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书同文字”在短暂的秦王朝未能得以显现，而在“汉承秦制”的政策延续中得以辉煌，但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形成了小篆、隶书的官体，也出现了用于不同场合的古今文书体，它们虽有装饰美化的作用等，但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文字书写从实用过渡到艺用并最终走向艺术的自觉铺平了道路。

东晋王羲之远宦帖纵24.8厘米，横21.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与此同时，隶书也在东汉末期再次分化，一为章草（与草篆异化合流）、二为八分书，并最终导致了今草、楷书和行书的出现，从而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篆、隶、楷、草、行五体的形成，后世书家便在这基础上掀开了风格演变的新时代。

不过，我们仅仅理清并面对这一段繁复的文字衍变史是不够的，作为学书的背景，应该如何思辨地传承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书法人的职责。

王羲之草书《服食帖》

秦汉篆隶不仅包括了刻石、铭器等，也涵盖了书于简牍等介质之上的墨迹等等。

但在我们书法院的活动系列中，“简牍帛书研究展”已经结束，而“秦汉篆隶研究展”之秦汉篆隶应该主要指刻石、铭器之类。不过，站在今天学习的角度，从上述情况看，墨迹与刻石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这自然涉及到清代中期以来碑、帖之争辨，它将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辨和学习的新思路。

莱子侯封田刻石

嘉道以来，尚碑者，篆则宗秦、隶则宗汉，楷则宗六朝碑刻（北魏者多），法者皆在中古以上。于是，“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丁文隽《书法精论》）。

邓石如隶书新洲诗轴

学帖者，一般出入二王，兼及唐碑等，但明末至清乾隆间，宗二王成了法赵、董，并趋于近亲繁殖，致使帖学衰微，最终导致碑学之盛掩盖了“帖学之坏”，以生拙、老辣纠正了帖学中的柔媚之趣。正如金农在《鲁中杂诗》中写到：“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做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金农金牛岩故事绢本 121.2×149.7cm 1745年作

尚碑者，往往以秦汉篆隶的雄强之气为旨归，以朴素之用笔、厚实而丑拙之线形，再杂以帖学之阴柔而各成意趣。它符合中国艺术的精神追求，即“整个中国书法精神的延续，就是不断从雄强的阳刚走向精巧的阴柔之气。

陈海良苏轼论书二则

秦汉以后的魏晋，唐以后的宋元，类皆如此。清代的北碑风也即是在书法的柔性倾向中反道而动——强行灌输一种阳刚之气以为补充。”（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

陈海良《杜甫诗》67cmx338cm纸本水墨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