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因为打算办杂志陈独秀带家人住到了法租界嵩山路吉谊21号，因不能预知《青年杂志》的发行情况汪孟邹以事多为由婉拒发行该杂志，但作为朋友汪孟邹介绍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来发行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
群益书社提出陈独秀每月得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初一本杂志，陈独秀满口答应，有200元的收入，一家人不仅可以饱食无忧，还可以把在安庆的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减轻一些嗣母、高晓岚的压力。
情况好转后陈独秀给安庆家中写了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做，延年17岁、乔年13岁，正式出来闯荡人生的时候，而且兄弟俩可以互相照应，延年、乔年正在安庆全皖中学读书，接到父亲的信欢天喜地，上海是年轻人向往去的地方，兄弟俩早就渴望闯一闯了。
延年、乔年来到上海，就在陈独秀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偏偏遇到一场人祸，原来《青年杂志》办了几期读者增多，销量大增，买杂志的青年越来越多，陈独秀的事业如火如荼，从而引起上海青年会的嫉妒。
他们所办的刊物《上海青年杂志》被《青年杂志》一压，没有了销量，为了自己的杂志他们写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杂志名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个“署名权”官司，没办法陈独秀只好在出版一卷六期后在1916年夏天暂时停刊了。
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21号，《青年杂志》停刊后经济再次陷入低谷，陈独秀脾气大，延年、乔年半工半读就搬出来住了，祖母谢氏想念两个孙儿，到上海看望，因两个孙儿没和陈独秀住在一起，不得不派人到处寻找延年、乔年。
汪孟邹听说后责怪陈独秀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没有和他们一起住，但陈独秀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险恶，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吃苦有好处，孩子从小不吃苦，将来怎么办？高君曼背后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兄弟俩住在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高君曼心里过不去，也怕外面说闲话，汪孟邹走后高君曼在陈独秀面前说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但陈独秀说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一天陈独秀好友、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
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名义上、感情上看待兄弟俩犹如我所生，他们兄弟在外面，视我如其母，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说罢高君曼流泪不止。
1916年9月15日陈独秀恢复办刊，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版商仍是群益书社，《新青年》出版后不仅销量不比《青年杂志》差，而且远远超过了陈独秀、出版商的预想，11月26日陈独秀、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打算筹集资金合并亚东、群益书店，成立书局，为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创造条件。
一天在杭州教书时认识的朋友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在北京琉璃厂附近遇到了陈独秀，他大喜过望，立即建议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北大工作并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两人同是光复会暗杀团的成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次回国到上海已经听人谈到，他到北大是想在北方宣传革命，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汤尔和、沈伊默的推荐亲自到旅社邀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考虑到北大是名牌大学，月薪300元，而且可以在北京继续办《新青年》并有钱玄同等人的支持，于是陈独秀接受了蔡校长的聘请，同时他推荐了在美国读博士的未见面的朋友胡适也到北大教书。
知道陈独秀去北大任职高君曼十分高兴，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在外自谋生路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在《新青年》编辑部，他们常蓬头垢面，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
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受高君曼影响陈独秀嘱咐汪孟邹自己去北京后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加上《新青年》每期200元的编辑费陈独秀的收入已很客观，可以补贴一些给延年兄弟。
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兄弟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兄弟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延年兄弟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依旧形影不离，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的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
根据陈独秀的意思汪孟邹每月从陈独秀的稿费中拿十元钱给他们(每人五元)，补贴生活，汪孟邹给了钱，就在薄制上写上一笔，这时汪原放(汪孟邹侄子)便忙着倒茶，和延年兄弟说话，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
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想到瘦削的乔年性格这么活泼开朗，说出的话根本不像他这个年龄孩子所说的，分别时汪原放嘱咐他们常来玩。
一次乔年帮助同伴们打包，因使劲太大，一下把自己的裤腰带崩断了，一位同伴惋惜道：“啊！真可惜！”，乔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了断了的裤袋，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袋牢的多了！”
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大家哈哈大笑，乔年离开时汪孟邹说：“中午在这吃吧？”他知道延年兄弟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苦，平常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乔年不肯，说：“还是回学校吃方便”，汪原放问：“在学校吃些什么？”
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的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
看着乔年的背影汪原放对叔叔说：“乔年他们真不容易”，叔叔说：“延年、乔年从小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但他和潘赞化谈起来口气就变了，包含埋怨的意思：“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