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盆地、汾河谷地、河洛盆地:诞生了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为何能够绵延不绝?这是因为我们文明很早就有了稳定的根据地,并培育出了几大重要“文化基因”。它们都是在关中盆地建都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时期完成的。同时,在关中两翼,有汾河与伊洛河的辅助,这个文明大本营、华夏基因库,不仅有助推器,还有缓冲器。

  • 基因库,是桑田沃野八百里的“天府之国”——关中盆地。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语出《史记·留侯世家》】

  • 助推器,是险固如城堡的“表里山河”之土——汾河谷地。

【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语出左丘明《左传》)】

  • 缓冲器,是背山而面河的“逐鹿问鼎”之地——河洛盆地。

以此为中心的河南,被称为“中原”——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多指的洛阳周围。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语出左丘明《左传》)】

【《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这,就是黄土高原金三角:它不仅为洪荒时代的文明提供了“诺亚方舟”,更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扩散提供了最强盛的王朝、制造出最强大的基因。

中华文明起源有争议?NO!它就诞生在“黄色的家园”

不知何时起,以部分喜欢制造争议、吸引眼球的所谓专家为话筒,部分只负责制造热闹、不负责严重后果的媒体为帮凶,在舆论上制造出这样一种景观:中华文明到底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到底是黄河地区单一起源,还是多元起源?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不知有多少地方,借着某次考古发现和相关记载,争当“文明发祥地”。

实际上呢?这些争议其实是来回混淆并偷换概念:所谓的“非洲外来说”,即便是结论靠谱的,其实探讨的是人类起源,这中华文明诞生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所谓的文明多元起源,其实是说的是“文化多元”——文明之前的漫长煎熬过程,旧石器与新时期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各种“文化遗址”比如东北的红山,江浙的良渚、马家浜,西北的齐家、仰韶,山东的大汶口、龙山。

文化起源很多,文明起源很少

文化起源很早,文明起源很晚

文化积累是量变,文明诞生是质变

中华文明真正的起源的争议,尤其是文明的最终奠基之地,其实基本没有争议——而持续绵延不断地华夏文明,更是在一个伟大的地方完成了文化层面“基因图谱”的塑造。不能否认:在华夏文明初声发出的前夕,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接近文明或准文明的遗址,它们有文字的抽象符号;出现一定规模的城池;发生经济阶层的分化。

但,那些遍布大江南北的文化遗址,有的断层消失,有的被其他文化融入——在人类认知、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最终形成稳定的文明大舞台的地方,是覆盖黄土层的黄土高原,而其中的盆地,则是最肥沃、最安全的地方。

微观层面的争议是必然存在的,比如年代上下界限、人物生卒始末、地区方圆尺度。但是,无论古史传说、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无论人文学者的考证,还是科学家的研究,均充分表明: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7个省区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成熟的最重要舞台。

从西侯度人、蓝田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旧石器遗存,到大地湾、齐家、仰韶、半坡、庙底沟、姜寨等新石器遗址,再到石峁、陶寺等“准文明遗址”——不同时期的文化与文明,几乎连续相继地出现在黄土高原。这种时间上的高度连续,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是无法做到的。

今天中国大地上的众多石器时期的文化,就像绚烂的百花与星座,齐放绚烂之后,有的沉寂,有的消失,但它们的营养元素,不同程度地汇聚到那个隆起的黄色岛屿——黄土高原。

▲冰川融化后的海岸线变化图图源 @ National Geograhic

这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后的亚洲地图——我们可以接它来直观感受洪荒时期沼泽遍地、洪水泛滥的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关系:华北平原被水覆盖时,黄土高原依旧是安全的大陆。


是的,早期的华北大平原,从燕山脚下到江淮之间,沼泽遍地,甚至泛滥为汪洋泽国。这时候的黄土高原,俨然就是“沿海地区”。其他地方也海拔较高,却为何没能抢占“文明高地”呢?青藏高寒、西北缺水、东南湿热,最重要的是,黄土高原有水、有最广阔的安全摇篮——河谷盆地,而这里沉淀了全球最后的黄土层,在农业社会初期,这种具有“自我加肥”能力的黄土地(学者何炳棣转引李希霍芬文章语),是当时最理想的文明之舟。

冰川融化后的海岸线变化图(中国海岸部分)图源 @ National Geograhic

从上游曲折蜿蜒北上的黄河,穿过内蒙古高原南缘,然后突然直角大拐弯俯冲南下,形成了晋陕大峡谷,到了今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处,又拉出一个直角向东奔去:三省交界处的河段,右岸从秦岭北麓发源而来了第一大支流——渭河,接着又迎来了从秦岭支脉伏牛山发源的伊洛河;左岸,距离渭河口不远处,从管涔山、吕梁山区发源而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

▲汾河、渭河、伊洛流域水系图

黄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它演绎了河图洛书的神秘悠远、两周战汉的百花齐放、魏晋风度的玄妙清朗。当然,在农耕的主基调中,夹杂着汉牛与胡马的博弈,中原与塞外的融合——稳健中有飘逸,开放中有内敛。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影响、奠定、形成了中国的版图疆域与文明传统。


这三条河,渭河:从西向东;汾河:由北而南;伊洛河:自西南向东北。三条支流,汇入黄河的地方,最大相距不过200公里。在各自流域内,因为周边山体隆起、中间地台下限,分别有盆地河谷形成:渭河流域有关中盆地;汾河流域有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伊洛河流域有洛阳盆地,或称河洛盆地。

▲早期文明文化遗址与黄土“金三角”位置关系制图 @ 王岩


这个区域,汾、渭、伊洛河,是相隔不远的枝杈、支脉,黄河是它们的树干、动脉。这三个支流流经的盆地,孕育了早期及古代中国最辉煌的文明大本营。

从时间来说,汾河的晋西南首先登场:炎黄时代至今还没有确切可考的考古证据,但最靠谱的考古与记载显示,尧舜禹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晋西南汾河流域,尤其是汾阳陶寺遗址的发掘中,一个陶器文字被识别为“文”,一个文字符号被解读为“尧”、“邑”等——这很可能是4500年左右舜时期的都城。

接下来是伊洛河的洛阳盆地:疑似夏代都城遗址的二里头、商代偃师城遗址,都在伊洛河下游左岸。

渭河的关中盆地厚积薄发:商朝西部所属部落周,先是在渭河上游岐山周原兴起,取代商朝后将都城迁到今西安城郊的镐京。伺候,在这里先后出现秦、汉、唐三大强盛帝国,周—秦—汉—唐的最强文明交响曲,就是在这里上演的。

汾河流域并没有停止律动,秦强大之前的春秋,以汾河流域为核心的晋首先以军事实力称霸(注:更早的齐桓公是以温和方式称霸),兼并了周围诸多诸侯。隋炀帝上台之前为“晋王”、唐李渊父子以晋阳太原为根据地,北朝魏、五代北汉等政权也曾以山西为都。三朵文明之花中,汾河地区盛开最早,并在盛世到来之前充当“发动机”与“助推器”的角色。

除了夏、商,伊洛河流域还有东周洛邑、汉魏洛阳、唐五代洛阳等都城,此地向东不远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也可算作大的河洛地区。伊洛河及其周边,是盛世落幕后的王朝建都地,扮演着“缓冲器”和“调和剂”的角色——这是重要的乱世文明中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土高原关系版权归属 @ 图右下角


盛世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就是关中盆地了。除了周秦汉唐,西安(包括咸阳地区)还做过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的都城,这就是“十三朝古都”的来源。

三朵奇葩,一个中心、一对翅膀,共同书写了古代中华文明最灿烂、最厚重的篇章。而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回答一直以来众人追寻的那个问题:四大古文明中,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绝?

我将这种维系文明不绝的密码称为“华夏基因”,这是不同于生物基因的后天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个人或群体身上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信念、习惯、价值观等。“中国人的孝顺与西洋人的尊敬父母,看起来相似,其实是两码子事…… 若与西方人相较,我们的身上,的确有着很不一样的文化基因。”(语出中国台湾学者薛仁明2012年撰文)

渭河、汾河、伊洛河这三大流域,堪称黄土高原金三角。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根植并诞生于这黄土“金三角”,它们在这个大舞台上完成奠基礼。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文明不停向更广阔的区域完成播种和扩散。齐鲁、巴蜀、燕赵、三晋、吴越、八闽、岭南……各地的文明之花,皆以“金三角”为祖源。洪荒退去的大地,此时已经连成一片安全的大陆。而此前那里曾有过的各种新石器文化,跟新形成的文明已经不是传承关系——比如,良渚与后来的吴越,龙山与后来的齐鲁,已经相隔很远。

那么,“华夏基因”到底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制造完成的呢?基因的塑造和积淀,需要稳定的环境,需要维新的人物——所以强盛的王朝周、秦、汉、唐中心所在的区域,担负了这一使命:周、秦、汉、唐,或开创,或改革,或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关键性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

当然,两翼的汾河、伊洛河区域,也充当了“左膀右臂”,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这些“革命成果”是金三角地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周制造-基因图谱

宗法制

天下共主

家国同构

宗族观念

根据传说和先秦文献记载,华夏先民的炎帝部游牧、黄帝部农耕、蚩尤部冶金(说法参照易中天《中华史》之“奠基者”卷),后黄帝联合炎帝打败蚩尤——组合之后的炎黄,从牧场进入农场,据说最先吸引他们的就是厚达数十米的松软黄土层,天然适合石器、木器、铜器农具的运用,以及粟、稷等耐旱作物的生长。

▲黄土高原区域与汾河、渭河、伊洛河示意位置

文物是文明的最直接物证。作为古都众多的省份,河南、陕西是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最丰富的地区,更是重大考古发现次数最多的区域。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黄河拐弯地带——即黄土金三角地区,更是我国文物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随着华夏族的逐渐成型,黄土高原也深深扎根在了炎黄子孙的观念之中——土地崇拜。就连黄帝称谓,也是跟这片土地系在一起的,如《史记》所说:“有土德之瑞,故号称黄帝。”

王国时代的周,是农耕文明的真正定义者,而源于山东半岛的商族,是一个商业部落。按照西周时期的史料,周人的先祖就是一个擅长农事的部落——“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肖,自此始”。部落联盟时期,内部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夏的先祖擅长治水,商的先祖精于商业和手工,周则是擅长耕种的部落(参照易中天《中华史》之“奠基者”卷)。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就是一方耕田的模样。

经过前几代的迁徙之后,一直偏居夏、商边陲的周部落,来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并最终在这里开启了周王朝的篇章。相比游牧商业的浪漫、神奇、诡异,农耕经济是理性而稳健的。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制度,比如祭祀礼仪,是庄严肃穆的,就像他们面前的黄土一样——平实无华,却平稳安全。

无论是传说时代的黄帝部落,还是历史时期的周人先祖,都是因农耕而兴旺,人们因此与土地血脉相连、须臾不分,造就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也使得社会结构有了超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需要形成制度来保障。

与大约同时期滥觞于沿海环境的古希腊文明(肇始于公元前800年)不同,周王朝深耕于大陆腹地,“天下”、“中国”观念,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得到稳定,到了后来也无法冲破血缘纽带关系,这就是宗法制的社会基础。

周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是宗法制的创始人。《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制礼作乐,就是要确立礼乐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则是宗法制。其一为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商王朝之所以灭亡,除了自身腐败,还跟它的兄终弟及继承制不无关系,这常常因为兄弟争王位而造成社会动乱。周王朝灭商之后,汲取前朝教训,将父系社会以来形成的父权制进行了升级换代——早期松散的制度,升级为父权制2.0或加强版,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关系图


嫡长子继承制,是用父子血缘亲情来维系王朝的威严。从空间上看,周天子及其继承者是天下的共主;从谱系看,他是天下的大宗。贵族阶层,又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各个阶层内部,又有大宗、小宗之分——形成了森严、稳定的宗法体系。

在政治制度上,与之相适应的是分封制,即所谓的封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语出《左传》)意思是说:周王室分封同姓子弟亲属到各地建立“国家”,这里的国是诸侯国,以血缘纽带联系,作为保护天子的屏障。

▲西周早期分封诸侯与“金三角”地区关系图

▲春秋早期分封诸侯与“金三角”地区关系图

▲春秋晚期早期分封诸侯与“金三角”地区关系图


从上到下,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越分越细。从下到上,士、卿大夫、诸侯,各自管理经营所属地盘,下层逐级为上层服务。随着人口繁衍增多,如何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呢?宗庙制度诞生了。为了维护宗族团结,周天子确立宗庙祭祀制度,宗庙规模同样等级森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为一庙,具体生活方面皆有规制。如,天子食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

宗法制中的分封制,到了西汉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藩王制度”一直到了明清而不绝。嫡长子继承制、宗庙祭祀制度,进入帝国时代之后,依旧沿袭到清代,祭祀制度甚至到现在也在延续。

周王朝建立的成熟宗法制,基本是夏以来“家天下”的完善版本。西周时期,统治天下的家族是“姬”。这种制度的思想,经过数百年的渗透,深深印在人们心中,哪怕是西汉农民起义,也要找一个西汉皇室后裔来做代言人。一部中国王朝史,几乎就是一部部家族史:一个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就算继承人是傻子,也带让这个家族当“天子”,只要朝代不灭,这个家族就不会改姓。

社会组织方面,因宗法而形成了“家国同构”。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是宗法制的衍生品。北宋出台“百家姓”、南宋兴起修纂家谱,成为中国人维系家族、维系文明传承的重要纽带。

这是华夏基因之一:父权—共主—宗法—家族

▲山西:聚族而居的“大院”绘图 @ 王其钧

▲安徽:聚族而居的徽商“大院”绘图 @ 王其钧

▲广东:聚族而居的客家围龙屋绘图 @ 王其钧

▲福建:南方聚族而居的“五凤楼”绘图 @ 李乾朗

▲福建:南方聚族而居圆形土楼绘图 @ 王其钧


二:秦制造-基因图谱

郡县制 统一文字货币

中央集权

大一统制度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古老象形文字,这是华夏文明的稳定传承的最重要法宝。文字,是公认的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又是记载历史的最重要证据。

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汉字雏形,或许就是陶寺朱书。这件出土于黄土高原东缘古老遗址中残破陶质扁壶上,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另一个符号被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者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

▲陶寺遗址的“文”

中国有明确可考的历史,是从殷墟甲骨卜辞开始的。几乎与甲骨文同时代,还存在着另一种字体的汉字——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从金文开始,汉字走上了一条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善并美的发展之路。

▲殷墟遗址鹿头上的的“文”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汉字也随时局一起跌宕起伏,形体不一,标准十分混乱。秦始皇灭六国,将“书同文”提上重要工作日程。李斯等负责组建的文字标准研究小组,在原秦篆基础上创造了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向全国推广。

▲战国中山国王青铜礼器方壶上的“文”

古今汉语言与语共声,汉字不受语音的羁绊,一直保持着表意性质,字型比较稳定。所以,两汉以至先秦的古代典籍著作,至今仍能认识,使我们的文化历史传统没有被中断。

与文字同时,还有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配套措施——他们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直到今天。

“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

▲战国:(崤)山(以)东六国货币

从秦代开始,圆形、方孔的货币基本形式确立——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财富与金融事业的象征。

▲汉至隋:五铢钱

▲唐代:开元通宝

▲宋代:大观通宝

▲明代:洪武通宝

▲清代:洪武通宝绘图 @ 付大伟

从秦到清的2000多年里,通行货币基本上保持了这一基本样式,短暂的新莽王朝推行的“一刀平五千”虽有例外,但上部依旧是“圆形方孔”。

▲当代金融机构LOGO中的“圆形方孔”元素

秦半两外圆内方,是中国钱币的定型标志,至今还在影响着金融界,如建设银行等LOGO,均有“孔方兄”元素。


在国家组织制度上,延续了近八百年的分封制,也早已不适应帝国时代。于是,秦人将战国时期就有的郡县制推广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分为三级:中央—郡—县,猛一听似乎跟旧时天子—诸侯—卿大夫类似。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同是家族统治,郡守、县令是皇帝的代理人,是自下而上对上级负责的关系;诸侯、卿大夫是土地的主人,其行为只对自己负责,连带有保卫天子的义务。

前所未有的帝国,要分封,还是郡县?以丞相王绾为代表,主张全天下沿用封国制,理由是有利于统治新征服六国地区。廷尉李斯则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李斯的主张符合秦始皇对皇权的野心,也更适合帝国时代的要求:秦朝初期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八郡。

▲封国制与郡县制组织结构对比制图 @ 王岩


郡县制让皇权帝制完成了“集中”,同时彻底废除了邦国、王国时代的世袭特权,形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形式。中国第一个强盛而长命的帝国王朝——汉,就是在秦朝基础上走向繁荣的。接下来的汉,继续为“华夏基因”拼图添砖加瓦。

这是华夏基因之二与之三

▼统一文字货币与开设郡县▼完成了中央集权与大一统奠基

▲秦代主要郡县与疆域版图制图 @ 王岩


三:汉制造-基因图谱

尊儒

读经入仕

思想文化统一

开创帝制的秦朝有些操之过急。统一文字、推行郡县成功了,但是在文化领域,秦延续了商鞅变法以来独尊法家的做法,将“创业时期”的政策用于和平时期,问题就来了:法家的“严刑酷法”,在惩治监犯、奖励耕战时很有效,但在和平时期的文化领域推行,就容易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这就造成了被征服的六国:尤其是那些读书的人,名义上被征服了,内心却不服。老百姓则对严刑酷法怨声载道,六国地区更是一下子难以适应这种尺度。后来秦亡,与此脱不开干系。

▲关中盆地历代都城与府治遗址变迁图


汉的都城紧贴秦咸阳城址上,又向东移动了一步,来到了渭水下游的长安。但是,作为帝制鼻祖的秦,却是短命的。所以,在“汉承秦制”方面,汉并非一味“复制+粘贴”前朝,而是在批判基础上进行了反思,并找到了补救办法。

孔子生前到处奔走游说,也没能实现自己的“周国梦”。到了汉代,他发扬光大的儒(严格来说,周公是儒家思想开创者,孔子是周公的“迷弟”“粉丝”)却有了用武之地(注:这里的尊儒与尊孔,是名义上的,至于是否所谓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我们不做探讨,撕逼请去别处)。与法家的严酷相比,儒家之“仁”更适合教化广袤土地上的众生,符合了新时代的需求。


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期,国家达到鼎盛。在号称“西汉孔子”的董仲舒建议下,“独尊儒术”思想确立。从目的上说,它跟秦朝的“以法为教”并无区别,都是为了思想统一,为“中央集权”服务。但,儒家的教化方式显然更高明。

西汉统治者高举儒学旗帜,确立“五经”为国家经典,并以是否熟读这些“政策读本”来选拔人才。天下读书人,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有了这种驱动,研习五经风靡全国。读书人按照儒家思想去读书了,农民则按照“无为而治”的宽松制度去种地了。汉朝这一招,成功了!

从汉到清,中间虽有微调,但主流官学一直是“经学”。农耕文明,也很可能因此被视为“儒家文明”。后来,魏晋兴起的玄学,融入了阴阳五行学说,唐代有了儒释道三家并举的局面,宋代有了经世致用的理学——但是,无一例外,儒学始终都是国家的主要精神支柱。即使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尊儒的政策。

这是华夏基因之四

▼尊儒读经▼开创了好好学儒、天天向上的读书传统

▲四书与五经书影


四:隋唐制造-基因图谱

六部 科举

权力制衡 人才保障

政权稳定 文明定格

隋唐与秦汉,仿佛如影随形。前者的相继关系,简直是后者的翻版。

先看秦与隋。秦结束封国纷争,开创第一中华帝国,短命;隋,结束长期分裂,开创第二中华帝国,短命。再说汉与唐。汉承秦制,北击匈奴,西拓丝路,疆域版图空前扩大;唐袭隋祚,北灭突厥,重通丝路,经济社会空前开放。


从汉初创到唐立国,时间跨过了8个世纪之久,但二者却常被连用为“汉唐”,原因何在呢?首先,根据地都没有离开黄土高原,都以长安为都中心。其次,二者都大刀阔斧推行制度创新,分别开创了巅峰时代。

说强汉,不能忘秦之惠。道盛唐,不能忘隋之功。在民间说书人那里,隋唐两朝的故事,大概是仅次于三国的存在。不过,三国是乱世,隋唐并不是,这大概是因为:隋唐两朝绚烂的背后,伴随着一系列血腥事件——隋文帝杀北周皇帝,隋炀帝杀兄长,唐太宗杀兄与弟。这些故事,在民间艺人那里,被演绎得更加曲折迷离。


然而,这两个引发喋血的王朝,却开创了世界性的文明。即便在海外,无处不在的唐人街,也在述说着“唐”的影响。唐宋元明清,是一句常用口头禅。五个朝代并不完全相连,唐与宋之间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五代十国。但是,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线,将它们串了起来。是什么呢?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秦汉以来,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是“三公九卿”,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征辟察举”。不过,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学“五经”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这种群体形成了“士族”。士族的壮大,逐渐取代军功和外戚集团。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了门阀——即名门望族,是做官入仕的门槛。

不过,士族终究还是看出身的贵族阶层,这些人不太可能放下身段,完成进一步的质变。所以此时能够读书做官的人,仍要受门户限制,从汉到魏晋:广大寒门子弟,是没有机会进入这个阶层的。因为门阀政治的影响,贵族官僚与底层的矛盾越来越大——汉末年到南北朝,中国再次陷入乱世。

血腥中建国的隋唐高层,不可能不知这一点: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带来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呢?为挽救局面,东汉也做出过努力,当时就形成了尚书省的前身——尚书台。不过,受到时代局限,当时的中央政府机构没有将皇帝后宫事务与国家行政事务分开:比如,尚书台下设的分工部门“九卿”,既负责皇帝大家庭的事务,又负责国家事务。

而秦代形成的“三公”——其行政、军事、监察大权在握,皇帝后来几乎被架空了。皇帝不开心,要皇权独尊,那就只好另想办法,这就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雏形——不过,它们似乎一直跟三公纠缠在一起,谁也无法取代谁。谁来完成这个使命呢?隋唐。

▲隋代之前三公九卿与隋代之后三省六部比较制图 @ 王岩

三公与三省有啥区别呢?三公:丞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这三者看似分工明确,其实互相独立,没有监督与互相监督。三省:中书省出台政令,尚书省执行政令,门下省审核政令,三者是互相制衡的。

此前皇帝家务与国务不分的“九卿”,则被专门负责国家各项事务的“六部”取代,负责皇家事务的部门,从行政机构中脱离出来,单独立项编制。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机构就比较纯粹了。尚书省,大致相当于今国务院,其下设立六部:工部搞土木建设,刑部搞司法事务,兵部负责军事,礼部专司文化教育,户部管理财政,吏部负责文官人事。

政治制度搞定了,还要有与之适应的人才选拔制度。

汉代形成了察举制度,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其中一种。这种方式,负责选才的是各级官员。这一制度其实就是“人选人”,标准十分主观,时间久了,常常选出一些庸才,有选才权力的官员也多有腐败。

于是,隋朝就发明了考试,即科举取士制度。这是隋朝的发明,也是中国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虽然科举在晚清废除,但无论是教育阶段的高考,还是进入体制内的公务员考试,都脱不开科举的烙印。考试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许多人还是坦承:它是相对公平的用人方式。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简史


科举的具体措施不再赘述,简言之就是:分科考试,按照得分高低排名定级。三省六部和科举制,隋朝开创,唐朝完善,并被后世大多数王朝所沿用。科举、六部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长达千余年。正是三省六部与科举制,串起了今人脱口而出的“唐宋元明清”。今天,我国中央政府部门多用“部”,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多用“省”,足见这一制度的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简史


因为科举制度,孔庙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活动场所,即使后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统治需要,也不得不高举科举与儒家大旗。明清时期,科举与尊孔达到顶峰,儒家学子的足迹遍布全国,即便边疆省份也贡献了进士。截至近代,大江南北一度分布着4000座以上的文庙(孔庙)。

▲清代科举考试进士数量与地域分布图

▲中国历代修建遗存的孔庙分布图


尊儒和科举,一个奠定于汉,一个确立于唐。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创举,是在渭河关中盆地最辉煌的汉唐完成的,不管后来如何迁都,“文化基因”基本不变。

这是华夏基因之五、之六

▼六部、科举▼政治机构稳!优秀人才多!

我们的“华夏基因”,可总结为六大法宝▼

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形成的宗族观念,周朝制造

郡县制度带来的疆域大一统局面,秦朝制造

统一表意的文字系统,不晚于尧时期开创,秦朝定调

尊儒观念形成的精神文化统一认同,汉朝制造

三省六部带来的政府行政制度框架,隋唐制造

开科考试形成的人才选拔传统,隋唐制造

渭、汾、伊洛与黄河区域,一根藤上三朵花。跟文字一样,城的出现,是文明时代最重要而象征。这三朵花所在地区的城市群,也是中国最早形成城市群的区域。今天的各城市群,已经像星座一样散布在华夏大地。

它们虽星罗棋布在大江南北,但无疑都是“华夏基因”播出下的种子、结出的硕果。


参考资料:

易中天 著:《易中天中华史》,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

张岱年 等 主编:《中华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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