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似水，太过匆匆：全家福后面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约1946年，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女儿钱瑗摄于上海
杨绛——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
锺书说：“要最好的。”
（娃娃出生后）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钱瑗从英国留学归来，“我们仨”重又团聚
——钱杨夫妇，只有一个女儿阿圆。
锺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最重说自己的话。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1980年，钱瑗在英国Lancaster大学进修二年后回家，在国外学会烹调，正做了拿手菜孝敬父母
颠沛流离的年代，拍张全家福极为难得，这是唯一的珍贵纪念。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小妹星媛；后排右起：大妹宁媛、哥哥振一、邦媛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流经该地的辽河在清代名为巨流河，本书书名即来源于此。
由于父亲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被迫流亡，六岁的齐邦媛也跟着母亲离开东北故乡。此后的十七年大部分是战争岁月，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吴宓等名家。六十多年前在武汉大学上朱光潜英诗课的手抄笔记，齐邦媛珍藏至今。1947年，齐邦媛大学毕业到台湾，直至1993年，才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重返故乡。
在台湾，齐邦媛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二十三岁(1947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她毕生从事教育，并且负责过翻译出版、统筹中学教材编选、推广台湾文学等工作，真正桃李满天下。小说家白先勇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齐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真!"并将她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受父亲影响，齐邦媛对政治也有极深的思考，在大学外文系的教学中，她首先将《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独裁作品引入课堂，要求学生阅读。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芳明多年后这样回忆:"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期待……都在齐老师的文学解释中获得依靠。"
齐世英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字铁生，人称"铁老"。
巨流河是辽河在清代的名字，从家乡辽宁的巨流河到台湾南端的哑海口，从大河到大海，是齐世英一生追求真理、力图救国的人生轨迹。
他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参与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军事行动，兵败后转投国民党，是国民党"辽字第一号党证"持有者，主持东北党务。抗战期间他奔波操劳，救难济民，建立中山中学，办《时与潮》期刊……赴台后，作为"大佬"级的人物，因民生问题、因坚持民主理念，被蒋介石一怒之下开除党籍。直到晚年，他一直是对台湾民主化运动影响甚大的人物。
齐邦媛在一张父亲晚年的照片下面写道:"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
齐世英
1934年3月26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北平成立。关于东北中山中学的筹建，在《齐世英口述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这是全国第一所国立中学，行政院特别关心，我也一再强调以“中山”命名，用以加强学生对主义的认识。当时家乡沦陷，大家都很热心家乡子弟的教育，很多大学教授都乐意降格为中学教员来教育家乡子弟，就是校长李锡恩也是吉林大学校长降格屈就的，所以这个学校办得很有朝气，造就了不少人才。”
齐世英作为学校的创立者之一，对东北中山中学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却只有这寥寥数语。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关于齐世英创立并保存东北中山中学的艰苦努力——
“父亲一向积极乐观，然而此时他必须面对的不仅是国家的难关，还有必须独力设法把南京郊外中山中学师生送到汉口再往西南走的这个难题。”
“行前一个月，父亲顾虑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枪交给学校，且给学生军事训练，以备路上保护师生安全。”
“这个家终于有了爸爸，他又黑又瘦，在南京的最后几天连饮食都难于供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的大男人流泪，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那一条洁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如今被眼泪湿得透透地。
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母亲，因为能看见父亲活着回到家中，忧心有了安顿，活了下来。”
“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
邦媛与小妹星媛
齐邦媛——
南京是我记忆中最接近家乡的地方，除了在那里读完小学，最重要的是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亲经营一个舒适幸福的家，三个小妹妹平安地诞生，家中充满欢笑。宁海路齐家，曾是黄埔军校无数思乡的东北学生星期天来吃家乡菜，得到我父母关怀的地方。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一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
齐邦媛的母亲83岁去世前，她曾问母亲如果有来生，是否还愿意嫁给爸爸。母亲过了几天才说：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
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们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母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前言中，许燕吉这样写道——
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1935年，父亲许地山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
景星，当年在香港，是最好的照相馆。
每年，父母都会带着孩子们照相。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是燕吉最美的记忆。
随父母迁居香港的燕吉，只有两岁。
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安定优裕。
许母相夫教子，一家其乐融融。
她还学习驾驶技术，每天开着奥斯丁小汽车，接送丈夫上下班。
1933年，许地山与周俟松结婚4周年纪念。母亲怀里抱着的就是许燕吉，旁边的男孩是哥哥周苓仲
在许家，还是严母慈父。
燕吉记得——
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那时候回家了，要求你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比如这一碟子菜都得吃完，不吃完不行。
所以，在母亲的强势面前，燕吉只有乖乖听话。
相比母亲，父亲和蔼可亲极了——
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我的腿驮到目的地。
有父亲在的地方，总有笑声——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燕吉从不记得，父亲有过辞严厉色。
许地山，是基督教徒，他总是通过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将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孩子们。
多年后，燕吉写道——
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1939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0周年纪念全家福，旁边为许燕吉和哥哥周苓仲
1941年8月4日，对燕吉而言，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父亲许地山，突发心脏病，因抢救不及去世，四十七岁。
而燕吉，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孩子。
小燕吉，似乎吓傻了，自始至终没有哭喊，没有掉下眼泪。
母亲认为不可思议，说燕吉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
多年后，老人家对着燕吉的嫂子，还是认为女儿的表现，不合常理。
燕吉无法解释，事过多年，只淡淡一说——
我其实记得父亲的爱，从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记得很多，记得很清。
我们有时彼此追逐为戏，妈妈当母鸡，我们兄妹两个当小鸡，爸爸当老鹰，常常被爸爸捉住，抱起来打屁股。
我同哥哥跳飞机、造房子玩，意见冲突的时候，爸爸总是跑过来做种种滑稽的跳法，引得大家大笑为止。
对燕吉而言，父亲在世的安定日子，一去不复返。
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后排为许燕吉和哥哥周苓仲
1954年，大学毕业，燕吉在河北农业研究所当技术员。1955年5月，喜结良缘。
燕吉勤奋工作，一次次得到奖励。
她单纯开朗，心直口快，万万没想到，知无不言，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1958年1月，在扩大反右战果时，已有身孕的她，被“补”划为右派分子。
可是，在石家庄，孩子未出生，便胎死腹中。
这是1958年的5月。
1958年9月28日，燕吉被判刑（有期徒刑6年，附加刑5年）。
12月25日，丈夫提出离婚。
从一个名门闺秀，转眼成为阶下囚。
风云剧变。
此时的燕吉25岁，风华正茂，开始了监狱生涯。
1964年，许燕吉刑满释放。按规定，她可以把户口迁至母亲所在的南京。可她仍有“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她不愿意给德高望重一身洁白的母亲添麻烦。而社会上“四清”运动大张旗鼓，她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没有单位敢要她。她只得在监狱劳改队就了业。
待她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了。
此时的燕吉，36岁。
出狱后，燕吉被下放到河北新乐县大流乡坚固村。
那是滹沱河畔，一个极贫困的地方。
她挽起衣裤下地干活，一个工分只有7分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更难以忍受的是，穷地方的“阶级斗争”弦不松。
夜深人静时，突然狗吠大作，一群民兵敲开门，蜂拥而入。
右派反革命的前科，把她归入“四类分子”之列，当然无法阻止“革命群众”随意清查。
许燕吉与魏振德
1971年，燕吉嫁到了陕西官村。
家徒四壁，燕吉就睡在家里灶台和面的小土炕上。
老头魏振德用自己朴实的方式，关心着妻子——
粗重的农活，几乎不让她沾手。
燕吉病了，老头整日整夜地守在她的床前，即使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夜里他仍然不合眼。
看着老头熬红的双眼和心疼的神情，
燕吉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个憨厚的关中老农。
1979年，燕吉头上的“右派反革命”帽子，被摘掉，分配在武功县畜牧站工作，有了公职。
1981年，在南京的母亲，身边无子女，
按政策，燕吉调回南京，在江苏省农科院畜牧所从事专业研究。
1982年，燕吉被评为副研究员，并加入南京市台盟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此时，母亲是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苏政协委员。
哥哥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省台联会副会长。
一家人，政治上翻身了。
有人劝燕吉，给老头一笔钱，了断当年不适宜的婚姻。
可燕吉却把老头，调来南京！
她直言——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虽然我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但别人对你挺好，我们俩都老了，在一起就是过日子。
数年后，燕吉常被人问及——
你没有绝望过吗？你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不般配吗？
燕吉回答——
我们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引经据典。
我很坦然，觉得是命该如此。
许燕吉
傅斯年、俞大䌽夫妇与儿子傅仁轨
傅仁轨是傅斯年和夫人俞大䌽的爱子，1935年9月生于北京。傅仁轨本来是傅氏家族“乐”字辈，出生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之时，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傅斯年为表达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借古时在朝鲜对第一个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的名字，为爱子取名——傅仁轨。
1936年傅仁轨随全家迁至南京。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随母亲到江西庐山牯岭外公外婆家暂避。父亲傅斯年在婴儿日记中为儿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并记着：“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由此可想像那时在日本侵略军暴行之下，国人颠沛流离的惨况了！之后，随着父亲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路南行，迁往昆明。 1941年由昆明辗转至重庆。父亲傅斯年高血压病重，住医院几个月，后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籍以养病。1942年初，傅斯年身体初愈，携妻儿迁往李庄。在李庄，傅仁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童年，母亲亲自教他和其他孩子学习功课包括英语，后来索性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小学，傅仁轨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此校就读，直至抗战胜利。
1947年，傅仁轨与母亲陪伴父亲到美国治病，期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港一家私立小学免费就读。1948年8月，父亲傅斯年病已愈十之八九，出院后，因放不下国内工作，他辞去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决定与母亲返回中国，此时傅仁轨还差一年小学卒业，在母亲俞大䌽的力争下，留在了美国继续就读，由父亲的朋友，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夫妇代为照看。此后，傅仁轨经常与父母通信交流，学习十分努力，甚至还把勤工俭学赚来的钱寄回家里，傅仁轨那时虽然年少，却极为懂事孝顺。
傅仁轨13岁留学美国，15岁时父亲在台湾去世，仁轨那时由于经济原因没能赶回台湾为父亲送葬，给母亲写了一封饱含情感安慰的信——
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
此后，孤身海外的傅仁轨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学业上，学习成绩突飞猛进。7年之后，1957年，正值中国大陆大搞“反右”运动的时候，年仅22岁的傅仁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理科专业，之后，进入美国科技领域。傅仁轨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做科学研究编辑、工程师。当大多中国人对“微软”（Microsoft）的名字还不熟悉的时候，傅仁轨已经是该公司科技精英中的一员了。他在美国西雅图微软（MICROSOFT）公司总部担任高级计算机工程师，是计算机方面的前辈，高科技精英。为此，母亲俞大䌽非常满意。
傅仁轨英俊潇洒，有着父亲傅斯年和母亲俞大彩两位学者很好的遗传基因，除了优秀的专业之外，他爱好广泛，喜爱音乐，喜爱户外运动，传承了父母酷爱学习的精神，读书更是傅仁轨的生平最爱。他阅读大量中英文书籍，关心时事，包括互联网上的文章，还经常就他读过的各类文章撰写、发表自己的书评，甚至包括对现任美国总统治国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与读者和网友在论坛上探讨。这方面很像他的父亲傅斯年。
作为留学海外多年的学者，傅仁轨对自己的祖国怀有炽热的情怀。中国抗战时期留给他的印象更是永生难忘，每一年抗战胜利的这一天，傅仁轨总要与朋友一起举杯庆祝，一起纪念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有时也写一些诸如纪念中国抗战之类的英文文章发表。
傅仁轨与母亲母子情深。退休后，俞大䌽曾到美国与爱子傅仁轨共同生活多年。1990年，母亲俞大䌽在台湾病世，傅仁轨回台湾为母亲送别，期间，与叔父傅斯岩之子叔伯兄弟傅乐治在一起有过较多的交流，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正派、仁慈、孝顺、极有教养、儒雅的学者。
傅仁轨的童年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与许多那个时代的孩子一样，是在惊恐中，在躲避敌机轰炸的离乡背井中成长。少年时最亲爱的父亲离世，虽然只身海外远离亲人，却能牢记父母的谆谆教导，自强不息、奋发读书，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许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名牌学府。他虽然没有继承父业继续研究中国文史，却同样在科技领域为人类做着贡献。
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们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母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齐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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