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马扎，听故事】英租威海卫时期的疫病防控机制

疫病作为人类最可怕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健康。英国作为欧洲最早进行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的国家，在应对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方面构筑了比较成熟科学防控机制。威海卫被英国强行租借之后，诸如鼠疫、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威胁着偏居一隅的滨海小城，有效科学地防控各种疫病也成为威英当局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殖民政府在租借威海卫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了医疗卫生防疫建设，与时代同步的先进和完善的设备、科学的防疫机制移植到威海，构筑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疫病防控机制，促进了传统卫生习俗和卫生意识的近代化，推动了威海卫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化，当然，先进的疫病防控制剂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殖民统治工具。笔者在几年前撰写《英国租借威海卫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硕士论文时，有幸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遂形成了此文，敬请方家指正。

一、建立宣传机制

在英国租借威海卫之前，“每当瘟疫来时，由于医疗条件落后，百姓患病，或求教于巫婆，或叩拜于鬼神，把命运交给了死神摆布。”面对中国百姓封建迷信陋习，威英当局也是深恶痛绝，在1914年的《烟威防鼠疫告示、药宣传品》中充分表露出来：“近来，本埠瘟疫行至今不足十日，由一人传染而死已达百余人，若仍不理，再等十日病死者必不堪设想，本埠传染之速且多，一、由于溺守风俗，必将死人剃梳更衣等一二日始行入殓，再数日而行殡葬；二、侍病者不知自避与病人同寝一室，煎药饭食亦在病人之旁，所以一死再死竟有数家尽绝，诚堪痛亦，若不设法防避，必蹈黑（黑龙江）省后撤……”

为增强百姓疫病自我防范意识，威英当局通过散发传单、列举实例、发放宣传材料、报纸舆论、张贴告示等多种形式不遗余力引导百姓提高警惕，积极预防。面对一邻之隔的烟台鼠疫肆掠，一方面屏除公众卫生陋习，提升卫生防范意识，华务司专门刊登告示“现在烟台疫症流行，大抵皆为不讲卫生龌龊等之故，苟能讲究清洁何致有传染之害！为此，示谕民间于初十日起所有房屋院子等处一律打扫干净，如有老鼠，亦须捕捉净尽。”

另一方面则劝诫公众不要随意赶赴疫区，以免被传染。如华务司告示“目前烟台青泥洼等处瘟疫流行，凡我民等最好不去为是，纵使万不得已，因事要去亦须缓缓再去，至于在彼处做客之人不幸染疫身死，该家属等亦不准将尸体载回故里，如已经有病之人亦不准带归，以免传染，此系保护界内平安起见，勿得误会。”

对于到烟台上班的人，则推迟上班，烟台丝业公司刊登布告“为广告事项在烟台鼠疫恶病流行传染极快、极烈，本埠工厂公议各家一概缓开工，为此广告工人等周知，暂且不必来烟，先行在家听信，俟烟台疫病消除，即出广告，相招时再行来烟上工可也，特此广告。”

英租初期，威海卫天花病非常流行，死亡率较高。为预防天花病的发生，殖民政府开始为界民布种牛痘。然而，在开展此项工作时却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界内百姓受迷信影响，认为种痘不吉利，也有不少人对种痘能免天花产生怀疑，同时对洋人的排斥心理也阻碍着他们主动接受种痘。在1913年华务司告示中指出“此症最易传染，本可设法消除，查大英国家向以恻隐为心，凡男女、小孩遵例种痘由来已久，莫之或还是以罕有犯此症者。惟华民不知其例，所以种痘少而犯此症者多，虽叠经前升司尼示谕在案，华民往往囿于见闻，不知种痘利益，实属自愚己极，查现在界内出天花者甚多覆蒙。钦大臣骆悯其最易传染而欲消除此症，故特此札行出示谕，知界内居民，人等凡未经出过天花或已经种过痘者仍须一律再种，每至五年应再传种一次，至新生婴儿照例亦不得愈三月，即须种痘。”

1909年医疗部门印制了一批卫生宣传手册发放到农村、学校。1910年又向农村免费发放了400本预防霍乱的操作指南。1915年开始在学校开设卫生课程，并经常举办卫生单科考试，对成绩优良者发给一定的奖金以资鼓励。威英当局还充分借助报纸这一便捷载体，不断加强卫生防疫的宣传报道，笔者查阅了上百份英租期间出版的《威海午报》，几乎每期都在第一版醒目位置刊载了如何防疫及推销防疫药品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还采用新闻报道形式提醒公众增强防范意识。在1927年12月12日的《威海午报》刊载了一则“本埠新闻”：“入冬以来，天气寒冷不均，近来瘟疫发现，小儿病死，络绎不绝，今日城内刘玉田之小儿年仅四龄，促得瘟症，因之丧命，飬小儿者，当加意预防，以重卫生云。”

1916年，威海卫麻疯症流行，已传染了70多人，如果不提前预防，形势将愈演愈烈，贻害无穷，但当时界内百姓不知道此病的危害性，更不知道如何预防，尤其可怕的是患有此症的人也毫不避忌，不仅同未患病者交谈，甚至同吃同住，这样更加速了传染速度，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局面，首任行政长官洛克哈特将对此症防范素有经验的两位医官学说以布告的形式广为传布：“大麻疯症最能传染，凡患有此症之人，其鼻涕痰涎，及其所用铺盖、衣服、饮食器具皆能将此病症传染别人，在人烟稠密之所尤甚。譬如一家多口共住一屋，则此症更易传染，最可叹者，各国名医虽苦思多年，研究救治办法，迄今仍未得其治法，所以有些政府就订立律章，使凡患有大麻疯症者不准在自己家中居住，必须搬离，凡定此律之处，其症皆已断绝，未定此律之处，尚仍受患无已。前有一患麻疯症者，到一海岛居住，岛人并无限制麻疯症的律章，如是此症在那里广为传播，在23年间，该岛患有麻疯症者多达4000人，为患之烈，其足令人惊惧也。然而未曾设立限制律章的地方，将如何应对此症呢？只望患此症者大发仁恕之心，代其家人设想防患，情愿离群索居，并守独身主义，不娶不嫁，以免此症之蔓延。凡患此症者，务必从速设法使其独住一屋，独睡一炕，其所用之铺盖、衣服、饮食器具等物一概切勿与无病之人混杂，以免传染。”

二、建立疫情通报监测机制

为加强疫情信息共享，威英当局与上海、香港以及和国际联合卫生处东方局之间建立了通畅的疾控通报机制。如1928年上海霍乱大流行，波及18个省，死亡惨烈，“即使概略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霍乱）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

面对如此严重疫情，疫情通报机制发挥了应有作用，东海关威海卫分关港务课在1928年8月4日及时发布了第一号通告“查本地当局已宣告香港、上海两处发现霍乱流行病症，所有由该处驶往本埠船只，一律须经本埠检疫医官施行检验，上项船只，暂准在里港停泊，但不准在东大楼至金线顶之直线迤西，检验时间，日夜随时举行，并无限制，特此通告。”

一旦外地疫情解除后，当局也随即取消检疫措施，比如，东海关威海卫分关港务课在1928年11月6日发布的第二号通告称“案查本港施行检疫，业经本港务课于本年8月4日第一号通告通知在案，现在本地当局宣布，自本日起，对于由香港及上海驶至本港之船只停止检疫，此后上项船只进港，毋须由本埠检疫医官检验矣。”

另外，各地之间还共享疫病防治办法。比如，对有效预防核子瘟，威英当局将防治有方的上海工部局卫生处传单广为张贴，其防治的根本在于灭除鼠类即灭除核疫，要多畜养猫类，用铁丝龙与压板、毒药灭除室中鼠类，勿用天花板，用灰泥填塞鼠穴，不得为鼠类留有何项食物，勿使地面积留垃圾，一切鼠类必使饿毙，等等，这样为威海卫民众有效防止核子疫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在租界内，威英当局则建立了由医官、警察、村董和民众四位一体的疫情监测机制。对于民众，华务司告示中要求，在当前老鼠瘟病传染非常利害的情况下，民间倘若犯有非平常之症，无论何时立即来报，另外，如果家中有死鼠，切勿用手去摸，须得用物捡出送至野外掩埋妥当。1911年鼠疫在东北爆发，此后，随着返乡民工扩散到烟台，并在烟台迅速蔓延开来。威英当局接报后，立即在边界增设了由巡捕和村董组成的防卫岗哨，禁止内外人员出入。

当局还建立了巡捕周报告制度。1921年威海卫牛痘流行，正华务司责令各乡间巡捕对各自辖区内牛痘疫情严细查明，并于每周来正华务司署报告，不得违抗。

另外，威英当局对传染病比较容易传播的高危人群、动物和公共场所，也实施了严格的监控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在1905年第5号《已婚妇女和女孩保护法令》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作为任一妓院的占有者或经营者，如果允许患有传染病的妇女在妓院从事卖淫活动，则其行为被视为犯罪行为，经判决，应被处以不超过400元的罚金，或进行劳役或非劳役监禁，期限不超过1年，或两者并罚，并且如果此人为非英国出生的公民或未加入英国国籍，在此方面有过犯罪前科，现在再次犯有此种罪行，则行政长官将根据租借地内现行驱逐法令，下令将其驱逐出租借地。”[3对监狱中犯有传染病的犯人，“根据监狱规章规定，对于心神丧失或患有传染病的犯人，以及怀孕七个月以上或生产未满一个月者，不得收监”。

为有效预防各种传染病，公共寄宿舍在办理房屋登记和许可证的前提下，还要实行严格登记制度，负责人应记录每一位房客的姓名、居住期、地址和到达与离开日期，并按卫生官员或警署官员的要求，随时让他们自由进出该房屋的任何地方，允许他们检查登记册，任何拒绝接受上述检查的负责人均应受到不超过25元的罚款。

三、建立严格检疫机制

威英当局在通过各种宣传途径，不断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做好疫病监测的同时，加强法令法规立法，并采用科学的先进的疫情检疫办法，无论是患病人或动物，还是传染载体的交通工具或场所及其他物体，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构筑起严密的检疫体系。

民以食为先。威英当局对于易引发传染病的牛奶场进一步加大检疫力度，并实施极为严厉的处罚，消除传染隐患。在《1903年公共卫生和建筑法》中规定，如果卫生官员认为传染病患者是因为饮用了由租借地内牛奶场提供的牛奶所致，或者上述牛奶场生产的牛奶可能是引起租借地居民患传染病的原因，则他有权对上述牛奶场进行检查，或对他怀疑可能患有传染的牛奶场雇佣人员或居住人员进行医疗检查（除非被检查者持有具备资格的行医人所开具的书面证明，证明他或她未得传染病），他还将对里面的动物或已死去的动物的尸体进行检查，通过对牛奶场、牛奶场动物、动物尸体、生产的牛奶、雇用人员和居住人员的检查，以及对牛奶场牛奶来源的调查，如果卫生官员认为传染病是由于上述牛奶场生产的牛奶引起，则他应向政府秘书或由行政长官任命的负责此事的官员进行汇报，政府秘书或有关官员据此通知牛奶商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不少于24小时——写份书面材料，说明事故原因。如果行政长官认为，理由不充分，则行政长官可再发布上述命令。如果卫生官员检验后认为传染因素已经清除，则行政长官在执行该法令时发布的命令由此撤回。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检查，不得故意干扰有关官员执行公务，不得拒绝执行行政长官按上述条款发布的命令，否则由区地方法官予以定罪，处以不超过500元的罚款，如果攻击行为继续存在，则在攻击期间每天处以不超过500元的罚款。如果牛奶商允许传染病患者或近来与传染病患者有过接触的人进行挤奶、操纵运奶（销售）船、参与牛奶场工作，如牛奶的生产、分发与储藏或居住在牛奶场中用来作为牛、羊、牲畜圈或牛奶储藏的地方，则由区地方法官予以定罪，对其处以不超过100元的罚款。

政府还专门开设了一座屠宰场，每年以2195元由商人承包，承包者享有独家动物屠宰权，未经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不得进行部分转租或转让。屠宰场必须严格遵守屠宰清洁章程，每天必须向警察所报告屠宰牲口数量，由警察所派人员到场检疫。除按照法令指定用作此目的的屠宰房，任何人不得在行政长官限定的区域内进行屠宰牛、猪、绵羊或山羊。对于患有传染病动物屠杀，当局建立了传染病动物的屠杀补偿制度，根据不同情况，给于数额不等的经济补偿。在《1903年公共卫生和建筑法》中规定，对于按照该法令条款或地方法规条款的任何患有传染病动物，应从公共资金中进行下列补偿：如果该动物在进口后3日内没有出现传染病症状，但在进口后14日内出现了传染病症状，则将按进口价的1/3进行补偿；如果该动物在到达租借地14天后出现患病症状，则按患病前价格的一半予以补偿；如果该动物在进口时就出现患病症状，或在进口后3天内出现患病症状，则不进行补偿；如果该动物在租借地饲养长大，则在出现患病症状后按出现病症前价格的一半进行补偿；如果该动物虽然没有出现传染病症状，但同患病动物有过接触或同患病动物在同一群中饲养，则将按全额价格予以补偿。假如需要补偿，则一只动物的补偿额不许超过100元。对被屠杀动物和在对被动物疾病传染过的房地产，进行消毒过程中破坏的物件的赔偿额，由卫生官员决定，任何不服者可向行政长官提起诉讼。

威英当局对人员、本埠返港船只及外埠进港船只的检疫更是多措并举，严防不怠。1914年烟台鼠疫蔓延，大英威海卫华务司专门发布《烟威防鼠疫告示》 “凡在租界人民倘有患病疑似此症者，即作速禀本司以凭医治，再老鼠亦传瘟之物，如有死鼠，亦即作速禀不可视为微物置之，至所有往来烟台青泥洼等埠之大船，仰代理行于船未到之先将该船来威时期禀告官医厅后验看后再行上岸，仰各遵照。”

对于本埠返港船只无论有疫无疫应由检疫医官于该船入口时，会同关员上船在指定海域内施行检查，检疫医官上船施行检疫之时，船主应将搭客名单人数交出点验，凡入口船只未经检验，所载客人及货物一概不准卸下登岸，如有必要，经检疫医官认为应受隔离之船只，应将船驶至其他海港施以隔离。

对来自外埠进港船只均须由检疫医官检验，在《东海关威海卫分关港务课为施行海港检疫布告》中规定“凡外埠进港船只如未载有患传染病及疑似患传染病者，或因染疫在中途死亡者之尸体须于驶近本港时，悬挂检疫旗（即国际通用之Q字旗），此项船只可驶进内港听候检验，俟检验完毕后始可降落该项检疫旗帜，在未得检疫医官许可之前，无论何人不准上下此项船只；凡外埠进港船只倘载有患传染病及疑似患传染病者，或因染疫在中途死亡者之尸体须于驶近本港时悬挂检疫旗，并停泊于本口南方外港听候检验，该项船只将由检疫医官令其驶往烟台听候检疫处理，在未得检疫医官许可之前，无论何人不准上下此项船只；按照本口检疫机关令自7月10起，无论何人如未持有在最近三个月内曾经注射预防虎列拉针（防疫药品）之证明书，一律不准登岸。”

刘公岛作为英军训练和疗养胜地之后，威英当局对岛上检疫更是重视有加，严防死守，坚决拒疫病于岛外。对于从疫区烟台等处来威海想进岛的，必须事先在岛外码头禀告医官检验，确证无传染者，发给执照，然后才能进岛。在岛内还专门为进岛人员指定了码头，比如华务司告示“仰舢板人等知悉凡装客往岛内，须在岛内康来及公门口两处码头装卸，不准在别处上下，违者严惩不贷。”

在疫情泛滥之时，为严控疫病侵染岛内，威英当局临时施行管制措施，华务司规定“照得舢板以及风船不拘大小一概不准装人出岛，至于华人要出岛者必须在岛内到巡查处领照，方能出岛，此系暂时禁，如违者严办不贷。”

四、建立科学有效的治疗机制

面对疫病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威英当局在逐步建立完善疫情通报、监测、检验等预防措施之外，还移植了先进的隔离、消毒、种疫苗以及提供防控工具和应对办法等行之有效的治疗措施，从而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成效斐然。殖民政府在码头区设立中央医院，规模较大，能容病人五六十人，举凡疗治内外科各病症之一切药料器具等，均属齐全。由医官长直接管辖，内部另有房屋一所，设有独立的传染病房，专备患传染病者之用。对该院治疗传染病的情况，军医斯塔尔（starr）撰写的《1902年爱德华港地方医院和门诊部医疗情况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到1902年12月31日为止，共有1743例接受过治疗。常见病天花，只有一例，很轻的一例，接受过治病而且恢复得很好，这是过去四年里发现的唯一病例，中国人也接受种牛痘，我给来的每个孩子都种牛痘。猩红热，一例，从上海传过来的，这种病在上海很流行，而且很严重，那位病人已经恢复。霍乱病，今年全中国都流行霍乱病，在爱德华港和其周围地区也有零星病例出现，与当地人打交道很难，因为他们想法设法掩盖事实，通过挨家挨户查访，发现了一些尸体，马上处理，进行掩埋，并对周围的建筑物进行消毒。但很侥幸供水源没受到感染。几乎完全可以肯定这种病是游人带来的，但其准确来源还不能肯定，这种病给当地居民以致命的打击，染病5小时后就会死亡，因得病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土法治疗，在爱德华港和其邻近土地有七人死亡。麻疯病，二例，轻度慢性的。白喉病，五例，两个孩子死在家里，他们的父母拒绝送他们去医院……”

对传染病患者转移，威英当局在《1903年公共卫生和建筑法》中以法令法规的形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制定极为严格的操作规程，对违反者实施严厉的处罚。该法令规定，患淋巴腺鼠疫、霍乱、天花或其他传染病者，如果没有合适的寄宿处，或居住处不只有一个家庭，或居住在船上，则区地方法官将根据具有资格的医生出具的证明，下令把该传染病患者转移到有关医院或其他安置此类患者的地方；任何患有淋巴腺鼠疫、霍乱、天花或其他传染病者，除了政府指定的用于此类患者的专用车辆外，不得搭乘任何公共车辆或船只，任何公共车辆或船只（上述专用车船除外）的车船主、司机或负责人，不得在事先知道的情况下搭载上述患者；曾用于载运淋巴腺鼠疫、霍乱、天花或其他传染病者的公共车辆或船只，必须经卫生官员批准，进行彻底消毒后方可再次使用，任何公共车辆或船只只有经过上述消毒，卫生官员和警察才能予以放行。任何违反条款规定者，应处以不超过100元的罚款。卫生官员和卫生巡查有权协同助手进入淋巴腺鼠疫、霍乱、天花或其他传染病者正在居住或近来居住过的房屋进行清理和消毒，行政长官规定，清理和消毒费由房主承担，对于在清理、消毒过程中所毁坏的床铺、衣服或其他物件，则对房主予以一定补偿。[2农村医疗条件落后，民众对疫病防控意识差，一旦发生疫情，将成为重灾区，为此，威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专门制定颁布了《村中如有疫症发见应当照办之章程》，依照其规定，如有一村惹起疫症，若在天气暖和之时，其无病之家应立刻离开本村，搬至村外一里地，在旷野中搭盖草棚暂住，其有病之家人亦要搬至村外搭一个草棚暂住，但是这种草棚须与无病人家之草棚远远离开；如病人之房子内中所有的东西一概搬出，在太阳中晒数天，然后将病人之房内亦须洒遍免疫的药水，所有门窗亦要推开放出疫气，候房子太平后再行搬回，大约大无光景可以搬回。在天冷的时候，人不能去住草棚，凡与有病之家相近的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应当远远离开有病之家，去住本村庙宇以及安稳相当地方；有病之村不可与无病之村往来，而无病之村亦不可与有病之村来往，以免互相传染；凡有病之家的四邻，应该立刻离开有病之家之房子，若有人死，其尸立即掩埋，除却服侍病人之人，其余的人一概不可送殡；凡村中一有病起，须要立刻来报，不必等候已死或要查明是否瘟疫，然后再报，纵使病非瘟疫，只要来报绝无妨碍，至于瘟病发出之症状后，面目发肿，头痛，吐血等状，如有病来报，确是瘟疫，由官方指示办法，发给消瘟之药，并可以告诉相宜之地盖窝棚；侍病之人不可与病人靠近，不可与一屋同住、同食，更不可对面说话，以免呼吸之气传人；病人死后或好后，所有的葬衣服、铺盖一概用火烧尽，屋内别的东西亦须搬至外边晒晒晾晾数天；现在若有想种痘，疫药水可到码头医院来种，每人收取药费五角。

为有效防范某种疫病，威英当局发布了防避办法，要求公众按照防避办法严加防范。比如《预防鼠疫的告示》 “有病之家即速报告检疫所查看，若系瘟疫，即抬入医院，将有病人别留一处，不使与他人往来；病人屋内之物件不可轻移他处，其食品更不可取用；侍病之人不可与病人一屋同住同食，更不可对面说话、煎药等事，可在别屋不使病人呼吸传人；病人屋内宜遍散石灰洒地，药水，使病人吐痰在筒内用洒地药水或茶 盖之；病人所用之物衣服铺盖碗箸等物不可移至他处，更不可乱用；病人死后即可将其口鼻用布加茶椒塞掩，即可放入棺内深深埋葬，将剩下之衣服等物用火焚烧，三年不可开墓；可在私人近前说话哭吼，不可存留死人更换之衣被，不可留灵柩，不可将灵柩远发使其远行；有病之家未病之人当居住一处，无论何人不可在病门前站立，不可与有病人家往来，免得传染，不可到人多稠密之处；病人死后即将该屋遍散石灰洒地药水将门锁打开，将屋熏净扫除，将门窗敞放一二日再行搬入。”

另外，威英当局还从饮食起居等方面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前时症流行，调护失宜，颇有伤及性命者，本政府有鉴于此殊为悯恻，特商大医官指明如何办法，据云得是症者须卧于热炕，慎为调护，须多食稀饭，肚腹以流通为要，若有秘结须服泻药，所有便溺宜在炕上行动，不宜上院子，以上所云皆系最要之端，盖因病人尚未十分痊愈时若出户见风，胸部最易损伤受病，由此致命者大多数不可不慎也，其各秉遵勿违。”

为消除公众对种疫苗的恐惧心理，威英当局提供了一些无偿的公共卫生服务。1905年开始全面推行一年一度的免费种痘计划。为了方便居民，医疗部门在当地人中培训了一批种痘员，每年春季由医官长带队分赴农村各地挨家挨户布种。为鼓励种痘，有时还搞一些种痘竞赛。种痘工作由此而逐步得到了推广。据统计，仅1929年就有13209人接受了种痘。黑热病是当时威海最流行的病症之一，发病人群集中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1900年此病得到确诊。为防止黑热病的发生，由医官长率员每周两次赴农村各地进行免费巡诊，后又相继建起了黑热病诊所。

防鼠疫是殖民政府防疫工作采取的又一大措施。1911年鼠疫在东北爆发，并在烟台迅速蔓延开来。凡烟台返威的，强制到大英民医院进行防疫注射。同时，殖民政府认为鼠疫是由老鼠引起，最好的防控办法就是捕捉老鼠越多越快为好，但又担心民间捕捉没有积极性，为鼓励捕鼠，一方面，界内设立捕鼠会，免费向居民提供捕鼠工具。另一方面，特地实行激励机制，“捕捉的老鼠不管大小，将其尾巴剪送正华务司署，写明捕捉人姓名，于2月15日为期，内设四彩，头彩得奖洋20元；二彩10元，三彩2元，四彩1元，即将送来之鼠尾作为票数，每一鼠尾填给彩票一张，届时，本人来署每一票一抽，如得彩者即行领洋，此系鼓励捕鼠，以免鼠疫传染起见，并非赌彩，万无误会”由于采取了多种得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鼠疫在威海的流行。（作者：彭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