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言】杨卫东：国际关系失序化的原因
杨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从学理上讲，国际关系的有序是指构成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即权力与规则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而国际关系的失序则是由于权力或规则这两大因素本身出现了某种变动，从而导致其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或不协调。只有当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权力与规则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国际秩序才会延续下去，否则，已有的国际关系就会处于一种无序或失序的状态。这种秩序趋于失序化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
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21 世纪的权力在两个方向上不断发生着转移: 其一是权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具体而言是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其二是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布热津斯基与斯考克罗夫特将人类在20 世纪以来的重大变化总结为三点: 其一，全人类都参与到全球的政治活动中; 其二，全球权力中心由大西洋世界向远东转移，大西洋世界逐渐失去其过去500年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其三，人类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
近几年，大量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一再显示，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呈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公开承认，到2030年，亚洲GDP 总量将超越北美与欧洲之和; 中国将在 2030 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欧洲、俄罗斯与日本将可能继续衰落。报告认为，到2030年，单极时刻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将会结束，全球将没有国家会成为霸权国。21世纪以来，美国在经历了一场倍受争议的反恐战争以及金融危机之后，总体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始终无法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乏善可陈。英国提出脱欧动议，致使欧盟在全球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石方面实力明显不足，但这些国家又不愿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调整，这就导致了现有国际秩序中权力与规则互动关系的不协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掌控权力、塑造规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国际关系趋于失序化。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作为与胡作为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
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构建者与主导者的美国，近年来总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对于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迷失”。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对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尽管强调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捍卫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纵观奥巴马政府的八年任期，以战略收缩为特点的对外大战略在美国国内倍受争议，有学者就认为正是这种战略收缩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失序。 2017年初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受国内民粹主义影响，对美国国家利益做出了战后最为狭隘的解读。从特朗普竞选口号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来判断，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奥巴马政府开创的战略收缩态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70 年，美国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繁荣发展提供着安全保护伞。但今天，美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国内问题。就当今国际秩序而言，在美国领导意愿不强，其他国家又无力领导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必然。
自冷战结束以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其主要特点是淡化乃至否认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实行政权更替，以新干涉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筑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主义世界新秩序。21世纪以来，新干涉主义又以所谓履行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中所说的“保护的责任”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11 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再到当今的“伊斯兰国”兴起，新干涉主义对以中东为核心的世界诸多地区失序、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的介入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哈斯认为，全球失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权力的扩散，另一部分原因则与美国有关。他认为美国于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美国试图推翻叙利亚政权，但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与叙利亚权力失控的地域出现了一个“伊斯兰国”。有西方评论家指出，二战后70年过去了，但西方创造的秩序陷入了困境。人们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参与毁灭’———毁掉一个曾对世界有益的秩序”。
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发展，权力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传统的由国家行为体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受到严重冲击
在21世纪以前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是实施权力的行为主体，传统的权力转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政治。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从公司、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直接作用。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随着市场进入成本和门槛的降低，信息革命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并增强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低成本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大国也无法在网络空间取得绝对支配地位。这样，在互联网时代，“世界政治将不再只是政府的领域。随着计算与通讯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传统权力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但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权力的实施主体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变，也就是说权力在不断地扩散。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的以国家作为国际秩序支撑基础的认识逻辑。这种新的权力扩散导致的结果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出现权力博弈。故此，传统的认识权力的逻辑在全球化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传统政治中表现消极或受到压制的社会群体在高科技时代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这些受传统政治排斥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不断冲击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不同于从传统权力角度认识国际秩序的失序，权力的扩散导致那些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行为体也无法完全左右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深度介入。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深度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
四、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缺失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
20世纪以来，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秩序观还是自由主义的规则秩序观都将人类化解战争与冲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大方向锁定在以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为核心目标的传统安全问题上。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为标志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全球性与跨国性的，并非少数几个大国所能够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与此同时，与传统安全相互叠加，并主要由传统安全所引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应对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着失序化的同时，在应对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低级秩序”方面也面临困境，导致“高级秩序”与“低级秩序”叠加，人类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如果说人类在“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健全与修订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存规则问题，人类在“低级秩序”方面所面临的则是如何建立一整套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规则问题。因为就全球治理的本质而言，就是秩序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但是，国际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治理能力不足与国际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建设。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制度与全球政府项目主任斯图尔特·帕特里克 ( Stewart Pat-rick) 对全球治理有着深入研究，他在分析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全球失序的原因时指出，尽管出现了二十国集团组织，但现行的全球治理中明显地分化为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两大阵营。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壮大，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清晰的、可以替换当今西方秩序的主张。由于各大国之间矛盾突出，全球政府日益走向碎片化。人类在海洋、外层空间与网络等三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加剧了全球失控。就当今的全球治理现实而言，大国或由于没有迫切的意愿，或由于暂时无法达成一致的治理共识，导致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明显不足。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缺失较多，才使得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在全球治理层面表现明显。
五、当今世界主流经济理论主要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导致国际关系在经济领域严重失序
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克林顿和布莱尔推行的更新版温和的“第三条道路”，都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大市场”和“小政府”，其实质是主张市场高于一切，政府不插手经济管理，由“看不见的手”自行发挥作用。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这种经济理论过于偏重资本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忽视国家行为体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作用，所以，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永远无法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化加剧现象。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大，而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更加剧了资本经济在金融领域的高风险，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极度膨胀导致的恶果。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就曾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资本的市场化与政策的自由论所导致的危害性进行过深刻批判。作者认为，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是维护英美资本主义的工具，所谓自由主义经济(自由资本主义)是骗人的，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是真正“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近几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产生很大影响。皮凯蒂认为，当21 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 19 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当今，最富的 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 1% 约拥有其 50%，而最富的 10% 则拥有财富总额的 80% ～ 90%。《21 世纪资本论》以确凿的数据与理性的思辨再次告诫世人，受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从本质上化解，国际秩序在经济方面的失序化是资本市场化的必然体现。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评价当今世界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大反转时就曾认为，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
结语
国际关系的失序趋势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其深层原因恐怕还要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寻找答案。自近代早期人类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逐渐确立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优势，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国际秩序时代。20 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超强国力使其成为引领“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言人，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这种国际秩序的两大核心特点是政治层面的西方民主普世化与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朱云汉就认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建立的思想基础有三个: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1990 年代初，苏东集团的解体、“历史终结论”的大行其道助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普世化趋势。从政治层面上讲，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基督教文化圈的体现，但经济层面的成功促使西方世界将一个在政治层面本应一元性的价值判断延伸到一个多元价值判断的世界，从而用西方价值的一元性试图替代世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掌控话语权不断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不断构建西方政治秩序乃至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并借助强势国力不惜以大棒与金元强力推广，其结果只能是“文明的冲突”，将一个相对有序的国际秩序引向无序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Ｒobin Niblett)在反思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时指出，自 1945 年以来人类所推动的开放、民主、个人人权向全球扩展的自由国际秩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真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当今世界，基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很难存在一个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21 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以，人类正在经历着四百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世界主导的当今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原题目：《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本文有删节和改动。本文经国政学人公众号首发，转载请注明来处。）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