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幕人 娄炳成
有舞台就有观众，有演出就有拉幕人。演员有接受欣赏的感受，观众有审视演员的感受，不被人注意的拉幕人，虽然干的是孤独单调的工作，但也有属于自己的感受；只是许多的拉幕人不会写作，无法将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让别人知晓。演员置身于舞台，更多的感受来自于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或者是哄笑唏嘘声；观众的感受，来自于对演员长相、表演技能、剧情跌宕、音乐悦耳等综合欣赏；而默默无闻的拉幕人的感受，却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包含了演员、观众所无法感受到的更多的内容。拉幕人的视角有时是面状的广角镜，有时是点状的特写镜头；在他眼里，整个戏园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戏园里所有的人和物都是人生大舞台的组成部分，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情景剧。
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结束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知青插队生活，被分配到康县文工队工作。当我问及为何要分配我到文工队时，负责报到的人说他们调查过，我会写剧本，所以如此分配。就这样，我成了编剧。编剧是最闲的人，因为不可能每天都爬在桌子上写剧本，我只写了一个五场话剧，就演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耐不住寂寞，就要求拉幕。两年后，恢复上演传统戏剧了，文工队解散，招了一批秦腔演员，成立了新的剧团。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调离，只有我暂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去处，就还待在剧团，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又不能白拿工资，便继续拉幕。因此，我成了这个秦腔剧团唯一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拉幕人。
以往，或在学校，或在插队锻炼的农村里，我都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参加过许多的演出，但从来没有拉过幕，不知道拉幕的感受。彼时，这个秦腔剧团除了在县城演出，还在本县和外县的乡镇物资交流大会、庙会、年节等场所演出。我以专职拉幕人的身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大约为上千场演出提供了服务。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严格按照剧情的需要，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我在心里暗暗叫苦：编剧拉幕，大材小用，能拉不好吗？我过去不喜欢听秦腔，古时候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我也就把秦腔当作虎狼之声。没想到，拉了两年幕，灌多了耳音，竟然觉得秦腔很美。
我原来所在的文工队，都是无偿演出，而这个秦腔剧团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兴起，恢复了固有的售票演出。刚开始，在县城演出一张戏票三毛钱；在农村演出则是包场制，管吃管住每演出一场本戏二百元。那时间，人们的文化生活还很贫乏，即便是县城居民也不例外。因此，就有熟人、朋友托我给他们买票，售票窗口是可以买到的，但运气不好的，常常买到的票不是偏左偏右，就是太靠前或太靠后，凡托我买的票，都在中间五排以后十排以前的，观看演出时十分舒服。我很乐意干这种事，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无法抛头露面的拉幕人。
演出的时候，我的固定位置在舞台的左侧，面对着舞台右侧的乐队（舞台功能不全，没有乐池；在乡下演出，大多是临时搭建的舞台，就更不讲究了），右侧人多很拥挤，而左侧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以及我所坐的板凳，另外就是大幕、二幕的四根拉绳了。有的本戏其中的场次较长，我就将拉绳拴起来，点燃一支香烟，一边默默地吸烟，一边随意地或观看舞台上的演出，或观看舞台下面的观众；偶尔看到观众席上有男女私下做出不雅动作，就会偷偷地发笑。虽然面前的世界很精彩，但我从来没有忘乎所以，耽误了拉幕的本职工作。
现在，这个秦腔剧团只有团长和我两个原文工队的“老人”了，其他的成员大部分是从陕西招收来的，少部分是本地区的，最大年龄的一个七十余岁，最小年龄的两个十四五岁。那个老的演老生，两个小的是女孩，演铡美案里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剧团集体办大灶，古稀老人每顿饭都是两个馒头，舀一碗免费的高汤泡着吃，他这样节衣缩食，是为了攒钱给小儿子娶媳妇——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是这样清贫的生活水准，老人在舞台上依然表演得干净利索、生龙活虎，足见其基本功的扎实。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尽管月薪三十几元，有时候也会给这位老人买一包香烟、打一份炒菜。
于是，就同这位老人很友好。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就是这位老人告诉我的。有一次，老人的戏演完了，就来到我拉幕的舞台左侧，与我闲聊。他对我说：“我唱了六十年的戏了，你是我见到的拉幕拉得最好的人，你这么年轻，钻戏钻得这样深，不简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大家都这么说。”我就对他很感激，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演员们的肯定，那观众自然也是满意的。——这就是拉幕人的价值，看似可有可无，只要有点力气就可以为之，但其中还是很有学问、需要悟性的，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好的。
县上的主要领导也会抽时间来观看演出，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县上的主要领导还在宣传部长的陪同下，登上舞台，看望全体演职人员，并询问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交通工具问题，下乡演出极不方便。后来，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县上拿钱，给剧团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虽然载重量不大，但还是可以拉一些服装箱子、乐器、道具，给演职人员减轻了负担；尤其是在乡村简易公路上行驶，比汽车方便管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康县县城居民们的穿着，从戏园的观众席上就可见一斑，都是清一色的军便服；到了后期，年轻人就有了喇叭裤，女人们的穿着也花哨了起来。穿军便服的时候，男女观众都是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到了穿喇叭裤、花哨起来后，观众席上就有了青年恋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会做一些亲昵的小动作。再后来，观众席上逐渐出现老龄化的现象，老年人居多，中年人也不少，年轻人却越来越稀有了。——这时候，三羊牌收录机开始出现；等到黑白电视机出现之后，年轻人就不再光顾戏园了，观众席上也不再爆满，传统秦腔戏剧演出开始出现危机，票房收入逐渐下跌。
记得某次彩排，宣传部、文教局的领导莅临观看。锣鼓家什忙个不停，敲京锣的小伙子，忽觉小腹有个屁直往外拱，边敲锣边寻思，欲借收锣之最后一响同时将屁放出，以作掩盖。不料未得同步，屁声比锣声慢了一拍。台下一位领导立即叫停，厉声责问敲京锣的小伙子：“你为什么要多敲一声！”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令敲京锣的小伙子尴尬不已。还有一位司胡（拉板胡的人），是个老同志，样样皆好，唯嗜酒如命。某日排练前大醉，匆匆赶往排练场，醉意朦胧中竟将弦调定得比平常高出许多，致使演员连唱三次都卡了壳，便对司胡道：“你是咋搞的，把弦调定得太高，诚心让老子唱不出来出丑是吗？”司胡闻之来气，大吼：“你是谁的老子？看我揍不死你小子！”一时二人大打出手。后来专为此事开了会，团长要求严禁“戏子作风”，大家都要做新时期的人民艺术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先开始的，随着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深入，农民从原来的农业体制中得以解放，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益高涨，秦腔剧团就将演出市场倾斜到广大农村。那时间，许多农村还不通电，一般来说，白天演两到三场，晚上点燃汽灯，只演一场。农民不再被土地束缚，不再雷打不动的集体天天出工，时间基本上可以自由支配了，整个腊月、正月，都沉浸在看戏娱乐的喜庆气氛当中。——这里成了传统秦腔戏剧演出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成了传统秦腔戏剧衰落前回光返照的晚霞灿烂之处。
一时间，由整村集体包场，发展到了村民联户、甚至家庭单独包场，凡有红白喜事，或者给老人祝寿、庆贺孩子满月、新房落成等大事，都要请秦腔剧团来专场演出，当然，观众依然是全体村民，以及邻村的人们。我们也改变了以往宿睡临时帐篷的情况，被村民们邀请到家里睡热炕。当红演员常常被几家哄抢，我这个拉幕人没人抢要，往往是最后落单，被农户勉强收留。记得有一次去的是一个孤寡老妇人家里居住，老人给我准备了丰盛的夜宵，其中有我最喜欢吃的腊肉，但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老人摸了我的额头，说我伤风了，就将我的十个手指头用麻线缠住，再用针刺破指头蛋放出黑血，蒙上两床棉被，发了大汗，第二天一早就恢复如常了，美美地吃了昨晚剩下的夜宵。
在县城大礼堂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肥胖，上嘴皮泛起，肤色黧黑，我心里管她叫“丑婆娘”，她多次光顾我拉幕的舞台左侧，有时见我站着，就不客气地坐在我的板凳上，递给我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香烟，与我同时吸烟。我问她是咋样来到台上的，她故作神秘不回答。后来告诉我，她的男人在外边有女人，她很恼火，说她也要找个男人报复自己的丈夫，几次邀请我演出结束后去她家里。我很震惊，心想，剧团里美女如云，我尚且洁身自好，你一个“丑婆娘”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来勾搭我这个处男，简直是癞蛤蟆相吃天鹅肉！就不再理睬她。再后来，就不见她来舞台左侧光顾我了。
进入八十年代初，老团长调任文化馆长，对我这个唯一的“老部下”说：“让你拉幕可惜了，你来文化馆搞专职创作吧。”正是我的心上想。可是，文化馆长官微言轻，我去他那里干了一年，人事关系依然在剧团。宣传部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就提出将我调到他那里，三天后就发文调离了。此时，对剧团进行改革，实行团长承包制。我因为拉幕的缘故，同剧团有了很深的感情，就向组织上提出，让我去承包剧团。组织上出于其他考虑，未能让我如愿。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我永远离开了剧团，离开了文艺演出单位，离开了我曾经拉了四年幕的舞台。
九十年代初，我成了地区文化处艺术科科长，分管地区电影公司和地区五一秦剧团。但我很少去电影公司，倒是常常去剧团，演出时，就同拉幕人坐在一起，仔细地观看他拉幕，发现他有与剧情不够一致的拉幕动作，就会给予认真指导。拉幕人很惊奇，我就笑笑，不作解释。——这大概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所形成的拉幕人的情结吧？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人生大舞台上的演员，有的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专长；有的只是跑跑龙套，即所谓的群众演员，但也不可或缺。有演出就有拉幕人，拉幕人也是社会、人生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虽不起眼，却也非常重要；做个拉幕人挺好，不仅是置身于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更是一个特殊观众，可以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社会、人生，增加丰富的阅历，调整和总结在社会、人生中的价值取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曾经拥有的四年拉幕人的工作经历，可谓难得的宝贵的人生体验，极其平凡，但收获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