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作业第111方：说说篆刻章法中的“呼应”

今天发布汉印作业的第111方，还是新莽官印，就是这一方：

（汉印军司马丞印）

在前100方里有同样内容的新莽印，但不是同一方，同样的2.2厘米宽，2.3厘米高。较传统的汉印、秦印稍稍小一点点。临摹时仍可选用2.5厘米见方的石料，然后在边际加以修整，最后完成印面。

在发布作业完成之后，我们来说说篆刻章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呼应”。

简单的呼应的本义，就是一个人喊，一个人答应，中学语文课里讲呼应，讲一段文章的前后呼应，讲一篇文章的前后自然段的呼应，长篇小说里的“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直接说属于埋伏笔的方法，埋伏笔使小说环环相扣，达到效果可能也是前后呼应；再比如我们听《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全曲的开头与未尾均以主旋律来表达，这也是呼应。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呼应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法，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都讲究呼应，篆刻作品中的呼应当然也不例外。

比如今天这方作业，既有用白的呼应如：

（白地的呼应）

也有繁与简、朱与白的大面积呼应：

（繁简呼应布置）

（繁简呼应布置）

上面两图是讲一件事，就是繁简的块面呼应，整个一方印中，繁复的文字块面与稀疏的文字块面是相映成趣的，整个一方印看下来，中间密两边疏的章法安排，特别是左下角与右下角的留红呼应更成为典型的照应处理，这种呼应增加了全印的稳定感，增强了视觉美感。

（以主笔画为中轴线的全印对称）

我们再往广义的理解，对称其实也是一种呼应，比如自然界的事物，很多都是对称的，甚至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中轴对称深具美感的事物。

（达芬奇《维特鲁威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称呼应的审美是最原始的审美，这基于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当然也基于对自己本身的审美认知，中国原始文字的造字，发展到小篆后，其中的对称元素也非常多，篆书本身有大量的对称结构，比如：

（大量左右对称的篆字）

当然，这种呼应，在名家作品中也是俯拾皆是的，我们且一个一个沿着时代脉络说说近代的一些篆刻名家的作品：

（丁敬的“白云峰主”）

丁敬的这方“白云峰主”，其中的“白”与“主”，“云”与“峰”，不管是布白留红，还是繁简疏密，都是典型的对角呼应。

（邓石如的“一日之迹”）

邓石如的一日之迹，“日”字与“之”字的圆弧呼应是这方印重要的章法元素。再往下看，吴让之的印章里，也可以找出呼应明显的印例：

（吴让之“生气远出”）

要问这一方印的生动之处在哪儿，不用细究，一定是“气”字与“出”字两字的一组弧线呼应，一俯一仰，左右相对，实在精妙。或者有人会说，这种用字上的巧妙呼应，恰好就是这些字，不用调整，完全是天造地设的章法组成，并不见大师们的功底，只是大师恰好完成了罢了，那么，我们再看后来的赵之谦：

（赵之谦刻“赵之谦印”）

这是一方有名的名章，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拍卖，卖出了5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好在哪里呢？需要说的太多，且只说这方印的回文安排，赵大师认识到“赵”与“谦”两字的繁与“之”与“印”两字的简，主动将自己的这方名章做了回文安排，这就使繁、简两组文字恰成对角呼应之势，显然要比按正常的从右往左，从上至下的正常字序要美观的多。试想，如果按正常字序，则“赵”和“谦”两字压在比它们轻很多的“之”和“印”两个字上面，会显得多么不和谐。当然，这种认知是清楚而深刻的，赵之谦的名章里，四字的字序几乎全部如此安排，除非用了另外的字（比如“之谦印信”“之谦审定”）或者，赵之谦干脆就省去了印字，而以赵字独占一列的三字印来完成一方印。这显然是大师经过仔细认真思考的。

说多了，其实都是不用细说的废话，再沿着时代脉络往下看，后面的吴昌硕，更是“呼应”章法应用的大师，前一段时间国内举行的大会是以吴大师的一方印命名的，就是这一方：

（吴昌硕“且饮墨渖一斗”）

我们仔细看这一方印，其实跟今天的作业章法何其相似，中间两字密实，而左右又各虚出大片红地，由此达到章对比强烈的效果，左部的留红与右部的留红又达成很好的呼应。再往近了看，黄牧甫的这方：

（黄牧甫刻”寄斋“）

黄牧甫的这方“寄斋”，左下角的竖线排叠与右上角的竖线排叠形成呼应，左上角的三块小红地又与右下角一个稍大的红地形成呼应，这是经典的章法对角呼应印例。当然，后世的名家还有，比如陈巨来的一方印例：

（陈巨来刻“下里巴人”）

为什么经典，其他因素另当别论，对角呼应的精妙是章法上胜出的主要原因。“下”“人”两字字形上的天然斜笔，“里”“巴”两字的天然封闭方形，构成了些方印作典型的对角呼应特征。

我们在汉印作业里讲章法内容，是希望我们临摹过程中，一方面注重线条质量，一方面体味汉印对于篆刻创作中其他方面的影响，把旧时篆刻人”潜移默化“接受汉印的模铸力，尽可能的”显性“化，从而尽可能提高训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