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年嘉庆突遇男子行刺，在场的100...

1803年嘉庆突遇男子行刺，在场的100余名侍卫官员却站立“看戏”。刺客言称自己是酒后胡闹，目的是想借行刺而“因祸得福”！陈德被凌迟，2名无辜的孩子处以绞刑，上百名官员及侍卫被革职枷示。案件结束但疑点至今仍然存在。

1803年闰2月20日早上，嘉庆皇帝从圆明园回紫禁城时，在顺贞门门口，突然一名手持短刀、披头散发的汉子，直朝御辇扑来。嘉庆仓慌失措逃入了顺贞门内。

事发突然，在场的100多名侍卫、文武大臣、太监个个呆若木鸡，幸亏在场的定亲王绵恩与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侍卫丹巴多尔济等6人冲上前去与大汉搏斗并将其擒获。

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行刺，这在清朝立国以来尚属首例，一时间震动朝野。嘉庆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务必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

经过四天四夜、酷刑之下，案情渐渐呈现出水面。

刺客名叫陈德，早年以做家奴、佣工维持生计；后进到了内务府服役三年，在这期间曾亲眼见到皇帝；此后又与妻子去到一孟姓官吏家做了厨役。

在孟家时，妻子不幸病故，留下80岁瘫痪在床的岳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生活一下陷下了低谷。难以接受现实的陈德喜欢上了喝酒，且每喝必醉，醉后又免不了一番胡闹。

面对这样一个酒鬼，孟家不得不将其解雇，这下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陈德一家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了。

至于为何行刺皇帝，陈德在供词中说道，因为日子确实过不下去了，所以心里积怨成恨，与其自杀还不如来一票大的。如果行刺皇帝成功，到时皇帝必然对其的要求言听计从，自己反而能因祸得福。

听到这样的理由，再联想到明朝的梃击案，嘉庆更是疑虑重重，他再次下令，势必要追查出背后之人和其党羽。

刑部这次不仅继续审讯了陈德，还将其儿子陈䘵和邻居黄五福一同进行审讯。

陈德的大儿子陈禄及邻居黄五福证实陈德确实是家贫困顿、对生活失去信心才去谋刺皇帝。

黄五福提到，喝醉后的陈德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动拔刀相向，还扬言扎死一人抵命，扎死两人便宜一个，若扎四五个，就便宜好几个。

陈德最后交待说，在酒馆喝醉与人吵闹后，心里越起越气，一度想要求死，但不想自己死得太过窝囊，于是乱想胡行起来。看到街上垫道，得知嘉庆帝二十日回宫。而自己曾在内务府服役，熟悉宫内情况，所以决定进宫行刺嘉庆帝。

这一轮的审讯，依然没有问出关于幕后之人和党羽的消息，只有翻来覆的内容了。会审官员只得拟旨上奏。嘉庆皇帝传谕道：“一味动用酷刑以追查幕后主谋，如果他随意诬陷一名官员，那该如何处置？就此作罢吧！”

嘉庆帝下旨将陈德凌迟处死，陈德的两个幼子被处以绞刑。其实按照当时法律，陈德的两个儿子都未满16岁可免一死，但嘉庆帝为了斩草除根还是把孩子一并判以了绞刑。

事情还没完。想到行刺当天，在场100余人，竟无人救驾，嘉庆始终觉得朝廷内必有其主谋。再加上此时正是整治吏治、惩罚贪腐的关键时刻，更不容许有人从中破坏，于是以“失察”之罪，处罚了17名文武官员，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革职枷示或交刑部严惩，又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这是清朝有名的“嘉庆遇刺案”，记录在《清史稿》嘉庆帝本纪中。

同明朝的梃击案一样，这个行刺案也有不少的疑点并未得到解答：

其一，陈德妄想通过行刺来胁迫皇帝这样的动机真是耐人寻味。皇帝出行，身边多是侍卫环绕，且失败的可能性远高于成功，陈德何来的自信能胁迫到皇帝呢？

其二，皇帝行踪历来属于国家机密，尽管街上垫道，但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是20日当天回宫呢？

其三，陈德是如何进入到皇宫里面的？尽管有过内务府工作经历，但已从内务府离开后就成了普通百姓，还能随意进出宫门吗？

其四，嘉庆为什么草草结案？陈德与和坤或白莲教有没有关系？

其实自嘉庆赐死和珅后，这并不是嘉庆第一次遇险，宫中曾多次发生嘉庆险遭暗算的事，但最终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遇险和和坤的党羽有关，所以也就不了了之的。但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不得不让人有所反思。

如果社会经济能正常发展，百姓有衣穿有食吃，可能去做一些无谓的牺牲吗？反观清朝在嘉庆年间，康乾盛世逐渐落幕，国库空虚，官场吏治腐烂，社会经济迅速恶化，百姓生计日艰。再加上赋税不断加重，百姓生活朝不保夕，社会矛盾尖锐化。为了生活下去，百姓不得不集中起来反抗压迫。

另一方面，嘉庆意识到了国家问题，但他的改革治标不治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加上几乎是势单力薄的战斗。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官员加剧对百姓的压迫，反而造成了更恶劣的社会影响。

清朝的没落其实是封建制度的没落，也是为迎接新的制度作出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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