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支遁之三：玄学新潮的理论代表
三，玄学新潮的理论代表
与佛教理论修养相比，玄学方面的修养和成就应该更能代表支遁的学术成就和文化价值。支遁在玄学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东晋时期玄学在理论方面的较高成就。有些成就至今还在学界产生影响。和汉代以经学为代表的学术相比，魏晋玄学的学术风格在继承中发生很多新的变化。这一点支遁本人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帢，（左纟右翕）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世说新语·轻诋》）
王坦之与支遁的分歧和对峙，正是魏晋以来玄学新潮与传统汉代章句之学分野和对峙的代表。王坦之批评支遁的“诡辩”，正是玄学善于思辨的反映；而支遁讥讽王坦之的形象，也正是汉代陈旧的章句之学的代表。具体来说，到了东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还保留着汉代学术传统风格，而南方则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世说新语·文学》）
从上面两段文字看，支遁本人对汉代旧学与眼前新学，乃至东晋时期南北学术的差异和特征，有着非常清楚和准确的把握和认识。他本人的学术个性也就是“清通简要”。这一点虽然受到章句之学的批评，但正如谢安对支遁的解读评价，乃是“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纵观今古和南北学术特征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学术制高点，在强手如云的东晋学界，展示出自己在玄学方面的创新成果。支遁在玄学方便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对《庄子》一书的深入研究和领悟上：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世说新语·文学》）
在这场支遁与东晋名流大咖谢安关于《庄子·渔父》的对决大战中，仅从他们各自发表的字数上看，支遁似乎是略逊一筹。但从他们二人发表演讲之后所获得的效果来看，则是难分伯仲。而对于支遁来说，对《渔父》的研究只是一个序曲。他对《庄子》更深入，更精到的研究，奠定他作为玄学大师地位的成果，是对于《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篇章《逍遥游》独到见解：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世说新语·文学》）
在支遁之前，学界对于《庄子·逍遥游》“逍遥”涵义的解释基本采用郭象和向秀的说法，即以“适性”释“逍遥”。支遁的解读首先就建立在对郭、向旧说的质疑和否定基础上。据《高僧传》卷四，当支遁与刘系之在白马寺谈及“逍遥”涵义时，刘以郭、向二家的“适性”说以对。支遁反驳道：“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刘孝标注引支遁《逍遥论》说：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陈寅恪先生认为，支遁实际上是借用佛教般若空宗学说来解释《庄子》“逍遥”含义的。按照支遁这种解释，真正的逍遥不是“适性”，而是不依赖于任何事务支撑的“无待”。直到今天，各种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中对于《庄子》“逍遥”涵义的解释，基本还是在沿用支遁这个说法。
由于解读《庄子·逍遥游》的巨大成功，这一学术专长也成为支遁在学界和士人圈子交往通行无阻的一张王牌：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
面对王羲之的轻蔑傲慢，支遁既不能凭借自己的兔唇形体解围，也无法用门第来赢得尊敬，他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力量，学术优势来征服对方。在赞佩支遁《逍遥游》研究的深湛功力同时，我们不能不高度羡慕和向往那个对真理充满尊重和崇尚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支遁：综合佛学玄学的士人文化精神代表》，载《文史知识》2021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