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树才 | 明代云南城镇初探
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以西平候沐英“镇云南”，为稳定云南政局，沐英即将“筑城垣”作为治滇的主要工作之一加以实施。当年即开始“城云南，建诸衙门及儒学”，[1]拉开了明代云南城镇建设的序幕，之后或易地新建、或就地重建、或修葺翻新，云南各地的城镇建设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从而使云南城镇较元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元未“百里人烟城杳杳，十年人马尚纷纷”[2]的大理地区又经明初兵燹，已是“人民流亡，室庐无复存者”，对此，沐英除派指挥周能重筑大理府城外，还使六安候王志等前往云南品甸等处“复城池、建谯楼，治庐舍市里”。[3]经过不断的努力大理府属七个州县都建起城池，而且总数达十四座，平均每州县二座，昔日破败的赵州更是先后兴建了神策卫城、白崖城、赤石崖城、弥渡城五城。[4]又如元未“迥不见人烟，但见河水流，青山宛自在，风景何萧飕，郡县生荆棘，污菜翳田畴”[5]的曲靖府沾益州，在明代也先后建起了州城、交水城、炎方城、松林城、松韵关城、城方桥城等六城。[4]综合而言，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主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镇绝对数量增多。云南的城镇初创于战国时之滇国，此后随两汉在云南设置郡县而获得初步发展，然而数量都不太多。如蜀汉时云南可设置城镇的郡县治所仅56个，因部分县治无城，则其城镇数量不应超过56个。南诏时期，统治疆城空前扩大，城镇数量大为增加，然新纂（云南通志草稿·城池篇导言）认为“唐代南诏崛起滇西，（蛮书）所载滇之名城，多至百余”，一些学者亦以为然。其实（蛮书）所载云南城镇，有的仅为馆驿铺舍，其城镇数实不足此。元代随云南行省和各路府州县的建立，城镇又有所发展，据对新纂（云南通志·城池一）进行统计，此时约有五十六城。明代封建中央在云南的统治进一步深入，城镇数量因此大增。新纂（云南通志.城池一）“明代城池”载云南有城九十九座，然而根据该书<城池二>“清代城池”部分、天启（滇志）卷五<城池>查补，云南城镇数应在一百六十座以上，远远超过明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二、新建城镇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①明代云南的行政区划数多于以往各代。一般而言每一行政区划都要设一个作为该区划中心（至少是政治中心）的城镇，因此区划越多，城镇数也相应越多。云南省的区划明代以前，以元代数量最多，而元明两代的区划数，不同时期均各有盈缩，下面估取两代最高记录数作一比较。元代最多时“领路四十二、府七、属府三、属州五十、属县五十三”，[7]计有行政区划一百五十五个，其中属府、属州、属县等基层行政区划数为一百零六个；明代最高时“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洪武年间数）”[8]计一百八十八个行政区划，其中基层区划州、县为一百三十个。以上数据中仅基层区划数对推测城镇设置有实际意义，因为上一级区划的治署总是设在其所在的下一级区划范围内如大理府治设于府城所在的下一级区划太和县境内，则明代可能设城镇的区划数较元代多二十四个，即多22.6%。因明代云南布政司的统治范围小于元代云南行省主要是元代云南行省辖下的今昭通、东川等滇东北地区明代划归四川管辖故以上估计是较保守的。②元代虽曾将很多地区纳入云南行省的统治范围而设立了政区，但由于统治时间不长，统治也欠深入，大多数路府州县仍长之以土酋，故很多政区并未设立城镇，这种局面至明代得到了根本性转变。如昆阳州“旧无城池，明正德四年州同知陈旸始筑土城”。[9]剑川州“旧无城，明宏治间知州李炎始筑”。[10]据对新篡（云南通志·城池二）的统计，类似这样明确记载元无而明建的城池即有二十多个。③在云南城镇发展史上，南诏大理是一个发展高峰期，兴建了众多的城镇，其后元统治者多以其为各地之统治中心，至明初这些城镇已破败颓圮，多不可用，迫使明统治者不得不易地新建、或就地重建，从而掀起一个新建城镇的高峰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阳苴咩城，南诏中期建为都城，后来不但大理仍都于此，元代亦以其为大理路、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之治所，长期的使用使该城在元未时已破败不堪，明洪武十五年指挥周能不得不在其东南方“重筑砖城”以为大理府城。又如鹤庆府城“宋段氏时，高崽筑城，形如龟，元未倾圮，洪武十五年大理指挥脱利伯守御恢拓旧址。”[11]查阅新纂（云南通志·城池）所搜集的有关各地城镇建置的材料，仅禄丰县城、马龙州城、罗平州城、元江府城等为数不多的城镇基本沿用元代城池（但都经过修建）。总之，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明代云南新建（包括彻底重建）的城镇达一百零七座，[12]其数目之大，几乎超过了南诏新旧各类城镇之总和。
三、城镇规模大，分布范围广泛。以规模论，明代云南城镇一般比以往各代都大。以云南的两座中心城镇大理府城和云南府城为例，大理府城经洪武十年重建，十六年恢拓，形成“周十二里，高二丈五尺，池宽四丈，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四门各有楼”的规模。[10]较高二丈余“方圆五里”[14]的阳苴咩城还大。作为一省之会的云南府城“周九里有奇，共六门，……门各有楼，四隅亦各有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其外有重关楼凡九，各跨衢市之隘”，[15]其规模亦远非唐宋时的拓东城可比。而僻处西南一隅却为滇洱等堂奥之地“门户”的永（昌）腾（越），其城镇规模则为全省之最，其中永昌府城经洪武二十八年展拓“周一十三里有厅，设八门，……镇南、拱北二门（按即南门、东北门）外复建子城，傍辟二小门、各门皆建楼”[4]，嘉靖后又凿濠护城，成为云南省规模最大的城镇。腾越州城经正统十三年的改建，成为“周七里三分，高二丈五尺”的砖城，其规模超过各地府城，为云南诸州、县城中最大的城池。此外楚雄府城“周七里有奇”，监安府城、曲靖府城周六里，澄江府城、鹤庆府城、蒙化府城、北胜州城周五里以上，亦是较大的城池，一般州县城其城周亦在三、四里之间，只有少数州县仅周一、二里。[4]总之无论是城池的最大规模，还总体平均规模，明代都超过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从分布范围看，除丽江军民府（从徐霞客游记）看，应有城、只是未筑城墙）、北胜州属下之蒗蕖州（今宁蒗县南部）、永宁土府（宁蒗北部）、东川府、元江府属之恭顺州、三宣六慰（仅麓川宣慰司有城池记）无城廓记载外，其它各府、州、县均建有城池，其分布面亦为有史以来最广泛时期。
综合以上三方面情况可知，明代云南省的城镇确实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其新建城镇之多，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云南古代城镇建设之颠峰，因清代的绝大多数城镇只是在明代城镇的基础上加以修葺而已，新建城镇主要局限在丽江、思普等边疆土司统治区，数量远不及明代。
第一、明代云南城镇具有较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
从人类城市发展的历程看，城镇作为“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防御堡垒”，[18]它首先履行的是一种政治、军事性功能，但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其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必然派生、壮大起来。如我国内陆在唐宋以后，城市里的市坊制逐渐被打破，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日渐发达繁盛，文化活动兴盛，使很多城镇由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发展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中心。明代江南、东南沿海等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些以生产、交换某类商品为特色的经济型市镇。然而明代的云南由于尚处在封建城市的发展普及时期，由于其经济、文化水平尚与内陆存在不小差距，加之地处“遐荒，去京师万里”难以获得封建统治中心的政治军事援助，却又“百蛮杂处，叛服不常”[19]面对着极其复杂统治对象，因此更加刻意突出、加强城镇的“统治”功能，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统治者的建城动机。在统治者看来，“凡有土有民者”都应“以城池为首务”，都应以城“扼要所，以限封守，捍大患”，[20]相反若“郡而不城，变谁与守”[21]封建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将因人民的反抗而难以维系。有的统治者甚至认为“城池高“可”壮封疆士旅之气，度夷丑窥觇之心。”[19]把修建高大坚固的城池看成是鼓舞封建统治者心志，镇慑人民的灵丹妙药。二是城镇的类型。明代云南城镇绝大多数是为确保流官对地方的统治而修建的府州县城和处充要关隘之地的军事城堡，少部分是土司为保护其属地，效忠封建统治者而建的城镇，只有崇祯七年筑的黑盐井城稍与经济相关，然主要目的亦是征收盐课，实行井盐官卖，为封建统治服务。三是城镇的结构和内容。城镇无论大小，或以木栅，或以土，或以石、或以砖，都要垒筑体现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墙，而且发展的趋势都是由石墙砖墙取代土墙木栅，防御能力日益增强。此外统治者还千方百计挖沟引水，形成沟濠，又于城墙上筑楼，构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而城内府州县署、卫所营地、儒学、税课司、仓储等各种统治机构设施充盈各处，成为城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洪武十五年建的鹤庆府城“卑隘仅容戎伍”，[11]军队成了城内的主要栖息者。四、很多城镇或由明初卫所军士修筑而成，如蒙化府城“洪武二十三年建”，由“指挥范兴董成”；[24]或由卫所营地筑墙为城，如平夷卫城、杨林所城等；甚至有一部分是州县设治于卫所驻地，形成卫所与州、县署同城。如大理府之云南县即设治于洱海卫城、云南府之宜良守御千户所城等，（此种情况方国瑜先生已作过梳理，见《彝族史稿》第341页，参考三）。从而使这些城镇的军事色彩与生俱来。由上观之，云南城镇从其兴建动机、形成过程到形式和内容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政治、军事统治的实质。然而这并非说它们不具备经济、文化功能，只是相对于同时期的内陆城镇而言，它们表现出太多的政治军事色彩。
第二、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首先表现在腹地和开发较早的地区，所拥有的城镇数量远远高于边疆地区和内陆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云南府、大理府、监安府、永昌府、澄江府所辖的四十四个州县级基层行政区划，分布着八十九座城池，平均每个州县有2.02座，而广南府、顺宁罕、永宁府、北胜州、丽江军民府、镇沅府、元江军民府、景东府、武定府所辖的二十个州县级区划却只有十五座城镇，平均每个区划仅有0.75座，两者之差距不可谓不小。其次城市规模相差大也是这种不平衡性的表现。开发较早、战略位置较重要的府一级城镇，如云南府、大理府、澄江府、监安府、曲靖府、楚雄府、永昌府、鹤庆府、蒙化府、顺宁府等府城，城周都超过了五里，平均在六里上下，其中的永昌府达十三里、大理府达十二里，与此相反，一些边疆和不发达地区的城镇规模却很小，如武定、广西、广南虽为府城，周长仅四里上下，其中广南府城还“建排栅”以代城墙，较为简陋，而禄劝州城、新平州城、、元谋县城、镇沅府城，城周仅一里上下，嘉州城周长仅四百丈，它们与前述规模较大的城镇相比，大小竟相差十余倍。
第三、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很多城镇都一迁再迁、一建再建，不断发生变化。以《新纂云南通志·城池》中有详细兴废记录的六十七个府、州、县、卫城镇为例，其中三十四座城镇或徙地再建，或废而重建，或圮而未建，其间都有变故，占总统计城镇数的50.7%，总变故数达48城次，每个有变故的城镇平均变动了1.41次。至于城镇迁徒变动的原因，有选址不当、地震、水患、自然倾圮等，但最突出的是土目反叛、人民起义、改土归流等政治原因所致，约有17次，占总变动次数的35%。
以上三个特点，集中反映出明王朝对云南的封建统治在大大加强、深入的同时还存在不完备、不合理的地方，而且这种统治也受到少数民族上层、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性质各异的反抗和斗争。
明代云南各级统治者众建城镇，其主观目的是加强云南各地的统治，但客观上这些城镇却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促进了云南社会的进步。
首先，各地城镇在政治上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稳定边疆的作用。统治者在云南各地建城设堡后，实之以各级各类封建统治机构和军队，使之成为本地区封建统治的枢纽，起到了上令下达、下请上呈的作用，封建中央对云南统治较以往更加落到了实处。另外各城镇之间、城镇与卫所之间、城镇与驿堡铺舍哨戎之间互为点线、互为网络，起到了“壤地锗列，如犬牙之相制；缓急互济，如辅车之相倚”，[25]牢固控制各地的效果。再者，在社会动乱，封建统治受到冲击，地方统治力量生死存亡的关头，很多城堡也切实起到了堡垒作用，陈善在（新建澄江府城记）中通过对比说明了这种作用。他说：“往者安铨首祸，遂踊嵩明，长驱无前，震摇省会。即州有坚城，民当固守矣。近如督府吕公既城武定，后有凤贼之变，城市颇坚，贼势遂靡。”[26]然而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应推天启五年沾益、炎方保卫战，是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贵州水西、四川乌撒、云南沾益等处土司联展五、六万，将六千明军围困在沾益城、炎方城，明军“各守城池”以锍御敌，大小三十余仗，结果以少胜多，大获全胜。[27]最后由于“云南土司，大半与有司并城而居，或接壤而处”[25]云南各城镇又成了控制影响土司，实现对土司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工具。在明中后期部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之时，城镇又成了坚强后盾。由此看来明王朝之所以与大权旁落于段氏等土酋之手的元王朝不同，之所以能对云南实施有效控制，并通过改土归流将这种控制面不断扩大，实与大量封建城镇的存在和作用密不可分。
其次，各地城镇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促进作用。明统治者在云南设置机构，建立城池，实现初步统治后，为使“地方宁静、永保无虞”，很注意“顺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归附者安之使得其所，流寓者招之使复其业”，[29]使人民有一个轻松有利的环境恢复家园，发展生产。因此“修惠政”、“治水利”、“立屯田”便成为统治者们“筑城垣、设卫御”后的要务，这必然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此外明代云南诸城镇虽以政治、军事为首务，但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开发较早的平坝地区，加之城镇具有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优势，从而使其成为内陆汉旅族移民的主要接纳地，对此江应梁先生在分析了很多材料后曾指出“汉族，或者说主要是当时的外来居民，聚居城市，是普遍的情况。这不仅大城市如此，沿边情形亦是这样”，“于是形成城市为汉族居区，四乡为汉夷杂居区的情况”。[30]这些移民既是现实的劳动力，又是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传播者，他们的到来大大推动了云南城乡经济的发展。再者，城镇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许多消费人口，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所需必然要促进城市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加之进入城镇的汉族移民很多即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故城镇里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也较发达。这样的例证很多。如顺宁府“城内居民颇工纺织”，手工业发展稍高，而“村寨中间有之”[31]明显不能与前者相比。城市商业发展则表现在不仅出现了云南府城、大理府城、临安府城这样的“大都会”，面且一般城镇内商业交换也很兴旺，如鹤庆府新城内“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32]赵州城则为洱海地区的“大市”。一般来说城内的市肆在数量上和赶集次数上都较乡村集市多，如澄江府在明未清初有市肆十一个，其中在城镇者多达七个，城镇市肆的赶集次数平均较乡村集市多50%。[33]总之明代云南城镇对城镇内外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起了较全面的推动作用。
最后，明代云南城镇对传播封建文化、变更民俗民风有着重要作用。对云南各族灌输封建思想、维护封建统治是统治者惯用伎俩，早在诸葛亮治理南中时即为夷作图谱传播封建忠君思想，元时赛典赤进一步认识到此举的重要性，说：“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畏义，求所以渐糜化其心者，其唯学乎？”[34]明统治者不但认识到了“学校设而教化行”的道理，而且还鉴于云南“蟊贼溃讧，寇攘窃踞，无时无之”的实际，提出“滇之于学，……当倍笃”，[35]因此自洪武十五年沐英在云南府城“建诸衙门及儒学”为始，云南各地先后设置了儒学、社学，有的还设了书院，然其学址、院址绝大部分在各府、州、县城内，因此城镇又成了云南各地兴学右文，传播封建文化的中心。由于云南各城镇都是本地区开发较早的地方，又接纳了许多汉族移民并深受其影响，所以接受封建文化的效果颇佳。如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焚人，……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义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36]不仅如此各地城镇还以其汉人移民寄居，封建文化初盛的优势，极大地影响、冲击着四周土著夷人的风俗，使之渐去本俗故习，彬彬然渐同于中州，如永昌府便出现了“城郭风烟半建康”的景象。张志淳曾经将赵州人文风俗的变化作如下概括“自我圣朝迁州治于三耳山之下，建学立师，以教以养，而始有礼乐诗书之习，声名文物之盛”。[39]其实这段话不仅反映了赵州的变化，而且也切中了整个云南置城镇、兴学校后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明代的云南城镇以其总量之多，规模之大，分布面之广，新建镇比例之高而达到了有史以来云南城镇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一发展虽然伴随着不平衡，不稳定等缺陷，但它还是标志着明代对云南的统治更深入、更合理、更加向前发展了，并且这种发展反过来对云南封建统治的稳定、边疆的巩固，对缩小云南与内陆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别，对云南社会的进步乃至国家的统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志·沿革》
[2] 段福：《春日白崖道中》，见天启《滇志》卷二十八。
[3] 《明史·云南土司传》
[4][6][16][17] 《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城池一、城池二
[5] 清远居士：《入沾益乱后伤怀》，见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三。
[7] 《新元史·地理志》
[8] 《明史·地理志》
[9] 康熙《云南府志》卷三“城池”
[10][13] 《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城池一
[11][23] 康熙《鹤庆府志》卷七“城池”
[12] 《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城池一、城地二”统计
[14] 郭松年：《大理行记》
[15] 天启《滇志》卷五《建设志·城池》
[18]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第325页，三联书店1980年1月第1版。
[19][22] 候琎：《新筑腾冲司城记》，见天启《滇志》卷二十。
[20] 陈时范：《广西府筑城记》见天启《滇志》卷二十。
[21] 李元阳《新建鹤庆府城记》，见天启《滇志》卷二十。
[24] 康熙《蒙化府志·城池》
[25][28] 萧彦《敷陈未议以务采择疏》，见天启《滇志》卷二十二。
[26] 天启《滇志》卷二十。
[27] 《水蔺乌三逆入犯大获全胜疏》，见天启《滇志》卷二十三。
[29] 《世宗皇帝敕改金齿使司为永昌府》，见天启《滇志》卷十八。
[30] 江应粱：《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载《云南大学学术文化文集第二辑·纪念校庆四十周年（1923-1963）》。
[31] 《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
[32] 康熙《澄江府志》卷六“市肆”。
[33] 郭松年：《中庆路儒学记》，见天启《滇志》卷二十。
[34] 黄琮：《修建五华山院记》，见天启《滇志》卷二十。
[35] 正德《云南志》卷六“蒙化府风俗”。
[36] 万历《赵州志》卷一“城池”。
原载于《昆明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