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百年教育的女性剪影——跨越高考的历史回望
从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那种过于戏剧化的科举场景，到万马奔腾齐过独木桥的高考壮观场面，不同时代的画面拼贴可以让人从表面的相似背后，感性地领略到历史的脚步与岁月的沧桑。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是一场情节过于丰富的悲喜剧。
上个世纪初正在上课的女学生
让我们透过历史片段拼贴的窗口，回望那比个体生命远为漫长的世纪变迁，并告诉那些关心教育的人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激烈或平淡的事情 。
一
大清帝国光绪三十年五月廿一即公元1904年7月4日，紫禁城里一片欢腾，一位名叫刘春霖的年轻书生满面春风，将天下读书人望眼欲穿的状元郎梦想和愿望演绎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刘春霖因而成为清朝也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金榜题名的快乐从此成为文人的一种用来怀旧的神话。
刘春霖
评价这种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目光深邃的鲁迅先生已把它聚象为会写四种“回”字、穿着长衫却赊帐喝酒的孔乙己。
尽管刘春霖的快乐沾了慈禧七十大寿的喜气，但这种靠挪用军费拼凑的喜庆毕竟透出一股暮气。一番忙碌之后，慈禧仅得了个“老妓”的美名。1903年4月，《重庆日报》以《老妓颐和园行乐》为题报道慈禧在颐和园行乐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
慈禧
大清王朝，连同依附在它身上的那些制度观念，注定要在一个新世纪开幕时退出历史舞台，自然，刘春霖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位极具象征意义的见证人。
二
有人喜欢新的生活，也有人留恋旧的年代。时代的交替和变革往往使这个世界显得分外喧闹嘈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常容易为人们忽略的教育的终极意义与目的才格外引人注目，交锋和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战场。
1902年10月，第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务本女塾在上海开学，最初仅招收到7名女生。该校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注重家政之类技能的培训。
务本女塾
同年11月，在同一座城市，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校，同样也只招收到10名女生，学生多为学校发起人的姐妹。该校明言男女平等，妇女独立，摈弃贤妻良母主义，主张高谈革命，放言无忌。
针锋相对的办学宗旨背后是不同版本的新世界图景构想。
但看人们对当今教育现状的一片嘘声，便可想见，直到今天，心目中的理想人才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面目，其实我们自己也未必真正弄清。将学生当实验品的教育悲剧，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堂教训课，也已上了一百多年。
三
三
新生活属于领先时代的冲浪者，新教育同样需要新思维武装的领路人。1902年元旦，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与黄仲玉女士在杭州喜结连理。没有习见的锣鼓唢呐，没有熟悉的八抬大轿。热闹的洞房里传出的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早生贵子”之类的恭维，而是改成宣传男女平等的演讲会，蔡元培满脸诚恳地讲述他与妻子的人格是平等的关系。
蔡元培、黄仲玉夫妇及其子女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去世，说媒者纷纷上门。蔡元培遂列出征婚的五项条件：
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妻不和可离婚。
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常识、无需说明的基本条件，在当时却不亚一声惊雷，吓得媒人不敢登门。
可以想象蔡元培的孤独，但更可以肯定他的自信。当时符合条件、渴望新生活的青年女性虽然极少，但绝非没有，黄仲玉就是其中一个，于是，她水到渠成地成了蔡元培的理想的新娘。
一场婚礼足以让我们理解一位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向一位现代教育家转变的理由。教育不是课堂上只面对学生的高头讲章，而是一种融进自我的平凡生活，一位教育家和一个教书匠的区别正在于此，可惜后者太多太多。
四四
历史的机缘注定使平凡的一瞬化为难得的永恒。
摆在眼前的，是一组拍于1921年8月重庆女二师部分学生的合影。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年轻女学生，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她们的头发有什么特别。
自然，生活在当下追逐时尚的新潮女性也一定难以理解，仅仅属于个人私生活的剪发在当时竟然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
1921年8月，重庆女二师部分女学生剪发后合影留念。
1921年7月8日，四川军阀刘存厚发布《严禁妇女再剪发》令，声称女生剪发伤风败俗，对敢于越轨的女性及其家属要严厉处罚。
在此之前，成都实业女子学校的学生秦德君因剪发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而开除学籍，另一位学生杜支裳为此被强迫出嫁。
60年之后，我们又看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学校门口，老师神情庄重地手拿剪刀，将学生的大裤脚强行剪去，学生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老师的尺子，生怕头发超出规定的长度……
半个多世纪的简单重复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悲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蛤蟆镜。
没有人怀疑，单调的地方无风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园丁剪树法生产的人才虽然显得整齐，但缺乏灵性和创造力。养树育人的重要性人人明白，但在如何教育学生的问题上，一百多年来，那些为人师表者还真有很多课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