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强盗与佛(《水浒璅语》之十)

鲁智深在《水浒传》里有两种形象:

方成绘鲁智深

一种是胆大心细,这在他救助金翠莲时故意拿一个长凳坐着不让人靠近、野猪林救林冲时不让董超薛霸盘问姓名、在梁山上反对招安时提出非常理性的反对意见都可以看出,这个个性是一贯的。

另一种是大胆却胡作非为,大闹五台山一节他不将金刚放在眼里,不将佛祖、关公放在眼里也就算了,可是偏偏扰乱佛堂、醉酒打山门,别人不卖给他酒,他便一脚向那人的胯下踢去——分明是个强盗。

作出家人的时候当强盗强迫别人卖酒,但做了强盗、到二龙山落草以后反倒替别人扶危济困,有一些出家人的风骨——本该作佛的时候做了强盗,本该做强盗的时候却做了佛。

当然,如果纯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鲁智深在五台山上这两回是杂糅了其他的传说、故事的,但《水浒传》作为一部文人参与程度相当高的小说,作者为什么不将两处情节统一起来,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孙忠会绘鲁智深

何况,五台山上的情节我们可以用作者忘了统一情节来解释,那么鲁智深的坐化则应该属于作者的有意为之了。

那夜,鲁智深听到潮信响,想起了师父“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偈子,便问其他僧侣道:“既逢潮信,合当圆寂。众和尚,洒家问你,如何唤做圆寂?”一个和尚非但不懂佛经、佛理,便连“圆寂”这样的佛家用语也不知道,可见他在五台山上时连一些正经话也没有跟那些和尚说起过。

鲁智深这一生为侠、为盗,是临死才做了和尚的。他在圆寂前写的偈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反倒有些禅意。

他一生行侠,自打镇关西、救金翠莲时开始,上山为僧只是避免人命官司的权宜之计,作为豪侠鲁智深是不愿居于人下,无论是长老、关帝还是佛祖,当然也不受规矩的束缚,这就要有意打破佛家的清规。而后救林冲、打周通、火烧瓦罐寺,直到杀郑龙、夺取二龙山,强盗之行也无一不是行侠。

顾炳鑫绘鲁智深

他虽然剃度在出场,却在结束才入空门,他的真正出家是在打方腊之后告诉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

无他,鲁智深行侠一生,发现行侠靠一人不济事,救得了金翠莲却救不了玉娇枝,靠梁山也不济事,群雄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死且星散,靠朝廷也不济事,忠心的战死沙场,奸佞的作威作福。

世界上的侠是有限的,而冤屈是无限的,这才心灰意冷——以前做和尚是避祸,现在做和尚是避世。但避世依然是当和尚的初等境界,因为和尚不是为了躲避而是为了迎接,不是回避世界,而是要回向世界。

所以他临终时反而醒悟,认可了“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的“我”才是真我。这就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回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这也是我们常人能够理解的佛法最高境界。

武松的一生,至少从《水浒传》的文章看,其境界不如鲁智深。他的星号是“天伤”,“伤”即为人所骗、为人所误。

他原本相信法律,在兄长武大被潘金莲杀害以后,武松原意通过法律来解决,但左右不是办法,最后只能用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可见法不可信。他被张督监留用,却转瞬被诬陷为盗贼,这和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的方式是一路的,可见人也不可信任。何况在这个故事里还有玉兰以情人的名义参与,于是情也不可信任。

自然的,金圣叹早已指出:“张都监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适所以自死。”作为都监,要弄死武松,实在是有很多办法。

但武松醉打蒋门神虽然不过是黑吃黑,但因为他打虎、杀嫂而被绑上了道德名义,所以张督监不但要在肉体上把他消灭,还要在精神上把他弄垮,因此必须诬陷武松是贼,才能让他死也抬不起头来。

而这就必须先要对武松礼贤下士不可。武松之所以对他们杀尽满门,不是因为自己险些去死,而是因为名头受到了侮辱。

连环画《武松》

再遇到宋江时,宋江只是劝武松不要落草,“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相比于柴进庄上宋江依依不舍、又送银子又百般嘱咐,中间差得多了。

可见宋江标榜的“忠义”也不可靠——后来宋江提出招安,武松站出来反对,未必不是此时就落下的心病。所以“众虎同心归水泊”时,武松只引荐了鲁智深和杨志,并没有和宋江多叙旧的话。

往后的武松有时和鲁智深一道作为悍将出战,有时单靠自己一人迎敌。除了反对受招安一节尚且有他的思想之外,其他的地位只是一个杀人的工具。所以武松因绝望而至于无情,是特别符合古人“无欲则刚”的思想的,所以金圣叹屡屡称他是“天神”,恐怕就是看中他没有情感的缘故。

颜梅华绘武松

武松辞别宋江时没有像鲁智深对宋江那么多解释,只是说道:“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宋江明白武松的心意,只说:“任从你心!”这是懂得武松的。但武松的“无情”并不是“空”,仍然是执迷于背叛、杀戮,仍然在怀疑甚至怀恨这个世界,而不是爱这个世界。

所以他仍然执迷,仍然不悟,并没有真正像鲁智深临终时一样放空,只是心有怨恨,有求于佛,更谈不上大彻大悟。到了《水浒后传》里,陈忱安排武松回忆自己一生经历,说自己景阳冈打虎“算不得英雄,不过一时粗莽。若在今日,猛虎避了他,张都监这干人还放他不过”,这才是真佛。可惜在《水浒传》的本文当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一层次的了。

朱兴华绘公孙胜

与鲁智深、武松不同,公孙胜一出场便是道士,但出场的时候也是要劫生辰纲的强盗。道士与强盗这两个身份在公孙胜身上并不矛盾,他的彻悟比鲁智深和武松都要早。

其实,建立道教的时候张道陵本就有离开朝廷、自行救助万民的意思,那个时候是反抗朝廷的行侠仗义,也是布道者的慈悲为怀。后来张角黄巾起义,张鲁割据一方,按当时的判断,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大盗,但张鲁占据政权却还是施舍粮食、用法宽恕民众,未必都是盗贼的行为。

公孙胜看中宋江的势力,借下山接引老母的理由离开山寨,这是故意引起宋江的注意。但他只有重新站队的世俗心,却并非为了富贵的名利心。公孙胜的权力欲望并不强烈,宋江授予他掌管机密军师的职位,但他无心决策。

他几次为梁山出征都是破敌人的法术,而不是在战争策略上对梁山群雄有所帮助。他自居于术士而不涉于机密,所以能够在政治中全身而退。他作为侠客知道行侠的尺度,所以平定辽朝以后立刻离开梁山大军,不与方腊做龙虎之争。

相对于鲁智深,公孙胜对于行侠的目的、手段和侠客对社会的能力有更为清醒的认识;相对于武松,尽管两人都是冷眼看世界,但公孙胜多了一点热血,他的思维是理性而不是绝望。

李逵下山迎接公孙胜时遇到了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罗真人将梁山之事定性为“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其境界与公孙胜相比远远不如。道家一向崇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为“三清”,而公孙胜的道号是“一清”,可见作者对其期许亦不在小。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公孙胜,其智取生辰纲正是佛道两家讲究的回向,就是从世俗的苦难中超脱之后又跟着世俗的人一同经历苦难,最终把世间的人都渡入极乐真地,才是佛与道的成功。

公孙胜的道行虽然未必到至真至美的境界,但是他的回向,追寻的真理与正义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英雄的本分。因而作为侠客的公孙胜非但不是强盗,反而是英雄。在任何一个时代,把英雄认作强盗或者把英雄逼为强盗的事情太多了。

公孙胜的学生有樊瑞、朱武。

孙敬会绘樊瑞

樊瑞出场时也是一个江湖术士,但刚出山时欲望极重,扬言要吞并梁山泊大寨。但樊瑞终究是术士,而非道士——自古道术有别,“道”是境界、是精神,而“术”不过是方法——“术”被称作“小道”,又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混世魔王”遇到了“一清道人”,当然只能服膺,拜为师父。

而且终一部《水浒》,樊瑞没有再用过法术,只是作为步兵头领领军作战而已。把术去了,只留下人,当然也是成仙、成佛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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