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前言》五：走出疑古时代
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前言
第五章 走出疑古时代
文|黄饮冰
在历史的追溯上，东西方是有共性的，即把神话还原成历史。不同在于，把神话还原成历史的工作，中国在西汉时期就由司马迁完成了，司马迁是使用了八十多种历史文献才铸就《史记》。在做把神话还原成历史的工作上，西方比中国晚了2000年。如在荷马史诗中有关于希腊人与特洛伊人战争的故事，但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在1870年才开始。其实，考古离开了人文，就没有文化内涵了，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本身就是真实的，因为三皇五帝是有历史记载的。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会去怀疑有历史记载的历史。
中国历史的劫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疑古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疑古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见《古史辨》第一册)。
疑古派的易学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
现在仔细想来，疑古派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要否定中国的上古历史，因为疑古派尽管怀疑夏朝的存在，但并没有否认大禹的存在，因为疑古派也认为“大禹是条虫”，既然承认“大禹是条虫”，就没有否认大禹的存在。实际上我在《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也说了，虫崇拜在远古的历史中是的确存在的，“禹”体现的就是虫崇拜，不过，远古时期的虫不是现在所说的昆虫，而是蛇兽之类的凶猛动物，所以虫崇拜的实质就是对凶猛动物的崇拜，这个虫崇拜的最盛时期是在氏族争雄的时期。
实际上，我们要否定夏代的存在也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杞人忧天”的这个杞国的存在。对于杞国为什么存在，历史是交代得很清楚的，杞国奉守的就是对夏代的祭祀，因为杞国就是夏代的后裔。
现代的研究成果，如基因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远古历史上有三个父系人口的暴增期，这不是正好和“三皇”的时代相对应吗？李辉《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5000年》一文就说，【那么中国的帝王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发现了证据。我们发现中国人群，特别是汉族人群来自迅速的人口扩张，这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用Y染色体构建的中国父系遗传谱上，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个体节点，发生了突然的后代人口扩张。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分别有特别多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特别多的孙子，两三代内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万后代。今天，近半数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三个人的直系后代。根据积累的突变计算出这三个个体的年代，分别是大约6800、6500和5400年前。如果不是帝王级别，如何能有这么多的子嗣？有趣的是，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辉说【这些年代出土了数个高规格墓葬，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西水坡大墓，距今6400多年。其中遗骸的四周摆满蚌塑，东面是龙，西面是虎，北面是北斗，南面摆了一排动物，起头的是驼鹿和山羊，后面还有蛇蜥等动物，很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对星象的详细描述，说明当时中国地区的人们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这可以用来制定历法。这位如此高调的墓主是谁，或许检测其基因组以后，可以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找到他的位置。而红山文化牛河梁最大的陵墓，是一个金字塔形建筑，距今5300多年。墓主佩戴的玉器极其精美、无出其右。他的身份也有待于基因组检测来解答。说到这里，红山文化及其玉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或许都是真的。我们确实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关口。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据近四千多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城池。八角星的徽章出现在各个文化区的重要器物上。陶寺遗址发现了制定太阳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台。各地的玉制礼器越来越规范。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明已经完全成形了。】
考古实际上可以证明传说中的历史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怀疑三皇五帝的历史体系，实际是我们错了，而不是古人错了，更不是古人在故意造假。但是对历史的解释是不同的，对历史的解释不同并不妨碍历史的真实存在。对历史还可能美化和神化，但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脉络应该是不错的。
比如对以上的考古事实，我的解释就不同。李辉所说的距今6800年出现的这个人，对应的是伏羲。成就伏羲的人祖地位的是大洪水，而不是高庙文化。大洪水导致了处于抗洪地位的男人的大数量的死亡，而对女性的伤害却很小，这就为少数男人成为超级男创造了条件，他就可以拥有众多的女人而成为有很多后代的超级男祖。李辉所说的距今6500年的这个男祖，就是神农。成就神农的是大洪水过后的新农业。李辉所说的距今5400年的这个男祖就是黄帝。考古和历史传说相结合的话，我就是这个解释。
对于距今6400年到6300年的西水坡大墓，我认为是伏羲的父亲——雷神的墓，而不是伏羲的墓。雷神居雷泽。我最倾向的伏羲出生的时间是距今6300左右。距今5300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最大的陵墓，是黄帝墓，不过，从红山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看，这个黄帝应该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因为距今5300年，红山文化还处于姓族时代，黄帝是黄人之帝，黄人是在进入中原之后才演变成氏族社会的。
基因研究出来的时间数据，大多数时候是不准确的，基因得出的时间概念，不是大大的超前了，就是大大地落后了，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结合考古和传说，对于三个男祖出现的时间问题，我早就说过的时间慨念恐怕才是正确的，伏羲出现于距今6800年到6300年，神农出现于距今6000年到5900年，黄帝出现于距今5000年前后。与李辉又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能否定伏羲、神农和黄帝的存在。但是，结合考古，我们对古史体系也有了不同的认识。比如以前三皇，就应该是伏羲、神农、黄帝，伏羲出现于姓族社会到氏族社会的过渡期，神农就是父系氏族社会了。所以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还是存在的。
对于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怎么看呢？顾颉刚从他的历史考察中得出结论，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种情况在中国起源史上是的确存在的，但是顾颉刚没有发现中国远古时代实行的是姓族或氏族统治，即以主体姓族或氏族为中心、建立主体姓族或氏族对其他分支或者附庸的姓族或氏族的统治。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姓族或氏族的力量的消长，主体姓族或者氏族是变化的，但族群没有质的变化。那么越早的主体姓族或氏族，就越早地消落了，这跟码砖是一样的道理，越早码的砖越在下层，最早码的砖就在最下层。而对历史的追忆从近而及远。中国上古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不绝人家的祭祀，所以早期的主体姓族或氏族都是有后裔的，其后裔尽管在新的时代不显耀，不被后来的统治者重视，但他们的祖先的荣耀依然存在于他们的后裔的记忆中，到春秋战国甚至汉代的学者们整理或者追忆历史的时候，重新发现了远古时代的英雄人物及其所在的姓族或氏族，也是自然的情况，所以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与我们在现在的地层下发现了前代甚至远古时代的历史遗迹是一个道理。
既然中国的历史脉络是否定不了的，那么疑古派到底要干什么呢？这与五四时代的中国历史环境有关。中国的贫弱是什么导致的呢？五四人物们基本认定是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导致的，所以才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现。疑古派其实是在从另一个角度来打倒孔家店，这个角度就是从中国历史上剔除贯穿于历史的儒家思想，这个贯穿于历史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儒家对历史的解释。疑古派的“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的思想，就是具体体现，疑古派的“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的意思，就是要剔除儒家所美化的“圣道王功”从而恢复真正的“古籍”，这里的“古籍”当然就是“古籍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疑古派要恢复真正的“古籍”，并不是要毁掉“古籍”。说穿了，只要儒家首肯的历史，他们都要怀疑，以便恢复真正的古籍（古史）。所以疑古派要否定的是儒家对历史的解释和美化，从而恢复古史的本来面目。儒家对历史有没有美化呢？我的回答是有的。比如“禅让”，我一直在说，禅让作为一种政权的流转方式，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像儒家记述的那样优美，而是充满着血腥的集团力量的幕后对决。禅让的推动力，实际就是集团力量的消长后的结果。
走出疑古时代，需要我们把考古、传说和古籍记载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做的工作。但是，走出疑古时代，最关键的是要理解司马迁，沿着司马迁的逻辑继续走。
司马迁是如何写《史记》的呢？我们可以看看司马迁的解释：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只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从上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除了没有运用现代的考古和基因等手段外，他那个时代他该做和能够做到的，司马迁都做到了。所以我说，司马迁是不愿后人把他的《史记》不当历史而当文学作品去读的。
我虽愚钝，愿意随着司马迁的逻辑，遵守司马迁的治学态度，继续司马迁的事业。我从1989年就致力于回到遥远的时代，去与神巫对话，去与元祖交流，去寻找皇皇中华的源头，去建构华夏族群起源的脉络，至今无悔。
黄饮冰2017年2月1日星期三于孝感完稿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 曾用网名楚天孤客，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江汉形成说》（题目待定）。黄饮冰在网易、凤凰、新浪均开有博客，在大同思想网、博客中国和一点资信开设黄饮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