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权臣录：从干掉权臣，到成为权臣的政治常青树——韦氏家族
如果您没看过本系列的上一篇《吐蕃权臣录：从缔造王朝，到定海神针的政治常青树——韦氏家族 》的话，我建议您先看上篇。
因为这两篇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串在一起看有助于理解文章的核心内容。
一、有存在感的配角
在吐蕃王朝的历史上，649—698年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甚至不属于赞普，这段50年的悠悠岁月，只属于禄东赞父子三人。
649年松赞干布去世时，年仅34岁，其子贡松贡赞早亡，孙芒松芒赞(唐史作乞黎拨布)嗣位。
史料没记载芒松芒赞的生年，但从逻辑上说，他继位时就算不是抱着，也得是牵着。
更悲催的是，676年（唐高宗仪凤元年）身在盛年的芒松芒赞，也突然去世，继任的赤都松赞（也称杜松芒波杰，《新唐书》记作器弩悉弄）又是个婴儿。
于是，禄东赞干了18年大相，儿子赞悉若（噶尔·赞聂多布）干了18年大相，另一个儿子论钦陵（噶尔·钦陵赞卓）干了13年大相，算上头尾整整50年。
要知道，从松赞干布到朗达玛一共才212年，噶尔家族弄权之日接近四分之一。
所以我曾说，要论吐蕃的权臣世家，噶尔家族自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不过噶尔家族太过炫目，像个爆发了惊人的短跑选手，直接导致了家族覆亡。韦氏则是气韵悠长，不显山露水的长跑选手。
在噶尔家光芒灼目的岁月里，韦氏基本没冒过头，但家族的发展一点也没落下。
其实噶尔家族的强势，吐蕃王室也有点接受不了，甚至也曾比划过两次。
662年(高宗龙朔二年)，吐蕃政坛突发变故，藏文史料《赞普传记》记载道：“域宋（禄东赞）年髦，由楼美岱类赞继任。不久，彼以心怀逆二见杀。其后，东赞重新出任(大相)”。
问题是当时恰好处于吐谷浑之战的僵持期，禄东赞不但能在前线督战，还有余力曾奔赴象雄（阿里）征调军资，哪里有半点“年髦”的迹象？
于是新大相位置还没坐热乎，就“谋逆”了，被人咔嚓一刀。
禄东赞回来接着又干了6年，直到颈部患病而死。
短短三句话，写了一段血淋淋的权利轮回，个中滋味自己体会吧！
话说吐蕃版的“曹丞相”都没想过篡位，别人想篡位，根本就是冷笑话。
王室好不容易把禄东赞熬死了，芒松芒赞至少18岁了，按祖父的标准亲政都5年了。
可禄东赞的五个儿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长子赞悉若和次子论钦陵，哥俩一文一武，都是不世出的人杰。
吐蕃王室也不是没动过心思，想任命尚论叉木为大相，君臣还曾关起门密谋了一下。
《赞普传记》里此处的记载，相当值得玩味：“赞普与众论相密商后”，任命赞悉若为大相，原因是其“聪俊有如良骏也”。
估计前面那个大相的惨痛经历，大臣们还都记着呢，送死的事儿没人愿意干。
不过，王室还是多少夹带了点私货，“以韦·松囊为见习大相之下僚助理”。
也就是说，给赞悉若安排了一个韦氏家族的副手。
但问题是这位韦·松囊是韦·义策的儿子，这时候岁数已经不小了。
我们排一下几个人的辈分，韦·义策参与缔造吐蕃时，是禄东赞还没冒头，噶尔家族的代表是噶尔·芒相松囊。
理论上韦·义策应该比禄东赞高一辈，他儿子韦·松囊与禄东赞同辈。
禄东赞光大相就干了18年，再算上松赞干布架前为臣之日，在朝时间不会短于30年。等他去世，同辈的韦·松囊岁数也小不了多少。
所以，他给赞悉若干副手的时间很短，结果是“并松囊死，赞聂多布乃独自任之。”
噶尔家族权倾朝野的记载不但藏史里有，甚至千里之外的唐朝都知道了。
《旧唐书·吐蕃传》里对爷仨的记载是，“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
这段漫长日子里，赞普家能做的事情，就是忍着，继续忍着。
不忍着也真不行，禄东赞爷仨确实能干，把唐朝揍得满面花，吞吐谷浑，入西域、争河陇、叩剑南，大家熟知的几个大胜战例，都发生在这段时间。
硬邦邦的KPI撂在面前，吐蕃王室也无话可说。
不过，韦氏也算没违背当初的盟誓，始终坚定的站在王室身边，虽然没敢跟噶尔家刚正面，至少没做墙头草。
除了前面说过的韦·松囊，还有一位韦·东功，他是赤都松赞身边的“七勇士”之一，据说武力值超群，射箭能射到目力所及三倍远的地方，估计在王室兴兵剿灭噶尔家族时出力不小。
由此可见，虽然噶尔弄权的岁月，吐蕃军政集于一身，但韦氏也是文武两手都硬。
二、又一个权臣世家冒头
公元699年，吐蕃王室终于掀翻了噶尔家族，论钦陵自杀，弟弟和儿子率众降唐。
噶尔家族人没了，可阴影还在。
吐蕃王室在之后7年里，不再任命大相，而王太后没庐·赤玛伦摄政；王室也不再将军权托付大臣，而由赤都松赞亲自领兵作战。
704年，赤都松赞亲征南诏时，意外死于军中。继任的赤德祖赞，甚至可能是个遗腹子。
太王太后没庐·赤玛伦虽能力超群，堪比武则天，但毕竟年事已高，赤德祖赞继位后，吐蕃叛乱遽起，王室重新任命了大相，人选是韦·乞力徐尚辗。
这就可以看出，在噶尔家弄权的岁月里，韦氏从未背弃，因此王室在最敏感的时期，以重任相托。
韦·乞力徐尚辗也不负众望，迅速镇压了叛乱，而后一直担任大相，直到去世。政绩包括运作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改善唐蕃关系，主持两国的神龙会盟。
需要注意一点，没庐·赤玛伦是吐蕃女政治家的最高水准，估计也是整个西藏历史里，女性政治家的顶配。
她选择重新设立大相时，以高超的手腕施以平衡——用多相制削减大相的权威、引外戚（尚）势力入政治核心。
此前的外戚，如前文提及的蔡邦氏，富至富矣，但谈不上贵，没多少政治话语权。
但自从没庐·赤玛伦将外戚引入核心后，代表外戚的没庐氏、纳囊氏、蔡邦氏，成了吐蕃政治不可或缺的势力。
由此，“尚”与“论”的螺旋，开始在吐蕃交相辉映。
705年—728年的24年间，只有2年时间大相之位不在韦氏手中。
续韦·乞力徐尚辗之后，韦·绮力心儿藏热、韦·悉诺逻恭禄相继担任过大相，另一个家族成员乞力徐囊恭虽非大相，也任过“论”。
换言之，韦氏成了噶尔氏之后的第二个权臣集团。
一个家族控制国家权力决策层，显然是有害的。吐蕃王室也不会允许，再出现一次类似的轮回。
728年，时任大相韦·悉诺逻恭禄突然厄运临头，迅速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对此记载为，“及至龙年(728年)，赞普驻于札玛牙帐，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
就一句“获罪谴”时任大相就完了，韦氏家族也销声匿迹了整整30年。
是因为韦·悉诺逻恭禄（简称韦·恭禄）能力不行，赞普看不上吗？
似乎也不是，藏史对他记载寥寥，唐史却反复提及此人。我们就结合唐史记载，来看看这位“获罪谴”的韦氏大相。
三、威压河西的名将
自从论钦陵被迫自杀后，唐蕃战争陷入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胶着。
很多人对吐蕃军事实力强横的印象，多来源于钦陵时期的几场惊天大胜，以及安史之乱后吐蕃对河陇的予取予求。
但从唐蕃绵延150多年的国战角度来说，两国始终处于僵持，谁也没有能力干掉对手。不过这种僵持，属于交替领先的僵持。
论钦陵死后，吐蕃军队的战斗力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过程。
时任安西副都护唐休憬曾对部下说：“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莽布支新将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贵巨酋豪子弟，骑虽精不习战。吾为诸君取之。”
随后，唐休璟被甲先登，六战六克，斩麹莽布支副将二人，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还军。
军事威胁下降的另一个表征是，唐蕃政治关系迅速转暖，才有了金城公主和亲、神龙会盟。
这是国家关系变化的基本逻辑，打不动了才有谈判，否则接着打就是了，谈个什么劲儿？！
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想明白，军队是种巨量投入，但不产生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
如果不打仗，军事投资就不会产生任何收益，只有对外扩张，获取廉价的外部资源，军事投资才能获得收益。
所以打仗的需求，在任何社会都永远存在。
但打仗是种冒险，收益高，风险也大，相比来说，和谈收益低，但风险也低。
因此，必然的结果是打得动就打，获取高额的风险收益，打不动就谈，获低成本的稳定收益。
金城公主入藏后，唐蕃关系基本就是这种状态，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打个两三年，坐下来谈几年，歇够了接着打。
726年（开元十四年），韦·恭禄开始出现在唐史里，不过不是以大相的身份，而是带兵的将领。
他对河西的首度进攻，以惨败告终。
唐将王君㚟凭借天气因素，在大非川痛击了撤退中的蕃军，也算报了当年论钦陵的一箭之仇。
但韦·恭禄很快便还以颜色，次年9月，他重整军马再入河西。
唐军猝不及防，重镇瓜州（酒泉瓜州县）被破，瓜州刺史田仁献和王君㚟的父亲，都做了俘获。
手里捏着这俩“宝贝”，悉诺逻恭禄一边拆毁瓜州城墙，一边派当地僧人给王君㚟捎话，“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
面对准备充分的吐蕃军队，王君㚟在凉州“登城西望而泣，不敢出兵”。
瓜州是唐军的中转调度中心，城内囤积的物资不仅用于河西，还包括经营西域的储备，而这一切都成了吐蕃的战争收益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记载为：“那时唐廷疆域十分辽阔，北方的突厥诸部也归属唐朝，大食以下均属唐之疆土。唐廷从上方取来的众多宝物，原先储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将其全部接收，上层仕人因之得到许多财宝，属民黔首也普遍获得上好唐绢。”
这就是战争的溢价收益，吐蕃攻克瓜州城，普通百姓都能穿上唐绢做的衣服。
现在知道美国为啥物价低了吧，货币也是一种战争形势呀！
一战成名的韦·恭禄声威大振，此年冬天（727年）受封为大相，可见吐蕃王室对其能力的认可。
可第二年冬天他就“获罪谴”了，总共干了不到一年，突然从人杰变猪头了，不符合逻辑吧？！
对此，藏文史料语焉不详，唐史倒是给出了一个理由。
《旧唐书·吐蕃传》:“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萧嵩乃纵反间于吐蕃，云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
也就是说唐朝用了反间计，导致赞普“召而诛之。”
其实反间计这种事儿，也就是种模糊状态，能否奏效完全不可控。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论钦陵身上。
郭元振与论钦陵在野狐河谈判后，上书武则天道：“吐蕃百姓久为兵役、徭役所苦，但钦陵统重兵于外，为其羽翼。故当每年遣使吐蕃牙帐申明和好，钦陵必不能从命。斯亦离心日渐，上下猜阻，久必为祸。钦陵若去，断吐蕃右臂矣。”《旧唐书·郭元振传》
郭元振之言两年后（698年），吐蕃王室与噶尔家族彻底决裂，论钦陵自尽。
两条反间计相隔30年，结果都是大相陨落，可反间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只有天知道。
唐朝肯定没能力左右吐蕃赞普的选择，否则就用不着反间计了。
唐朝能做的，也就是发现吐蕃君臣的裂隙，给上一锤子，有没有效果听天由命。
这状态就像“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反正没啥成本。
把噶尔和韦氏的经历放在一起看，就算没有唐朝的三杆子，韦氏估计也要够呛。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727年韦·恭禄受封大相时，赞普可不是只封了一个人。
敦煌吐蕃文献《大事记年》里明确记载：“同年，赞普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悉诺逻恭禄三人为大论。”
三人同为大相是吐蕃多相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其实吐蕃从松赞干布时就已是多相制，当时是二人为相，但其中一个副相，也就是大小论，这点在唐书里有明确记载。
可问题是大相太大，小相就隐身了，等到韦氏连出两任大相后，赞普突然任命了三个大相，还能是针对谁呢？
所以，“威名甚盛”可能恰恰是韦氏挨捶的原因，因为赞普准备换玩法了。
728年，韦·恭禄被杀后，吐蕃外戚（尚）正式崛起。赤德祖赞任命没庐·穷桑楼尔芒（赤玛伦的娘家）为大论，开外戚独自担任大论的先例。
由此而起，没庐氏、蔡邦氏、那囊氏、琛氏等外戚走上了舞台，“尚”与“论”两族交替主政，而“尚”族主政的时间，甚至比“论”要多出一倍。
在吐蕃的朝臣结构上，72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论”处于绝对优势，“尚”没多少存在感，因此出现了噶尔弄权的情况。
728年之后，多相制摊薄了大相的权威，王族外戚也在限制贵族专权，吐蕃再未出现权臣当道之事。
甚至由于“尚”族掌控朝政的时间长，外戚势力渐渐成了主导，曾经风光无限的大相反倒变得弱势。
如果您能坚持看到这里，算是西藏历史的铁粉了。
我把最干捞出来，表示一下敬意！
前后两篇文章，韦氏家族的起起落落不过是张皮，文章真正的核心是吐蕃宰相制度的变化。
吐蕃王朝的相制，从松赞干布时期的多相，转移到噶尔家族实际意义上的独相（当时伦理上也是多相，但副相没什么存在感），再到赤德祖赞时三个大相制衡的多相制，并且外戚也被引入成了政治平衡器。
由此，以论（相）为尊的贵族阶层，走完了光芒四射的道路，“尚”开始主导吐蕃朝政。
但平衡是极难掌握的技能，很快“尚”又对王权产生了反噬，于是僧相（钵阐布）成了王室下一个选择，吐蕃宰相制度再次变为实际意义上的独相制。
下一篇《兴佛之路上的韦氏家族》，我们还是用韦氏家族作为媒介，来讲讲吐蕃佛教的复兴，以及僧相制度发展的道路。
参考书目：
《吐蕃史稿》_才让；
《吐蕃政教关系史》_石硕；
《吐蕃大相禄东赞考》_李方桂；
《蕃唐噶尔（论氏）世家》_苏晋仁；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_周松；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_王尧，陈践；
《吐蕃名臣薛禄东赞及其子孙》_刘宝银；
《吐蕃统一政权韦氏家族探究》_刘志国；
《吐蕃大论琼布_邦赛色则考述》_扎西当知；
《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吐蕃贵族论与尚的政治博弈》_黄辛建；
《吐蕃王朝噶尔家族辅政至专权角色动态演变之内因探析》_田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