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走进市政协，《马可•波罗笔下的“树皮”和“偶像”——首都博物馆馆藏元代货币及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
2020年12月4日，《马可·波罗笔下的“树皮”和“偶像”——首都博物馆馆藏元代货币及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在北京市政协委员文化交流厅开幕。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并致辞，副主席杨艺文、林抚生、燕瑛，秘书长严力强，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及有关同志出席了展览开幕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行纪》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其内容以元代的中国为主，从都城形制到风土民俗，都被他详细记录了下来。此次展览的两个主题——货币和藏传佛教造像也以“树皮”和“偶像”为名，出现在了《行纪》之中。他详细记载了以“桑树皮”为原料的纸币是如何制作和使用的；在行至土番州（西藏）时，他注意到了居民以贵重的珊瑚来装饰“偶像”（即佛像）。展览汇集钱币和佛像类展品共57件套，通过这些展品，带领观众发现“树皮”与“偶像”的真实面貌。
第一部分 元代货币
元代货币部分以纸钞和金属铸币作为展览重点，突出说明元代以“钞为主，钱为辅”的货币体系，进而反映货币在元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唐代开始出现“飞钱”，宋代有“交子”、“会子”等，仅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元代纸币（由桑树皮等原料制成）成为帝国境内主要法定货币。纸钞便于携带，利于商旅，更是元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补充来源。同时，纸钞也畅行于海外，在国际贸易中承担了世界货币的作用。
▲至正通宝（正面）
▲至正通宝（背面八思巴文“辰”）
第二部分 元代藏传佛教造像
元代藏传佛教造像部分以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风格艺术和遗存展示为主，最后部分加入了通州考古发现的造像，与办展地相呼应。13世纪，时值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兴盛期，西藏地区教派和地方势力林立。公元1247年，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子在凉州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通过这次会见，西藏地方与蒙古皇室建立了直接的政治联系，促成了蒙古统一藏族地区的实现。其后，萨迦派的八思巴在忽必烈时期先后被封为元代的国师、帝师，统领天下释教及西藏地方的政务，开启政教合一的治理体系。元代的藏传佛教雕塑艺术承上启下，是藏传佛教艺术史上重要转折期。10世纪到元代之前的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过程，藏传佛教艺术也大量吸收内陆、印度及尼泊尔地区的佛教艺术，形成了交相辉映、齐聚一堂的局面。元代皇家对藏传佛教极为推崇，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内陆的发展。与此同时，内陆固有的传统审美及工艺技法也在影响着藏传佛教艺术，由此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汉藏融合风格。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北京和杭州等地看到元代藏传佛教艺术遗存，这对我们了解汉藏融合风格有很重要的意义，是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铜镀金元代藏中风格不动佛像
不动佛，又称阿閦佛，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之一，居东方妙喜国土。此像饰螺发，肉髻高突，宝顶庄严。耳畔饰团花装饰，镶嵌水晶，大耳垂肩。面相方正，双眉高挑，目似柳叶，鼻梁高挺，唇上涂红，表情慈悲而庄重。着袒右肩袈裟，轻薄的袈裟质感凸显了佛陀壮实饱满的肌肉，是尼泊尔造像艺术中常见的表现方式。佛陀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两足交叠，脚心向上结全跏趺印，这一形象与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像一致，因为此像饰有团花，所以判定其为不动佛像。整像红铜铸造，通体镀金，工艺及风格上均具有尼泊尔风格的特色，也是藏中地区最为流行的风格。
▲铜镀金元代大都风格释迦牟尼像
此像肉髻隆起，顶置髻珠，面型方正，五官表现汉化明显，与明代宫廷造像相仿。身着袒右肩袈裟，双肩宽平，肌肉饱满，袈裟满刻莲花，尽显华丽，这在西藏本地造像中是没有见到过的。下承莲台，莲瓣宽厚饱满，排列工整，装饰性极强。纵观此像，应是汉藏融合风格的早期表现形式，具有神韵稳重，雍容大气的艺术美感，是元代宫廷造像的中晚期作品。
▲铜镀金元代夏鲁风格金刚萨埵像
金刚萨埵，也称为金刚勇识佛，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本初佛和菩萨的双重身份。此像头戴花冠，头微向左倾，面颊丰满，五官刻画生动。上身袒露，饰项圈和长链，下身着薄裙，手足戴有钏镯。双腿结跏跌端坐，右手执金刚杵，左手执金刚铃。造型样式及装饰风格体现了元代夏鲁寺造像鲜明特点。
▲铜元代藏西风格金刚亥母像
此像头戴骷髅冠，顶竖象征忿怒的红发，头的右侧有一猪头，面部三目圆睁，呲牙咧嘴。猪象征佛教三种根本烦恼之一的“痴”烦恼，用以彰显金刚亥母智慧的宗教功用。上身饰项圈和交叉式璎珞，下身束带，腰带下垂挂U字形联珠装饰，身披帔帛并挂骷髅大长链，手足饰钏镯。单腿站立，左脚踩仰卧外道，右腿弯曲悬空，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捧骷髅碗。姿态优美，但形象狰狞恐怖，整体风格体现了西藏西部地区造像鲜明特点。
两部分最重要的联系点是“八思巴文”。八思巴（1235-1280年），萨迦派第五代祖师。他自幼跟随伯父萨班贡嘎坚赞学习，7岁即可诵经十万言，因此得名“八思巴”，为藏语“圣人”之意。1253年，他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效仿伯父萨班，与蒙古汗廷积极合作，促成了西藏归附元朝政权，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大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并亲自受戒。后因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又受封帝师，统领天下释教，并管理西藏地方政务，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政治人物。而用八思巴文书写钱文，是元代官铸铜钱的特色。
▲大元通宝（正面）
▲大元通宝（背面）
大元通宝为国号钱，武宗至大三年（1310）铸。面八思巴文，钱文读法次序为上下左右。该钱制作颇精，钱体较大，为当十大钱（当小平钱10枚），一枚作至大通宝10文。
元代纸币是我国三千余年货币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为人类货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开世界纯纸币流通先河，并凭借辽阔的疆域，将纸币信用思想传播到欧亚多国。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大规模传入内陆，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货币发展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大一统与多元融汇的特征。
编辑：罗丹
排版：颜芳
摄影：谷中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