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老作家徐迟, 八十二岁上, 奋力一跃, 走了

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时年82岁的老作家徐迟，悄悄地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地走出医院的阳台门，又悄悄地推开了阳台上的窗户，然后，爬上窗口，纵身向外一跃……

徐迟，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报告文学领域，他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独步凌空的突出贡献。他的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等。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得了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2年创立的，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与作品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奖”，其奖项名称，就以徐迟的名字命名，叫“徐迟报告文学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报道了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攻克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而忘我拼搏的事迹。作品始发在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紧接着，就被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予以了全文转载。当时的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就因此而沸腾起来了。人们争相传阅，并且，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的巨作。徐迟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陈景润在抽象的数学上的艰苦攀登。他形容陈景润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他比喻陈景润的数学演算，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数学家陈景润，因为他的这一篇报告文学，一下子就由默默无闻变得名声大噪，不但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几麻袋读者来信。其中，有一袋信件，被陈景润另外、单独存放在屋子的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别人问他：“那一麻袋信，为什么要另外单放呢？”他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所以，就单独放在里边。”

徐迟不但是作家，他也是个音乐行家。他的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如《音乐大辞典》、《音乐家传记》，以及他自己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徐迟的故乡，是太湖之滨的吴兴县古镇南浔。那是一个水晶晶的鱼米之乡(徐迟曾经一口气，以66个“水晶晶”来描写他的家乡)。水晶晶的南浔古镇，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徐迟的父母亲都是老师。他的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徐迟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也就培养出了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他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又搭车赶回浙江南浔。

当然，徐迟最本质的，其实还是一个诗人。这也应该是他最后，以那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人世的原因。除了《二十岁人》外，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徐迟散文选集》以及文艺评论集《诗与生活》等。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

对于徐迟以82岁高龄，却以这种特殊方式离开的原因，当时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猜测，这是他老年寂寞所致，并且，因此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的孤寂之虞。也有人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还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种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又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严重的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不过，徐迟多年的老友，老诗人曾卓，却有另外的说法。

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他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随之而来的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导致世风日下，人情凉薄。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名真实假）、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在文艺出版界，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却很低。书商们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样的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

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当时，他曾经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订数一再下降，只剩下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发行量却达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这许许多多的现象，都让他想不通。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他想不通。为什么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结果却是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收入上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他想不通。

为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了温暖的星级宾馆。他高高兴兴去了。可是，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他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1992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徐迟的心情却仍不见好。他在与人交谈时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是，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徐迟是个作家，是个诗人，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他容不得丑恶泛滥。可是，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他又能够怎么办呢？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只好研究宪法，希望从宪法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又让他对宪法，也难以寄托希望。这时候，他的心迹，就在一些场合，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出来。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给轧死了。他竟然不由自主地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这时候，他应该就已经想到了，他要走了；他应该已经想到了，他要逃离这个世界了。他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以及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幻灭。他译述过《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也是他徐迟作为一个作家的榜样。所以，步自己心目中的榜样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的冬天出走，应该就是他的追求。他读过《南齐书·王敬则传》中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了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是，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他的暗示，只以为这如他的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密友哪里知道，徐迟已经选定时间，要摆脱那种泥沼般的污浊生活了。徐迟曾经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潦草地用英文写了一行别人很难辨认的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一次，一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就对友人说过：“你有什么问题，就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他还做了个飞翔的手势。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徐迟，终于飞起来了。而12+12+12=36，正好暗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