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招安以后（《水浒璅语》之四十一）
田连元的评书《水浒全传》把梁山从聚义到接受招安这个过程非常详细，包括林冲和高俅之间的冲突，燕青和李逵在东京汴梁城里教训高俅的属下李虞候的喽啰，并且用李虞候取代了和宋江喽啰产生冲突的那个厢军，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梁山内部的矛盾和梁山接受招安之后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使小说变得更加的深刻。
田连元播讲《水浒传》
但这并不符合《水浒》作者的原意，按照作者的意思，林冲是可以接受招安的，设计这个军校的目的正是为了和林冲对比，这个人在原著中连姓名都没有——田连元给他设计名字叫齐林——但是他敢于在受到污蔑和不公正的待遇时反抗，比起林冲来更具有血性。
也是梁山最后一次展现个人英雄主义，在此之后，梁山上的人彻底沦为消灭方腊的打手，《水浒传》的作者也开始刻画梁山群像，很少再单独刻画某一个人——即使刻画了李俊和燕青，也是刻画他们的消极避世，并不是描写他们的积极反抗。
宋江在接受招安时说道：“愿进京者，可并偕行，不愿进京者，自驻花册记名，可下山自谋安生。”许多追随宋江多年的小喽啰都有请辞，但梁山上的头目却无一离开。
李逵的不离开是注定的，因为他始终效忠宋江个人，宋江只有招安一路，他最终便也只能招安去。
鲁智深和武松虽然反招安最坚决，但一方面他们承担不起梁山散伙的后果，他们曾是二龙山的领袖，一旦撤出就是集团撤出，梁山便有分裂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是二人无路可走，总不可能离开梁山之后再度占山为王，同时与梁山和朝廷公然对立，何况他们已经在三山聚义时错过了一次壮大自己的最佳机会。
民间剪纸武松
招安对于梁山上的人而言不都是坏事，梁山上靠的是个人武力而排名，但有些人武力虽然不高，但战斗力却并不低。例如吕方在征讨方腊时能够刺死厉天佑，并和石宝战斗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最后与白钦同归于尽，可见其功力不弱。解珍、解宝兄弟在征方腊的过程中杀掉陈观父子、张俭、张韬、崔彧，首先攻入润州城，截下富阳县的粮船，战绩也可圈可点。
这些人受到石碣的影响排到了相对靠后的位置，宋江为了尊重石碣，做任务安排的时候也只能按照石碣的顺序。但从他的初心来讲，则是一直有所偏好的。
梁山接受宋徽宗检阅的时候，解珍解宝是开道的人物。而他尤其看重穆弘，如果说李逵是宋江培养的心腹步兵，那么穆弘就是宋江培养的心腹骑兵，打祝家庄、反击呼延灼以及攻打曾头市的时候，穆弘都单独带一路骑兵，而在反击呼延灼的初期穆弘和穆春兄弟还协作带过步兵，可见穆弘是个可以全面作战的人物，可惜的是他提前病重，没有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体现出应有的战斗力。
上述这些人平时在梁山泊是被压抑的，没有办法释放自我能量，所以这些人也注定不会反对招安，这样才能论功行赏。只是无奈朝廷最后仍然是按照宋江阵营中的正将和偏将——也就是天罡地煞的排位而行赏，这还是朝廷把宋江一干人当成匪寇的意思。
招安以后，宋江等人先后征辽、征田虎、王庆及方腊。田虎、王庆的故事不必说，一定是后起的，其实征辽的故事原先也未必有，除了前文所表述的理由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道理是宋江一伙在征辽之后居然一点升迁也没有，完全不合道理。
而《水浒传》在最后处理方腊问题处理得非常粗糙。我同意一种说法，因为征讨方腊以后，很快就是靖康之变，如果梁山这些人依然存在，宋朝的战斗力会增强，乃至有中兴之势，这就不好衍说——一方面，中国的话本艺术是从讲史发展过来的，所以中国的小说无论怎样创新都不可能架空历史或改变历史而存在。
连环画《征方腊损兵折将》
另一方面，当时说话极多，《水浒》的故事有时会和《说岳》等故事相联系，而若同一说话艺人讲解两个故事系统，必须保证这两个系统的关联性。所以只有把梁山写死、写失败，使其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不过，这并非我们讨论的内容，而是说，即便确实有这样的限制，作者也完全可以把情节写精彩写，而这十回至少比起开篇的七十回来说，并不算精彩。
在这十回里，梁山群雄开始批量死亡。一些批评家解释说，之前官军攻打梁山的时候，主要目的在于立功，所以他们抓到梁山群雄之后，肯定会先关押，而不急于要把他们消灭，但是方腊集团却是求生存，所以如果梁山群雄不投降，自然就会被杀掉。
这种批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两军作战即便你死我活，对待俘虏也不一定非劝降即屠杀。三国时关羽抓获于禁，于禁没有投降，但是关羽并没有把他杀掉，而是直接将他投入监狱里。
只是《水浒》的作者并不愿意按照真正的战争模式去写方腊和宋江的冲突，尽管作者已经开始强调了兵书战阵，描写谍战和大规模的场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讲史色彩，但征方腊的部分仍然是按袍带文的方式去写的，没有完全脱去“斗将”的窠臼。
连环画《方腊与宋江》
只是跟之前的斗将相比，征方腊的部分很少描写将领之间的单挑，秦明打邓元觉时，花荣可以补上一箭，王寅对抗孙立、黄信四将时，林冲冲出来把他解决——这时重视的是团队作战而非个人对抗。
同时作者有意识淡化方腊和宋江的冲突，所以对宋江和方腊双方的人物都做了脸谱化的处理。宋江一方完全是英雄，他们都是宁死不投降方腊的人物；而方腊一方则是罪恶滔天，作者几次说：“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段）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部下”，“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
到处都在讲方腊侵害地方，但是方腊具体的侵害方式却始终未曾交代。这个处理无非强行为梁山增加正义感，所以没有将方腊当成正面人物进行塑造。
相形之下，田连元在整理《水浒全传》的时候，增加了江南—沈寿这一角色，才使方腊集团有了一些正面的形象和价值。
这种基于正邪之争的处理，也是传统的评书方式。如果按照现代小说的方式当然可以处理得更为立体和细致，譬如将宋江和方腊写成两个英雄之间的内斗，写出方腊集团的人物从“好汉”到“王侯”的身份转变和心态转变，双方“好汉”们从平日任侠或享受的状态里走出并直面生死时的状态，以及可以对方腊集团失败的社会原因进行探讨——张顺、王定六等江浙一带的人，居然对方腊完全不了解，这更是现代小说设计里绝不会被允许的事。
但以《水浒》作者的态度，一向不愿意写心理，更不会写社会，更倾向将英雄人物独立成篇——周侗和老种经略相公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极为重要，但老种到了作者这里只剩下姓氏，而周侗则连名字也没有了，所以以现代视角要求《水浒》作者作更为详尽的处理应该是不现实的。
不过，即便只是从叙事的角度而言，作者也不应该处理得这样粗糙。这十回的内容可以放开来写，写成七十回或一百回——如果按照小说的描写而言，这十回的内容写了前后三年的时间，而小说最初七十回的内容也不过三年有余。
《水浒传》绘本《宋江奉旨征方腊》
所以如果作者把十回同样调整为七十回，自然也可以大开大合，甚至比之前都精彩，但是作者明显不愿意去做这部分修饰，也不愿意进行更多维度展开——作者写梁山打童贯、高俅，用十回当然可以满足塑造的需要，因为那不过是单场战争，正如《三国志演义》写赤壁之战也只用了不到十回也很出彩。
但是打方腊决然不同，除了是写一场惨烈的战争之外，更主要的是交代各主要人物的归宿，要想合理、合情，非须用大篇幅不断敷衍、铺张不可。可是在《水浒传》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读者不愿意接受梁山好汉的死，所以这个过程被评书艺人诠释地最少，作者没有可依据的底本，又不擅长写战争和袍带文章，所以很多时候的设计都是使梁山群雄“为了死而死”。
《水浒》的作者是决心要写宋江等人的死的，不然以宋江的政治权谋，绝对不可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至少应该让梁山108人当中有5到6人以身体不适为名留在京师继续当差，一方面所以和在出征的梁山人员互通消息，为梁山在朝廷当中继续铺路，另一方面可以调动他们的政治关系和朝廷官员打成一片，为梁山的政治埋下根基。
连环画《方腊传》
在征讨方腊过程中牺牲的梁山群雄，许多死于袍带形式的也就是前线斗将的，也有一些是死于亲自指挥前线战斗的，这可以说是死于战争的人。然而另一些人则正如李卓吾所说，“此内尽有不必死而死之人，如解珍、解宝等是也”。
李卓吾说，解珍、解宝“原是自讨死，不足惜也”，这话是很对的。孟康、段景住等人的死还算是在前线指挥战斗，只不过是身先士卒而亡的，但是解珍、解宝完全没有去探乌龙岭的必要，可以交由普通士兵担当。固然士兵和统帅都不过是一条生命，但在战争环境下，统帅的决胜意义要远远高于士兵。
解珍、解宝是把自己当成普通士兵使用，宋江居然也能够答应，他们当然是在自讨死路。这种粗糙的处理方式，使我们除了对解珍、解宝感到可惜之外，也对作者的才力感到可惜。
此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水浒》中鲁智深擒方腊时常被演义称武松单臂擒方腊。武松擒方腊的故事至少在民国时已经形成了，见于当时的戏剧和小说，假如以这个故事的源头来说，自然是更早的。
剪纸张顺
加重武松和张顺在故事里的比重是典型的南派《水浒》故事的作风，可是作者在整理《水浒》时却以北方故事为主——其中多有山东的方言，至于写南方较北方更为细致，只不过是因为南派《水浒》比起北派故事更为详尽罢了——他以史进和鲁智深的故事开篇，也就以鲁智深的故事结束，《水浒》至此也便入了终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