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莱尔·贝洛克：脚注小议 | 西东合集

孙海晨 译

　　琢磨一下各种各样的撒谎形式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借此我们既能展示人类创造力的妙用，又能提供骗子行骗的有趣景观。在小打小闹的撒谎行径中最令我莞尔的是脚注在现代历史中的运用。
　　脚注首创时并非用于撒谎。最早的时候，脚注只偶尔出现，被用来印证文中的论点，仅此而已。作者说了句不寻常的话，想让读者接受，但又不想打断他的叙述，于是就用脚注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你要是不信，请查阅我的某某依据。那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然后就来了一条撒谎的蛇，或者应该说来了一群蛇。
　　就我说知，第一位引蛇入文的大人物是吉本。他一方面仍依照传统认可的方式使用脚注，偶尔用它来论证可能会引起较大争议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为脚注找到了一些新的用途。
　　我说不好他是否是始作俑者。我想他不见得是，因为他并不拥有一副开创性的头脑，他的作品基本上只是抄袭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并效法伏尔泰。但无论如何，在较为有分量的著作中，我发现正是吉本的大作首先推出了与脚注使用有关的早期的一些恶习和讹误。这些恶习中最早的一项也正是最严重的一项，而我必须承认迄今还没有谁比吉本运用得更加自如；当然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不少地方都表现出天才。我指的是利用脚注来欺骗一般人，欺骗普通读者。这种用法在吉本的书中俯拾即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最爱用的方法是先写出一个虚假的论断，然后用注解对其加以限定，结果使内行无法驳斥他，使外行完全信以为真。他先告诉你说，他文中写的某件事千真万确，字字属实，而他心里十分清楚并非如此，即使有证据也是不可靠的。然后呢，他作一个脚注，对他刚才的说法加以限定，使内行的批评家不得不承认作者也是内行。若采用他的这种伎俩，我就可以在文中写道，“一九一四年俄国军队踏过英格兰”，然后作这么一个脚注：“关于后人对这个传说的批评请参阅某某先生精确而激情洋溢的大作。”再有些时候，吉本愚弄扑通读者的手段是给出似乎学术性很强、实而空洞无物的引证。读者看了脚注的反应是，“我不可能去查证那么多古书，可是这位了不起的作者显然都查过了。”
　　我可以给出吉本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欺骗手段的绝妙例子，那就是他所宣扬的关于圣乔治的著名的谣言。可以说我们对圣乔治所知的许多事情都与谎言纠缠在一起。在吉本著作的第二十三章中，他荒谬地断言圣乔治其实就是“卡帕杜西亚的乔治”，那个与圣阿撒纳修斯作对的堕落而可耻的熏肉承包人。
　　这一邪恶脚注中的佼佼者值得引用一下。吉本在正文中写道：“臭名昭著的卡帕杜西亚的乔治摇身一变，成了英格兰声名卓著的圣乔治。”然后他在脚注里这么说：
　　这种转变虽非绝对肯定，但可能性极大。请参考《隆格哇那》第一卷第一百九十四页。
　　这个脚注闪烁其词却又一石双鸟——它既为文章中的谬误留下了退路，又表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博学。那个古怪的书名“隆格哇那”听着就让人发憷！告诉你件事，你会吃一惊：脚注所依据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纪一个法国人全凭臆想拼凑起来的拙劣之作，它毫无历史价值可言：吉本正是从这位法国人那儿找到了圣乔治就是卡帕杜西亚的乔治的荒唐说法。我花费了不少力气来弄清这一点，这在我的同代人当中若非空前，亦当绝后了。
　　脚注的运用还有一种恶习（同样也表现在吉本关于圣乔治的谎言中），我觉得不妨称之为“例外的脚注”；它的流毒现已广为传播了。作者先说一句假话，然后在脚注中引用一位或数位赞同这句假话的权威。这种花招谁都可以一试；如果读者对题材不太了解，就会被脚注所蒙蔽。照这样，你不妨声称大地是一块平板，再在脚注中引用一些宣扬地平说的小册子——我家的藏书中就有一些这样的小册子。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小册子是在一位腰缠万贯的啤酒商遗孀的帮助下，由一个“地平学会”出版的。后来这位妇人死了，学会随之就土崩瓦解。情形大概如此。
　　脚注作恶的下一步是作为面具。我不能肯定这是谁的发明，但想来要归咎于十九世纪改写历史的德国学派；而他们与其法国的追随者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法国人的著作我曾有幸见到一本，号称是历史，可每一页中正文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其余是一大堆乏味透顶的脚注。这么干的动机不止一个，但都不难看出来。一种是出于笨蛋心理：“要搞明白这么多论据，我可吃不消，可是我知道它们。瞧，这不都在这儿呢。”还有是胆小鬼的心理，想借此为自己的观点撑腰。再有就是学究心理，想对一般读者也包括其他的学究们表明自己也曾饱览群书。不过，一般读者几乎不再读这种东西了，因为它们真是味同嚼蜡。
　　据我观察，任何作品只要没有这类脚注，职业批评家（这些人都是脚注迷）就要指责作者在虚构。比如说，你细致地描写了气候、服装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却不愿意打断原来很流畅生动的行文，不厌其烦地往里塞自欺欺人的脚注，你的对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没有——记下你的资料来源，没法回答他的质疑。事实往往正如他所想：你果然没有记下你的资料来源，果然没法回答他的质疑。
　　在多数情况下，那些愚蠢的、动机不纯的长篇大著在其脚注中尚能忠实地列出资料来源，因为在使用这些资料的当今历史学家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具有判断能力，文笔无生气，根本不肯从事罗塞蒂所说的“基本脑力劳动”，于是只有把它们的读书笔记堆砌在一起，美其名曰历史。然而，也难免有那么一些时候，想蒙骗世人的心理顺其自然地发展，结果脚注中引证的资料也变成假的了。
　　已过世的安德鲁·朗先生曾说过，以“阿纳多尔·弗朗斯”为笔名的作家在写作他的《圣女贞德传》时一定雇了下手专门给他编写脚注。这一提法真如醍醐灌顶，使我们思路大开。一位名人假如对某件事有那么一知半解，就可以坐下来写一部专著，写完之后把文稿交给一位穷人，由他去大英博物馆为稿子填写脚注。不管这位名人兴之所至，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他雇的人总能为此找到资料来源。
　　无论如何，在上面我们提到的例子中，安德鲁·朗先生无可辩驳地证明，阿纳多尔·弗朗斯虽然大量引用了各种文献，自己却从未读过这些文献。
　　这又使我想到了与脚注有关的另一种恶行（这真是个充满恶行的话题！），那就是抄袭别人的脚注。我年轻时也曾这么干过，那是在上牛津时受到了诱惑，为此我乞求上天和众人的宽恕。这种做法很普遍，施点小花招就能掩人耳目。一位既有学问又有修养、喜欢冷眼看世界的先生——但他对杯中之物却远不够亲近——曾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时他为了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而阅读了许多资料，发现其中不停地提到十七世纪后期一本小册子，那里面的一句话正好与他想研究的问题有关。一本又一本的书敦请他去参阅那个假定存在的句子，可是他作为一个既有学问又有修养、喜欢冷眼看世界（尽管对杯中之物不够亲近）的人，依据自己的常识（有学问的人难得有常识）做出了判断；套用老肯特街谋杀者的话说：“这里面肯定在哪儿出了岔子。”他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样一个据说出于某本十七世纪中的句子会真的出于任何一本十七世纪的小册子。
　　既然关于那个小册子的脚注在他研究时始终阴魂不散地缠绕着他，他就开始着手去查找那个小册子。他发现这样的小册子总共只有两本。一本属于某公共图书馆，另一本则是某位富人的私家藏书。公共图书馆很远，而那位富人的家却很近，乘火车只要一个钟头。于是他就写信给那位富人，询问能否去他家的藏书室看一看那本小册子。那位富人的祖先代代相传留下来很多书籍，这个传统到他本人却中断了。因为他对读书写作毫无兴趣。富人回了一封措辞客气的信，说他的藏书室毁于火灾，那本小册子也一块儿烧掉了。于是我的那位有学问的相识只得不辞劳苦，到遥远的公共图书馆去查找那本小册子。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从未有人读过那本小册子，因为它还没切页；第二：小册子的内容与他所见到的无数关于它的脚注毫不相干。然后呢，他就像任何一位真正有学问的人那样，耗费了无数精力去考证其中的讹误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结果证明最近的一次有人真的读过而不是假装读过小册子里的那段话是在一七三八年——距今真是太遥远了！在那以后，那段话先是被曲解，然后通过大学骗子们所作的脚注以讹传讹直至今日。
　　话说回来，我自己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当主人绘声绘色地讲过他遭遇老虎的险况后，一直沉默不语的客人有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曾有许多年我总是在书中读到一种让人吃惊的谬论，说什么教皇下达训谕禁止进行化学研究，而这派胡言总是有脚注为证，据称是教皇阿维尼翁下的令。在我看来，这就像说拿破仑三世禁止波尔卡舞一样荒谬得让人难以置信。最后，怀着满腔的不情愿，我去查阅了里昂印刷的原版教皇训谕集。果不出我所料，训谕与化学实验毫不相干。它没有只言片语不许一位老实人为了造福人类而炮制毒药或者炸药。它赋予了天下所有的人这种自由：他们可以把一种无色液体倒入另一种无色液体里产生让人惊讶的烟雾。它确确实实禁止的却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到处筹集铅和黄铜，假称要用秘方把它们炼成金子，那么这个人就是个骗子，必须缴纳巨额罚金并且把骗来的金属归还原主——这个训谕看上去十分通情达理。
　　现在我也许要像每一个改革者那样接受一连串诘问了：“如果你除掉如此小巧可爱的脚注，你拿什么来代替它呢？如果历史学家不用脚注来标明他的资料来源，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不错，脚注妨碍人们用适当的方式写历史，弄得今天的历史书让人读不下去。不错，脚注已沦为骗术，几乎丧失了历史学价值。但是你总得拿出原始材料作为证据吧？否则你怎么保证你的材料的真实性呢？”
　　我的回答是，你可以把脚注用很小的字体排在书的末尾，若有必要的话，引用一些具体例子而不是列出一大张名录。你可以继续用适当的方式写历史，给出天气、服装、色彩等具体形象的描绘，这样虽不能取悦于批评家，却能让读者高兴。不过你要搞一个附录，摘选一些资料来说明你写作的依据。你要记好写作笔记，以无畏的态度对待批评。我想，你这样做就稳稳站住了脚。当然，那些文笔既谈不上清晰，更谈不上生动，根本无力重现过去，令人难免有些愤愤不平，可是他们再要损害你就会徒劳无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