做、能想能做、会想会做的“实干家”。只有用“想”来指导“做”、用“做”来证实“想”的校长，才是我所认为的好校长。

但是，在一个奉行中庸却满目平庸、以“无过即是功、平安就是福”为生存法则的社会，那些具有思想、梦想、创想能力的校长，那些敢想敢做、能想能做、会想会做的校长，往往可能成为“不乖”的校长，或者说，被社会主流认为“不乖”的校长。

我曾感叹，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最痛苦的，往往是那些有思想的教师，是那些真正热爱教育、想有所作为的“好教师”：他们清楚“好教育”是怎样的，知道“真教育”应该怎样做，但是囿于客观现实和艰困环境，他们不得不做着一些“反教育”甚至“反人性”的事。这样的内心和行为的分裂，理想和现实的悖逆，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困境，让他们始终处于“应对”和“逃离”的纠结中。

基于这样的理解，2013年，我和台湾的陈香吟老师合作，编选了《“不乖”教师的正能量》一书；由“大夏书系”推出后，短期内5次印刷，并先后入选《中国教师报》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在基础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唤醒了很多教师“做原创的自己”的意识和冲动。

有句话说：“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原创的,但渐渐地很多人就活成了盗版。”其所以如此，便是因为，我们太乖，太顺从，太听话，活得太没有自己。所以，在那本书里，我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太乖，只意味着顺从，不乖，才能够有所创造。

沿着这样的思路，后来，我曾想做一个“姐妹篇”，编一本《“不乖”校长的正能量》。这其实源自我的一个朴素的判定：在今天的教育生态里，一个好校长，往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本质规律，更敏锐地捕捉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深切地觉知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更透彻地体悟到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艰困。与此同时，基于内心的焦虑和内在的良知，他们往往不愿苟且平庸，混天度日，而更渴望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或者在无路处寻路，或者踏坎坷为大道——这势必引发他们与现实环境的矛盾，与上级领导的“冲突”，与学校教师的“斗争”，碰撞出“事故”，或生发出“故事”。

我愿意直觉地坚信：一个好校长，或者说一个“不乖”的校长，往往是一个“有故事”的校长。好校长的“好”，不是用各种荣誉称号、获奖证书堆砌起来的，也不是用多少新闻版面渲染出来的；好校长往往是能够给学校留下很多“故事”的人——这些故事，既是校长之于学校管理的历史见证，也必将构成一所学校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

因此，我想象中的那本书，有一个基本的立意和追求：通过这些“不乖”校长的故事的记录，呈现他们与所负责的学校曾经发生的种种——他们与众不同、充满创造的奇思妙想、教育个性和领导风格，充分体现在这些有情节、有细节、有心跳、有激情的叙事中，体现在某个特定时刻，他们与特定的师生相处时的言行举止里。

而我最终呈现出来的30位校长（包括3位台湾校长），或者在“困境中”突围，或者在“边界上”守望，或者因改变而成功，或者因挑战而碰壁，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对学校及师生有所影响和改变，他们自己也因此有所收获和成长。

遗憾的是，尽管历时大半年成书，而且跟出版社签了合同，但四年后的今天，书仍然没能出来——现在看，似乎已经没有出来的可能了。

老实说，当初的创意和立意，就有些草率。在大众的“接受美学”里，“不乖”并非褒义词，尽管我赋予了它以新意和褒义，但大家依然容易望文生义。这样的语境下，虽然有部分教师，敢于跟“不乖”对号入座，但有几个校长敢把“不乖”的标签，真正贴在自己身上？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在中国的校长队伍里，的确有很多人，是“不乖”的校长——在他们的“不乖”经历里，在他们的“不乖”故事中，充分体现着他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对教育现实的“不安”。而这种“不满”和“不安”，其实正意味着他们的挑战和创造，用心和努力。正如我在《“不乖”教师的正能量》序里所说：

“不乖”这一看似不恭敬之词、不和谐之音，其实质，是指向于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指向于不断的挑战、持续的反叛，指向于勇敢的创造、不息的创新。

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在今天的教育格局下，学校的生存境遇需要校长去改善，学校的发展空间需要校长去拓展。作为校长，在传统与创新之间，需要有所坚持，有所发展，在上级要求和教育规律之间，需要有所取舍，有所平衡，在“乖”与“不乖”之间，既需要分寸的控制，也需要尺度的把握。

以我的理解：“不乖”，并非完全的“不听话”，也并非一味的消极抵抗，或公然对抗，而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教育事业的虔敬，最终作出的权衡和平衡，认定和坚定。毕竟，对今天的教育，我们需要和期许的，不是那种摧枯拉朽或暴风骤雨的革命，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变，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只可能从一所又一所具体的学校开始，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校长开始。

刊发于《教师博览》（原创版）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