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山水画南北宗

几个月前曾发过一篇《童书业谈南画史》，童先生说中国山水画有南北两派画法，用笔、用墨、设色等各有不同；最近看到启功先生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与童先生说法差异较大，因录其观点以参看比较。

启先生说，在绘画史中，山水画“南北宗”是谬说，是伪史；这个谬说的捏造者是晚明时的董其昌。董硬把自唐以来的山水画很简单地分成“南”“北”两个大支派，并且抬出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当这“两派”的“祖师”，最后还下了一个“南宗”好“北宗”不好的结论。

董其昌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亦如六祖（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文人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当学也。

南北宗说的几个要点：1．山水画和禅宗一样，在唐时就分了南北二宗；2．“南宗”用“渲淡”法，以王维为首，“北宗”用着色法，以李思训为首；3．“南宗”和“北宗”各有一系列的徒子徒孙，都是一脉相传的；4．“南宗”是“文人画”，好，应当学，“北宗”是“行家画”，不好，不应当学。

画分“南北”两派为何不对？

第一，在明末以前，直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有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与董其昌所谈山水画上的问题无关），更没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说明在绘画史中属伪史）

第二，王维和李思训相对提出，各称一派祖师的说法，晚明以前的史料中也没见过。在唐宋的批评家笔下，王维画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把王维放在吴道子、张璪、李思训之下。《历代名画记》以为“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李思训、昭道父子。到了宋朝，像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以及《宣和画谱》等，都特别推重李成，以为是“古今第一”，不但没把王维当作“祖师”，更没说李成是他的“嫡子”。

至于画风问题，“渲淡”究竟怎么讲，始终是一个概念迷离的词。唐代可能已有所谓渲淡的画法，可是王维是否唯一用这一法的人，或创这一法的人，以及用这一法最高明的人，都成问题。张彦远说王维“重深”，米友仁说王维的画“皆如刻画不足学”，都和“渲淡”的概念矛盾。《山居图》旧题是李思训作，董其昌把它改题为王维；又《出峡图》最初有人题签说是小李将军，后有人以为是王维，陆深见《宣和画谱》著录有李升的《出峡图》（李升学李思训，号“小李将军”），又定它为李升画。这说明王和李的画风，曾经被人认为有共同点而且是容易混淆的，如果两派作风截然不同，前人何以能那样随便牵混？旧画冒名改题的很多，却从来没见过把徐文长画改题仇十洲的。

第三，董其昌、陈继儒、沈颢所列传授系统中的人物，互有出入，陈继儒还提出了“另具骨相”的一派，这证明他们的论据并不那么一致。如郭若虚记董源画风，有像王维的，也有像李思训的，《宣和画谱》更特别提到他学李思训的成功，又怎能专算王维的“嫡子”？又如《寒林重汀图》，董其昌在横额上大书“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再看赵干的《江行初雪图》，树石笔法正和那“天下第一”的董源画极端相近。

第四，董其昌也曾“学”过或希望“学”他所谓“北宗”的画法，没有实践自己提出的“不当学”口号。他说“石法用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还说仿过赵伯驹的《春山读书图》。大李将军、赵伯驹，正是他所规定的“北派”。

启功先生推测董其昌所提“南北”的主观意图，说借“南顿”“北渐”这个禅宗典故来比喻他所“规定”的画派是非常可能的。董其昌认为李、赵“一派”用功极“苦”，拿“禅定”来比，需要“渐修”而成；而董、巨、二米，是可以“一超直入”，即是可以“顿悟”的。其实李、赵需要吃功力，董、巨、二米也不见得便可以毫不用功，更不见得那么容易模仿；但在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常见有“仿吾家北苑气”“仿米家云山”等类的题识，可见他主观上曾希望追求董、巨、二米诸家作品的气氛却是事实。

总之，“南北宗”说是董其昌伪造的；启功先生的意思，不但“南北宗”说法不能成立，即使“文人画”这个名词，也不能成立。

前几天翻阅《学术集林》（卷十三），见有一篇童书业先生的《谈画随笔》，文中也论及山水南北宗说不可信，但童先生还是认为“批判南北宗说，非谓中国山水画无南北地方色彩，亦非谓中国山水画无士夫、院体之别也”，“中国山水画至宋，已确然形成南北地方派别，其源且可推至唐、五代”，有兴趣者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