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的“差距”

邓乃刚

　　1966年，我和另一位老师教着40多个山村孩子。那是偏远的乌盟后山，社员们对我的教学要求与今天的家长有着天壤之别：“邓老师，只要不把5写成2，能认得头迎上下就行了，农业社有一笸箩文化又有啥用。”言外之意，只要辨清会计没记错工分、不把报纸倒过来看就算行了。

　　山里的老乡连火车都没见过，有人问是几个马拉着的？这样的穷乡僻壤，需要的是最原始的启蒙，但我没能给他们任何意义上的启蒙。1973年，旗镇中学许多外地籍教师纷纷调回老家，我这个只读过中师二年的人又充当了中学语文老师。我学着老教师的样儿，每堂课字词句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地照本宣科。那些“中心思想”，都是教学参考资料上预先印上去的，我只是照着抄在黑板上。就这样，所谓“思想”这问题，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然也就没有给学生提出过追寻什么思想。

　　时光冉冉。回北京这三四十年，连自己都理不清楚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的价值追求变得单一化了，大家都成了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经过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连我们这些世俗草芥也豁然开朗了不少。然而，我们又是那样弱不禁风，禁不住试探和诱惑。上世纪90年代经商潮叠起，“十亿人民九亿商，一亿人民等开张”。自以为头脑清楚的敝人，也把一家公司的商调函递到领导那里。幸亏有大学时的哲学老师赶来棒喝：“简直是瞎闹！你一个书呆子下什么海？你现在吃不上饭吗？这个大学算白念了！”老师的一番话，让无知的我方才清醒。如今，一想起这件事，就惭愧不已。

　　庚子春夏，宅在家里，不免浮想联翩。活了这几十年，大多是“为了获取某种公认优越的生活，去疲于奔命”。一天，无意中又瞥见书架上的《瓦尔登湖》，我们和大师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海峡，并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思想的流通。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主人，沙皇的帝国和这个领域一比较，只成了蕞尔小国……”“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 我们不曾敢于用心灵去深入思考，不能做自己“内心的哥伦布”，也就从来没有成为“自己领域中的主人”。

　　这，大约就是最根本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