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讲读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书》，至东汉始才用《史记》名书。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分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一、《史记》的作者介绍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汉武帝发动河南之战，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对汉武帝及伟大帝国感到无比自豪，一片欢欣鼓舞，建功立业的豪情充斥在帝国子民的心中，也激励了司马迁，他开始“壮游”），司马迁开始了长达八九年的壮游生活，足迹到达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行程近三万里。回到长安后，作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后来他又多次次陪同汉武帝外出巡游，到过泰山和长城内外很多地方。
在他35岁时，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四川、贵州、云南一带），派司马迁去那些地方视察，这是他的第二次大游历，历时一年。
这些壮游经历，给他提供了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搜集逸闻旧事、考察山川地理的大好机会，为以后的《史记》创作，做了实践准备。
第二次游历回来时（36岁），父亲司马谈病危，临终嘱托他一定要写好《史记》。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更加有目的地搜集史料，开始做些《史记》的准备工作。司马迁37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接下来的4年，他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41岁）开始动手编《史记》。
司马迁48岁时，已经埋头写书6年，忽然大祸临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于第二年被判宫刑。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并通过写《史记》，成一家之言，他含垢忍辱接受腐刑。生死一直都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司马迁的生死观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意思就是，要生的有价值，死得其所。
公元前96年（49岁）司马迁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又过了6年，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不久即死去。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的体例，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类。《史记》的这种写史分类，为后世正史的撰写，提供了范例。之后的“二十四史”，都是仿照这种体例来写的。稍加改变的，只是把“世家”与“列传”合二为一，并名之为“传”。
“本纪”是全书的提纲，以主宰天下的帝王为纲，按年月时间顺序记述帝王在位时期的国家大事。共12本纪，其中汉朝帝王占4个，另外还有项羽和吕太后，虽没有称帝，但事实上曾主宰天下，也列入本纪。而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在位期间，政权由吕太后把持，没有实权，则不列入本纪。
“表”用清晰简明的表格，概括排列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事，使读者对三千年间的历史大事一览即知，是司马迁的独创。有人甚至认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全书共10表，分世表、年表、月表。除《三代世表》和《秦楚之际月表》外，其余都是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其中以汉代的年表数量最多，占了6个（《史记》写史事详略的原则是，略古而详今，因为古代的史料少，现代的史料多）。根据内容划分，10表又可以分为大事年表和人物年表两类。大事年表按年代记述时间，人物年表按不同时期诸侯国记述人物。
“书”记述礼乐、天文、军事、经济、水利、祭祀等诸方面内容，共8书。它也是司马迁的独创，相当于学术专著。
“世家”记载的是有爵位、俸禄而且可以世代相传的贵族之家的历史。“世家”记载的人物，主要包括三种：春秋战国以来的各个诸侯国国君，他们是接受周天子分封成为世家的；汉代被封为诸侯王的刘姓子侄；被汉代封为诸侯的开国功臣，如萧何、张良、陈平。除此之外，还有《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3

篇。并不是封王的都可以入“世家”，如吴王刘濞之类反抗朝廷者，就不列入“世家”。而孔子、陈涉对后世影响巨大，虽然一个是平民、一个是农民起义者（统治者称之为盗贼），也列入“世家”。可见《史记》评论人物的原则，不完全以官职、地位为标准，还要看功绩、影响，这就是司马迁历史观的先进处之一。
“列传”记载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历史。能够被录入列传的选人标准是，他们要操行高洁、有功于天下、闻名于后世。所以，即使是游侠、刺客、商人，也可以为之立传，而那些碌碌无为、没有贡献、没有影响的人，即使是大臣，也不为之立传。
列传分为四种：合传就是在专传、合传、附传、类传。专传就是一人立一传，如《魏公子列传》；合传就是一篇传记里写两个以上的人物，如《管晏列传》；附传也是写两个以上人物，但人物有主有次，如《孟子荀卿列传》；类传是行为做事相同的人合在一起立传，如《酷吏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
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司马迁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史模式，同时在《左转》《国语》《战国策》以“君子曰”，评论史事和人物的基础上，创造了用“太史公曰”的新的评史和评人的形式。这些评论大部分被安排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少部分放在篇首或篇中。自从司马迁开创“太史公曰”这种史评方式后，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广泛效仿。如班固用“赞”，陈寿用“评”。
三、《史记》的人生观
《史记》所称赞的人生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反过来说，庸碌无为的人生，则入不了《史记》的法眼。司马迁本身就是忍辱奋斗的人，他为了写《史记》，成一家之言，甚至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腐刑。这不是怕死，而是对人生的“取舍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忍“小辱”而成大业！《史记》积极奋发的人生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史记》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
司马迁在选择什么人入“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仗义而行，倜傥不羁，不使自己失去时机，立功名于天下），这样的人，才可以入传。所以，《史记》所敬佩、所歌颂的都是那些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为社会，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
（二）《史记》认为：人在困难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在灾难和逆境中要忍辱发愤，而困难与逆境正是激励人们前进的最大动力。正如《苏秦列传》所说：“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苏秦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司马迁甚至把这种认识推广到极致，认为一切伟大事业都是遭遇艰难的人干出来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人生道路很长，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自己倒霉、栽跟头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至关重要。而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就给了那些遭遇灾难、受打击、被侮辱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给后人提供了那么多“穷而后工”、“忍辱奋斗”的人物范例。
所以，我们的民族和个人，那种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忍辱奋斗、勤劳勇敢的精神素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儒家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司马迁所强调、所赞赏、所践行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一直是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的精神养料，在滋润、激励着我们健康成长、成才！
四、《史记》的文学观
在汉代以前，文学与经术、学术的界限是不清晰的。那时文学的含义是指学术、学问，与现在所谓的文学不同，文学还没有单独分类出来。但司马迁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作品的艺术性，或者说文学性。《史记》取得那么高的文学成就，就与他高度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是分不开的。
他有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的特点，并使之与学术分开，表现在他突出重视文学家和喜爱文学作品。
（一）司马迁分外喜爱、重视文学家，不惜用大篇幅为他们立传。
如屈原本不见于先秦任何史书上，在战国并不算有名人物。但在《史记》中，屈原成了最光辉的形象之一，是司马迁理想中的英雄。主要就是因为屈原的诗歌，极大的艺术魅力，让他对屈原充满了钦佩之情。屈原也因为司马迁给他立传（《屈原贾谊列传》），才开始被重视，被崇拜，闻名于后世。再如司马相如，他在汉朝统治者心目中，不过是“等同俳优”（艺人，戏子），司马迁却给他单独立传（《司马相如列传》），并收录了他的8篇文章（《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书谏猎》《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成为《史记》中收录文章最多的传记，全传9200

多字，比《项羽本纪》还要长。而与之相比，董仲舒作为西汉大儒，却只有三百字介绍他，且没有单独立传。可见司马迁对文学家的高度重视。
（二）司马迁分外喜欢有感情、有文采的文学作品，凡遇到这些文章，他总是尽量录入。
如《李斯列传》中录入了《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列传》录入了《报燕惠王书》，《贾谊列传》录入了《吊屈原赋》《鵩鸟赋》。
他甚至为了一篇好文章，而特意给一个本不足以立传的人立传，如《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和邹阳都不是战国的大人物，司马迁因喜爱鲁仲连的《遗燕将书》和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而为他们立传。《三王世家》也没有什么事可写，也因其中的几篇文辞精美的诏令而立传。
五、《史记》的悲剧色彩
《史记》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英雄主义色彩，而这些英雄中，绝大多数又都具有悲剧色彩。所以，《史记》可以说是一本悲剧人物故事集。
《史记》全书共130篇，其中写人物的共112篇，在这112篇人物传记中，写悲剧人物的占了近80篇。《史记》的悲剧气氛几乎笼罩全书，这是《史记》所独有的。
（一）《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类型
1、他们是新生事物的代表，在与强大的反动势力斗争中被杀害。
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成为真正的强国，为后来的统一中国奠定基础。却因遭到秦国宗室贵族的反对，最后被车裂而死。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卓有成效，由于楚国贵族的反对，最后被射死。晁错为巩固中央政权，力主削藩，最后斩首等等。
2、他们曾经建立辉煌的功勋，却由于自身的过错，导致最后失败。
如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死后，晚年因为信用小人，没处理好诸子的继承权，以致死后无人处理，“尸虫出于户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晚年宠爱吴娃，导致内乱，被围困沙丘之宫三个月，最后被饿死。一度称雄东南的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言，信用小人，最后国灭身死。项羽一度为天下共主，主宰天下，分封诸侯，却因不善纳谏，政治上屡犯错误及个人性格缺点，最后被迫自刎乌江。

3、他们功高盖主，被统治者嫉恨，结局十分悲惨。
如信陵君为保卫魏国，抵抗秦军入侵，立过大功，晚年因为魏王猜忌，借酒
消愁，竟病酒而死。蒙恬不仅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北筑长城，抵御匈奴，威震中外，后来受到赵高等人的嫉害，自杀而死。韩信为刘邦取得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最后被斩长乐宫。
4、他们是一群下层人物，他们见义勇为，信守诺言，为人排忧解难，而不惜从容赴死。
如荆轲是卫国的一名侠客，到燕国与屠狗乐人为友，身份低贱。但在燕国将要灭亡时，他秦廷行刺，图穷匕见，刺杀秦王，最后壮烈而死。
（二）《史记》悲剧风格特点
1、《史记》中悲剧人物大多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史记》中表现人物的事迹，大多是军国大事，英雄事迹；而不是市井生活、柴米油盐、儿女私情。
2、《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悲剧故事的基调，不是消极悲感，而是高亢激越的，能够鼓舞人的志气。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都胸怀大志，锐意进取，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们都有为实现理想而不怕挫折的精神，经过种种艰难险阻的考验而磨练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史记》中的悲剧英雄所具有的这种性格特征，使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英勇奋斗的豪情；不是一蹶不振的颓废，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不是失败的伤感，而是为理想、为目标九死不悔的执著。
《史记》不仅让我们深深地同情这些悲剧英雄，更召唤着我们以他们为楷模，向他们学习，像他们那样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奋斗终身！
六、《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
《史记》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是世人所公认的。它的极高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它以写人为中心，来串联历史故事，因此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史记》的这种“纪传体”的写史方式，就与小说相似了（小说也以写人为中心任务，通过一系列事件，来反映人物性格）。它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史记》与南北朝小说
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在《史记》《汉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司马迁之前，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很少；到《史记》出现之后，它的高度的艺术性，影响着世人。人们由欣赏进而模仿，著名的有褚少孙（补写8篇《史记》）。至班固时，在《史记》的基础上，他剪裁、改编、补充，写成《汉书》。《汉书》受到上至王公贵人，下至一般读书人的广泛赞赏。
东汉以后，随着《史记》《汉书》的流行，爱好写史的人越来越多。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写的某些史书，又具有两个新的特征。第一，取材的范围扩大，并下移。《史记》《汉书》主要写帝王将相，军国大事；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所写之人，除了模仿《史记》《汉书》，继续写帝王将相之外，开始写各行各业的人；所写之事，向着怪异、奇闻轶事的方向发展。当一种史书，大量反映降妖除怪、因果报应、长生不老这样的主题，它就和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一时期的人们，喜欢清谈，他们谈人物、谈史事、谈怪异，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他们都把它们当作真人真事一样地谈着写着。比如干宝的《搜神记》，就是把古今怪异神奇的人物故事搜集起来，写成此书。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干宝像司马迁写史一样，一本正经地把它们写出来，一个人物一篇，文章模式和《史记》的传记几乎一样。
魏晋南北朝小说，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怪，即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一类是轶事，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作者在写作这些内容时，以《史记》写史的方式，主观上把它当做史书来写，但它已经不能算得上是史书，相反，说它是小说，应该更恰当。
所以，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在《史记》《汉书》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因为小说在古代中国不受重视、或小说和史书界限还不清晰，所以，那一时期的作者，就把他们受《史记》《汉书》影响、启发而写成“小说”，很自然地也称为“史书”。这就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在“史书”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
（二）《史记》与唐传奇
在明清小说之前，成就最高的小说，当推唐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
展史上的里程碑。古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传奇开始的。《史记》对唐传奇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司马迁的“尚奇”精神直接影响唐传奇。
唐代小说被称为“传奇”，顾名思义，就是记述奇特的人物和事件。而这一特点，正是司马迁写列传的择人标准之一。司马迁这个择人标准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意思就是，仗义而行，才能出众，人物不凡，建功立业，传名后世。简单地说，就是要写奇人、奇言、奇行、奇事。唐传奇就是在司马迁这一写人主张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而来的。
2、唐传奇模仿《史记》人物传记的写作模式。
①唐传奇以主人公的名字为题目。故事的情节围绕这个人物的生平经历展
开来写。这正是《史记》所开创的“列传”的写法。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等。都以主人公的名字为题目。
②唐传奇写人物故事，先从主人公的身世写起，再写主人公一生事迹，一直写到其死，以至于其后代。如《谢小娥传》开头：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之后写她的几件事（出嫁、丈夫遇害、为夫报仇）。
按照主人公的生平经历的先后次序来写，上及祖先，下至子孙，这就是了直接模仿《史记》列传的写法，来写小说。
③唐传奇中，往往有作者的评论，有的在唐传奇的中间，有的在结尾。这是模仿《史记》用“太史公曰”，来评论人物的写作模式。
④唐传奇的喜欢化虚为实。唐传奇的故事虽然多是虚构，但除了人名，地名、年号都是真实的。且小说的作者喜欢以“史官”自居，极力把传奇小说写的像《史记》的“列传”那样，尽量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唐传奇以及之后的小说，一直到《聊斋志异》，它们的写法及谋篇布局，都与《史记》一脉相承。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活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