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柳原白流苏之间有没有爱情?

文/ 杨早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之小说民国——说这句话的机会可能就剩下三次了，对吧？

这一周，我们共读的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名作中的名作。前面几位的分析都很对，张爱玲有这种特色，这特色便是“好像”看透了这种迷迷糊糊的、神圣的爱情。大家读《倾城之恋》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表现出了一点失望。当然这个失望不是针对张爱玲的，相反，大家觉得张爱玲很深刻——这种印象可能也是一种障碍，很多张迷都是觉得张爱玲“政治不正确地看透了世情”。

其实关于《倾城之恋》，我觉得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到底范柳原和白流苏有没有爱情？”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他在课上问这个问题，基本上整个班的同学都回答说“没有”。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算计来算计去的男女关系不是真正的爱情，但是陈思和教授说是有的，我也认为是有的。

这里又说到我一个经常讲的观点：爱情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血统论和阶级差异，而制造的一个标签，一种神话。

《少年维特之烦恼》插图

爱情这个东西，当然你不能说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喜爱，自古都在。孟子说“少慕父母，及长，知好色，则慕少艾”，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这都很正常。但是爱情，跟作为结果的婚姻之间，不能说没有半毛钱关系，但肯定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因为婚姻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婚姻是一种社会的粘合剂，它是一种互助的契约，一男一女要互助，很多时候需要家族的帮助，需要社会的尊重，需要法律的保护。种种这些条件叠加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面，最不是必要条件的，就是所谓的爱。

说这男女之间有爱情，是不是就过得好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总有很多人会举例子，说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谁更幸福，也不好说。所以如果依据爱情的感觉，去寻找自己的伴侣，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因为从科学到玄学，都能够证明爱情本身是会变化的，但是你的生活如果变化的话，它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对，其实张爱玲说的，不过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她的出身，她的门第，她的阶层看来，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你拿这话去跟白府的人说，跟徐太太说，包括白流苏，包括范柳原，他们都会认同。只不过读书的这些痴男怨女，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反而会觉得很神奇，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是爱情最大吗？

问题是爱情，甚至在“倾城”的时候，会输给彼此的依傍，彼此的维护。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倾城之恋》里面，当然是被解构的。但是你又不能说他们之间，不是“恋”。白流苏跟范柳原互相算计，也是因为他们存在着一个算计的基础，他们还是对彼此有兴趣的，哪怕是为了逃避自己原本的生活而爱上对方，那也是一种兴趣。

白流苏跟范柳原之间有爱情，但这爱情不够他们走进婚姻。本来这样一种爱情，两个人都已经接受了，它是一段萍水相逢的露水姻缘。但是这段露水姻缘，必须要去香港完成，就在于香港是一个跟内陆，跟中国的主流社会有距离的地方，是一个更洋化的地方，在香港，他们不用在乎别人的风评，不用在乎流言蜚语，甚至也不用在乎家族的舆论压力。相对于上海来说，香港是一个特别适合摆脱自己的生活的地方，这反过来说明，在上海那样的社会里面，爱情是不可能脱离家庭和社会而存在的。

这是《倾城之恋》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张爱玲对上海和香港，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因为她在香港遭遇战争，在上海经历战争，在战争的上海获得了名声，但是又由于这个名声，最终不得不离开了她钟爱的上海。所以命运其实是非常反讽的。

还有，爱情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写进小说里面，必然是一个悲剧，就是“爱而不可得”，如果爱而可得，那么它就没有可写的价值。

而“爱而不可得”这样一个主题，也不要把“爱”想得太狭隘，只是理解成男女之间的爱情。事实上家庭之爱，或者是朋友之爱，都应该可以算成“爱”。而最重要的爱，其实是“对自己的爱”，而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对自己的爱而不可得。比如你“想做自己想做的人”，做不到，不得不放任自己成为了你讨厌的你不屑的人，我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在。

好多人都在这个坑里掉下去了。最近北大有一位学生包丽（化名），就是在对别人的爱情与对自己的不爱里，把自己给倾覆了。有人说“她是蠢死的”，但我一向觉得鞋大鞋小，脚才知道。我们没有评判别人的资格，却可以为她发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悲剧是把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当一个人没法爱自己的时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