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之路(修改稿)

我的诗路

青冬

1985年，我搬到北京站黄土大院8号一个大杂院。隔壁独门独院住着大诗人艾青。艾青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当时我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编辑部一名记者和编辑，兴趣广泛，其中也爱好古诗词，但对古诗词的前景感到很渺茫。我很想向艾青先生请教，但又不敢贸然登门拜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胡同里与外出散步的艾青先生不期而遇。我主动向前打招呼，并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便随同他边走边聊。我向他请教写古体诗词还有没有发展前途？他断然回答：古体诗，尤其是格律诗，局限性太大，如同古文中的八股文，应当在废弃之列。时代不同了，现在谁还写格律诗？哪个报刊给你发表？艾青先生讲的也是实情。

我的临清老乡季羡林先生，被誉为文学泰斗。他关于诗歌的宏论与艾青先生观点相左。他说“五四以后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是最不成功的。”“新诗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越读越乏味。”“白话诗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现在有人提倡新体旧诗，我看诗人们不妨试上一试。”“我们今天写新体旧诗，千万不要再胶柱鼓瑟，死死抱住旧韵不放，一定要用今天的新韵，也就是通行全国甚至世界的普通话的韵。字数和行数，则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均可，甚至还可以自创新形式，目的只在诉诸耳目，使读者能得到美感享受。”(《论新体旧诗》)

我与季老先生有同感，自由体诗越读越乏味。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自由体诗。

两位文学大家观点截然相反。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有道理，因而感到很迷茫。

后来我看到毛泽东有关诗歌的宏论，很受启发。毛泽东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又说：“古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风尚。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我恍然大悟，眼前一亮：毛主席已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决心沿着毛主席指明的方向，身体力行，努力探索古典诗歌与民歌相结合的新体诗歌，力求雅俗共赏。在尝到甜头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决心沿着此路走到底。

其实，古典诗歌与民歌相结合的新体诗早已产生，那就是戏词，只是长期以来不被人们重视罢了。多种剧种中有不少唱词是五言或七言古体诗，唱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动人，对于塑造形象，刻画人物，尤其是刻画人物内心世界，起到十分重要作用，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做到了雅俗共赏，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可以说中国艺术的伟大成就，毋庸置疑首推戏剧。

新体诗即格律诗词虽然高雅，但局限性太大，一是难以表达思想内容，二是难以做到普及大众化，故被边缘化了。而古体诗无平仄对仗之要求，句式与韵律也较宽泛自由，便于表达思想内容与抒发情感。至于内容，无所不写：风花雪月、日常生活、爱情友谊、人生感悟，读诗读史，以及政治、哲学诗等。我的诗主张是：“诗是思考更是情，意存高远寓其中。想象概括巧比兴，诗到自然为上乘。”我看重的是“载道”、“言志”、“言情”、“意境”，认为此四者不可或缺，如四者兼具乃是上乘之作；如一条都不沾，那就无诗可言了。我看轻那些为艺术而艺术、徒有华丽辞藻而空洞无物的诗作，更讨谦自作多情、无病呻吟之作。至于“四大皆空”之作，朦胧不知所云，那就根本算不上是诗了，不过是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而已。

我坚信中国诗的出路是古典与民歌相结合。其民族形式是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而以五言、七言诗为主。诗歌只有具备了民族形式，做到雅俗共赏，才有广大的读者，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我是个业余诗歌爱好者，进入二十一世纪，写诗不下千首，另用诗的语言写了千余例哲思语录。先后出版诗集四部另两个专刊。2002年被接纳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作《咏雪》、《世纪告别》入选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古今著名诗人文选》，并获“中华魂”创作金奖，被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评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32句哲思语录作为格言入选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社会名流经典格言》一书。

我在诗歌创作上小有成就，是因为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听从了季老的教诲，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而取得的。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大的动力。我会继续写下去。诗云：

报春晓

人非寒秋一棵草，

安能坐视白头老？

一息尚存不辍笔，

雄鸡一唱报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