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回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埋怨和悔恨，一种是怀念和感恩。读作家聂华苓的《三生影像》，显然是后者。她曾感慨，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一辈子在大陆（二十四年），二辈子在台湾（十五年），三辈子在爱荷华（从1964年至今，已有五十六年了）。她仿佛觉得，自己一生，两次婚姻，颠沛游离，历尽沧桑；三辈子生活在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又卓有建树，也算是多姿多彩了。抗战时期，聂华苓就读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王正路是她的同学。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是蒋公蒋介石，因此中央大学的学生，均被称为”天子门生“，算是天之骄子了。王正路生于长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每天傍晚，坐在窗口，听见王正路在窗外小声叫唤，聂华苓就抓起讲义，就往外跑。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两人常到玄武湖划船。妹妹直言，王正路比姐姐漂亮，长辈们也夸他一表人才。
1948年秋天，聂华苓大学毕业。王正路家在北平，暑假毕业，回到北平。此时，南京到武汉的长江航线已截断，聂华苓不能回家，留在南京一个中学教书。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北平和南京之间，仍有飞机往还。聂华苓决定去北平，那是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架航班，她是唯一的乘客。飞机抵达后，解放军就占领机场。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突然间，聂华苓失落在一个北方大家庭中。围城中，她成为王正路的新娘。从南京到北平，数月间，聂华苓与母亲消息断绝，关山阻隔。母亲三十二岁守寡。1936年，农历正月初三，任贵州平越专员的父亲聂怒夫，殉难。正值红军长征，遭杀害，尸首不全。聂华苓是长女，只有十岁。最小的弟弟华桐，只有三个月大，还没见过父亲。——我一定要从围城中，回到滔滔涌流的大江上。1949年4月，王正路和老母抱头泣别，都知道那也就是永别了。从北平出来，聂华苓夫妇辗转到了武汉，与亲人会合。一大家子人，利用好友的眷属票，挤上粤汉路最后一班火车，到达广州。1949年6月，一家人来到台湾。刚到台湾的那几年，聂华苓很不快活。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聂华苓和王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也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王正路1957年去美进修，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即使在一起，两人也是天天怄气。住在一起的母亲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暗自伤神。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孩子成长期间，正路在外十一年——朝鲜战争，曾在日本盟军总部任翻译，工作三年。母亲和两个女儿，是华苓在台十五年生活的支柱。
刚来到台北的聂华苓，需要找工作养家。正巧，雷震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于是聂华苓加入了《自由中国》。后来，她成为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她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她的一生。1952年11月，胡适从美回台。胡适抵台那天，雷震要华苓去机场献花。华苓留下字条——儆寰（雷震，字儆寰）先生：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可在1960年9月，《自由中国》的雷震、傅正等四人被捕，担任文艺编辑的聂华苓惶惶孤立，那是她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受监视，与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1962年11月，母亲因病离去。此时的聂华苓，欲哭无泪。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癌症无救。活着，只为了两个孩子。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华苓教小说创作。接着，徐复观请华苓去东海大学，教“现代小说”。台静农、徐复观两位教授，相继为聂华苓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她得以重见天日。
世间的缘分，环环相套，实非虚言。1963年，是聂华苓人生的转折点。台北，在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一次酒会上，华苓与美国诗人安格尔相识。此次亚洲之旅，是为他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寻访作家。我终于说话了：现在我不能和你谈，有人请吃晚饭。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父亲教训淘气孩子的口吻。我也有人请吃晚饭，我不能和你谈。华苓不屑地说。一个个字硬得像铁似的打在我耳朵里。我结结巴巴说出很笨的话：明天我很忙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我也很忙很忙。仍然是坚定的声音。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都说，女人间最大的不同，不是相貌，而是味道。聂华苓的意志与美丽，激荡着诗人Paul的心。一次的午饭约会，聂华苓谈到她的生活，她教的创作课，她的写作，她的翻译。——华苓微笑着离去。我可以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打在地板上的声音。脑中忽然闪过连我自己也吃惊的念头——这一辈子都可听那脚步声该多好。聂华苓后来说——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他的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安格尔读过聂华苓的英译作品，他力邀聂华苓去美，去爱荷华。聂华苓拒绝了——真的不可能。而且，我也许根本不能出境。我和一个开明的刊物《自由中国》有十一年的关系。社长和三个同仁被抓了，关在牢里。
1964年秋天，聂华苓开始一个新的选择，踏上去美的飞机，来到爱荷华，在作家工作坊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在美国，在蜿蜒的山路上，Paul对聂华苓谈起往事——我的生活，也是个空空的石架子。（Paul的妻子玛丽患有精神病，跟Paul结婚时，玛丽隐瞒了精神病史，这使得Paul整整三十年生活在不和谐的婚姻中。为给爱争取希望，他顶着法律和舆论的压力，开始了艰苦的离婚战。）1965年夏天，两个女儿来美，那是聂华苓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Paul和聂华苓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对我女儿很好。Paul常带着聂华苓母女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教孩子们爆玉米花。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初中三年级，哭哭啼啼，是Paul带着她去的。他要老师特别照顾这个中国小女孩。蓝蓝很快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高中时，她领着足球赛的拉拉队入场，Paul感动得一面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Paul谈，从不找妈妈。结婚前，妈妈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Engle是个好爸爸。姐妹俩开车送聂华苓去法院公证结婚，并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多年后，蓝蓝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
1943年，Paul主持“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那时，美国只有爱荷华大学有作家工作坊，许多有文采的年轻人，写诗、写小说，都涌向爱荷华。1965年秋天，约翰逊总统聘他任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1965——1971），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在爱荷华大学你那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Paul支吾了几句，用手捂着嘴，示意我别作声，指着一只梅花鹿在岸边，看着静静流去的爱荷华河。其实是他当时无法立刻回答。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1967年诞生了。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访问交流数个月，写作、讨论、朗读、旅行。他们是驻校作家。从此，Paul和聂华苓一同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1976年，作为国际文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聂华苓与安格尔这对伉俪，被二十四个国家的三百多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国际写作计划”，也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台港大陆作家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平台。1987年9月，汪曾祺来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接触面广了，看的人多了，写作视野变得广阔，我不只看中国人的处境，而是人的处境。作家在一起，谈的都是人的问题。“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没错！”汪老对聂华苓的评语——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他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聂华苓夫妇，不仅有着共同语言，而且更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我们俩都喜欢人。形形色色的人。从白宫到小杂货店，都有我们的朋友。我说：在别人面前，我的嘴不快，只有在你面前，我的嘴特快。我们也喜欢谈话。旧事，心事，人事，世事，国事，家事，公事，闲事，文墨事，无所不谈。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和他斗嘴，也是一种享受。Paul颇有自知之明。当年在台北，两人相识不久，他就意识到——我的脑子永远赶不上她。我看着她用筷子，就和她走路、和她一言一笑、和她一举一动一样灵巧。她像只精致的小手表，每个幼小的零件反应灵敏。数年后，聂华苓总结——爱荷华的好，你得在这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这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一个女人的幸福程度，取决于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品质。Paul给了聂华苓，一个女人，一份稳稳的幸福，抵挡世界的残酷。我和你在一起，每一刻都很满足，我从没对一个人有这样刻骨的感情。聂华苓一把抱住Paul。照片上的聂华苓，总是笑得很开心，因为有Paul在一起。——我们性格很合得来，在一起经常大笑。说什么我也不肯。他拗不过我，不断地说：你和我一道游泳，该多好。Paul爱狗，华苓怕狗。结婚前，Paul说要养一条狗。华苓说：你要狗？还是要我？华苓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运地遇到Paul，得以成全！”
曲终人散时有尽，花落人亡两不知。美好的日子，转眼即逝。1991年3月22日，Paul在芝加哥机场倒下，聂华苓的照片，仍在他的小皮夹里。聂华苓夫妇本打算去欧洲两个月，先到波恩和大女儿薇薇一家人欢聚，Paul最盼望见到的是七岁的小外孙Christoph。两人也要看看统一后的柏林，要去Paul祖先的黑森林。波兰的作家朋友们正等着迎接他们，他们的新政府将颁给你猜猜华苓夫妇文化奖。捷克的朋友们也正等着，在布拉格将见到哈维尔总统。也准备去芬兰，和几位作家朋友去波罗的海国家。在安格尔的墓前，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着Paul Engle，还有聂华苓的。墓碑背面，上面写着安格尔的诗句——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聂华苓，与Paul在一起，不但发了光——拥有了美好的爱情，享受到爱的滋润，而且移了山——两人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扩大了视野。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一张奶黄长条书桌，是Paul特为聂华苓做的。就在这长桌上，华苓写下三生三世的回忆——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三生影像》是一个有着非凡才华、品德和人生经历的女性，对世界的感悟和认识。它伴着我们，走过聂华苓的历史、爱情和文学，走过她的三生三世……
不要纠缠于表面的自我和自尊，那些，一文不值。如果一定要端着，那就端着精神，不要端着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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