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资讯

  清末大翻译家严复(1853—1921)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开发民智方面,有极大贡献。只看鲁迅青年时代读严译《天演论》时是如何陶醉,就可知那一代人的感受了。

  《天演论》以后,严复又有七部重要译著,合称“严译名著八种”。他自己对这些译著极有自信,曾在信中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杨正典《严复评传》25页)但是,这位伟大的先行者、思想家,当年出版这些译本时,却非易事,也许有些辛酸。这一点似乎少见提及。现在只说某书译于何时,出版于何时。其间经过已无人知晓。先说严复这人,虽然思想先进敏锐,富于才学,且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多年,但他不是科举出身,没有进士的头衔,在官场上就吃不开,牌子不响。那年头,留学生不算是多么光彩的学历。而他这人又倨傲,不会奔走,当时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说他“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颇有狂傲矜张之势”,这决定了他在仕途上是不能有大作为的。他在李鸿章手下的水师学堂干过二十年,以后入过幕府,当过公学监督,总之是这一类没有实权的文差。自云“不与机要,奉职而已”,也可以说是处境尴尬,只是志在翻译,始终不变。

  1897年,他在天津办《国闻报》,宣传改良。《天演论》就是在这个报纸上首发。以后有木刻本、石印本出版。出版之后,反响极大。于是就继续译另外的书如《群己权界论》、《原富》、《名学》,等等。这些书后来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天演论》也包括在这一系列里。最近我翻阅《张元济年谱》,看到严、张之间在1896年已相交,都是当时新派人物,相处甚好。戊戌(1898)之后,张元济被革职回上海,开始办商务印书馆,他们之间书来信往,联系很多。从1899年起,首先谈及的是关于《原富》的翻译和出版。书译得很慢,可见费功。又商谈稿酬,先是说三千两,后又说是二千两。还有版权年限、提成,等等。从中可见,严复对银钱是仔细计较的。他当时家居北京,用度开支很大,自己多病,还染上鸦片瘾,确实需要钱。

  我注意到的是,严复是同商务印书馆直接商谈出版之事。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包天笑所撰《钏影楼回忆录》里对此事又另有说法。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生于1876年,比严复小23岁,与严有过交往。这交往不是直接的,但是亲历的。所以值得在这里说一下。在20世纪之初,包天笑还是一个小青年,刚出来混事不久。他聪明好学,接触新事物多。于是被一位姓蒯(名光典,字礼卿)的人,聘为家庭教师。蒯礼卿是江苏省候补道,正在办一个南京高等学堂。这人是有钱有势有才学,为人也好。在他家里这样养着好几个人,陪他闲聊,做点杂事,并不教书。那年头的“候补道”并不值钱,到处都是。严复也是候补道。你能“候”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差事。

  据包天笑回忆说,“他(严复)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钱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从《张元济年谱》看,一部《原富》都曾议价三千、二千,全套七部难道只卖三千吗?这有点不大可靠。也许因为包先生写此回忆时,已年过九十,记不太清。但是也不可全否定。因为回忆录中还说,另有一位叶浩吾,搞日文翻译的,也是借蒯礼卿钱七百元,还不了,也将译稿作抵。蒯礼卿慷慨,就下决心在上海办了一个“金粟斋译书处”,包天笑和另外一位,因此就到上海干这事去了。包天笑就负责校阅严氏的译稿。至于排印出版,还是交商务印书馆。至于金粟斋译书处和商务之间,怎样分成提份,则不是包氏所能知道。

  有一点回忆很有价值:“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红墨水的,鲜艳可喜。……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这样,包天笑曾从一校到四校仔细读过。所以我认为包天笑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是可靠的。据包氏说,严氏名译都这样经过他的手。但是,是不是有七部之多呢?也难说。因为严译很慢,如鲁迅所赞赏的,“一字之立,旬月踟躇”。但我想至少三四部总会有的。当年大约是由金粟斋译书处校对整理,严复卖书得钱以后,再还钱给蒯礼卿,而不是把译稿直接卖给蒯礼卿的。否则严何必多次与张元济商谈稿费?文化价值是文化价值,稿费价值是稿费价值,它们永远不能等同。严复是在穷困中死去的,可叹。

  最后还要说一下,包氏在上海听过严复讲“名学”,是由金粟斋约请的。包氏虽曾校对过此书,也不大能听明白。严复是福州人,但是“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大约是在北京待久了吧。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