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移东｜唐宋鱼袋图像考述
唐宋鱼袋图像考述
高移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鱼袋是唐宋时期高等级官员用以代表身份等级的佩饰。鱼，最初为鱼符，袋即为囊袋，后演变为鱼饰和仿囊袋的方形木。孙机先生最早以日本《倭汉三才图会》中的鱼袋图像为依据，考证出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男侍及莫高窟108、156窟壁画中供养人佩带的长方形、顶面有连续拱形突起物的小囊匣为鱼袋。扬之水、陈丽萍等学者以此为据，辨识出了更多唐代、宋代鱼袋。但诸文对这一时期的玉鱼袋、金鱼（龟）袋、银鱼（龟）袋、涂金鱼袋、铜鱼（龟）袋未有专门的讨论，且诸鱼袋在章服中使用情况尚有余论，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唐代鱼袋的演变
根据记载，以玉、金、银等饰物附在黑色皮囊之上是唐代鱼袋的基本样式，官员使用时会先将铜符贮藏于长方体的木匣中，木匣用黑韦包裹，垂于腰际，而包裹木匣的皮囊亦会呈现方形。程大昌《演繁露》载：“于是案今制以求古，则鱼袋之上设为鱼形者，唐谓以玉、金、银为饰者也。鱼饰之下，有黑韦浑裹方木附身以垂者，唐制谓书其官姓名于木而中分为二者也。”程大昌记载并对比了唐代与南宋的鱼袋形制。通过文献可知，唐、宋鱼袋存在两点不同：唐代鱼袋上装饰非鱼形金、银、铜等饰物，而宋代却为鱼形饰；唐代鱼袋内的方形木内可以贮藏鱼符，而宋代鱼袋则为一个方形实木，是固定鱼饰的基座。对此，《宋史·舆服志》亦载：“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
但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唐代鱼袋已分为中前期有圆形装饰或无装饰鱼符的鱼袋与晚期袋面连续凸起的两种鱼袋。唐代中前期鱼袋呈长方体，有的外部装饰圆形图案，应是用金、银、铜等材质制成。到了唐晚期，鱼袋仍呈长方体，但袋面出现了三拱形装饰，亦应是金、银、铜等材质制成，装饰与唐代中前期的袋面明显不同。
以皇帝礼仪葬于惠陵的“让皇帝”李宪，其墓道石门的左门扉上线刻有一佩带桃形装饰鱼袋的男侍。男侍头戴软角幞头，身着圆领长袍，袍下加襕，腰束宽带，脚蹬平底靴，双手执笏拱于胸前。鱼袋位于腰部右侧，四角有圆形饰物。条形带上有凸起圆形装饰物，从鱼袋正中穿过，系于腰部右侧（图1-1）。唐代不同品级的官员对应不同颜色的官服，一般通过服色可以判断官员的身份品级。但由于画像石或壁画中刻画出来的官员往往不上彩或因年久色彩剥落，因此身份品级较难确定。而李宪墓道石门上的男侍是作为死后皇帝的门侍，身份必然较高，鱼袋袋面又有图像装饰，所佩应为金鱼袋或银鱼袋。值得注意的是，孙机先生认为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男侍所佩黑囊为鱼袋，但由于此囊非一般的方形，与鱼袋形制不合，男侍又身穿青衣，属于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吏，没有佩带鱼袋的资格，因此，此黑囊虽有装饰，应不属于鱼袋之类。
无装饰的长方体鱼袋见于唐韦泂墓及唐惠庄太子李㧑墓中。韦泂是唐代著名的韦氏家族成员，葬于唐景龙二年（708），墓中出土了一件由十余块石板镶成的大型石椁，其中一块石椁外侧线刻有男子佩戴鱼袋的形象。该男子头戴软脚幞头，身着圆领长袍，袍下加襕，束带，双手执笏板拱于胸前，腰部右下侧系有两个条形带，其中一条从长方体鱼袋袋面的正中穿过（图1-2）。从手上执笏来看，该男子亦为石椁外的门侍。而从腰佩鱼袋来看，门侍具有较高的身份，间接反映出韦泂生前地位的显赫。
李㧑葬于开元十二年（724），该墓左、右两扇带有门扉的石门正面分别线刻一名深目、阔鼻、颧骨凸起的胡人男侍形象。两名男侍均戴幞头，身著圆领缺胯袍，双手执笏板，弯腰并相对而立，似在迎接主人（图1-3）。左侧男侍佩带的鱼袋位于右下腰际，右侧男侍位于左下腰际，式样与唐阎立本《步辇图》中禄东赞所佩相同（图1-4）。韦泂墓门侍、李㧑墓胡人男侍与吐蕃使臣禄东赞所佩鱼袋均无装饰，可能因为作为示意鱼袋而没有详细刻绘图案，也有可能是唐王朝鱼袋的另一种样式。
图1
1.唐李宪墓石门男侍佩有装饰鱼袋 2.唐韦泂墓门侍佩鱼袋形象 3.李㧑墓石门左右门扉胡人形象男侍 4.《步辇图》中禄东赞佩带鱼袋 5.莫高窟156窟供养人像（均采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
到了晚唐，鱼袋的形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孙机先生指出莫高窟156、108窟壁画中供养人佩带的长方形、顶面有三拱形突起物的小囊匣即为鱼袋。莫高窟156窟是晚唐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主持开凿的功德窟。窟内甬道南壁自西向东绘有两身头戴直脚幞头、身著圆领绯红袍、手执长柄香炉、腰部右侧佩带素面鱼袋的张议潮、张淮深供养人像。从窟中供养人张议潮旁边“金紫光禄大夫”和张淮深旁边“赐紫金鱼袋”的墨书题记来看，所佩鱼袋为金鱼袋（图1-5）。而莫高窟108窟开凿于五代，完全继承了156窟鱼袋的样式。壁画中的供养人曹议金父子均担任过五代时期的河西节度使，身份亦较高，所佩也应为金鱼袋。
可以看出，唐代中前期鱼袋还是鱼符与囊袋的组合，袋面上的装饰物并不突出；到了晚唐，长方体鱼袋上的金、银等装饰物已经占据了整个袋面，装饰手法较唐中前期更为复杂，视觉效果更加明显，体现身份等级的意味更加突出，并直接为五代、两宋的鱼袋形制所继承。
二
五代、两宋鱼袋上的装饰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五代、两宋的鱼袋形制继承了晚唐，除了袋面上有三拱形装饰外，还出现了双拱形装饰。三拱形鱼袋见于莫高窟第108窟曹议金父子供养像上、安岳圆觉洞五代造像上，继承晚唐；双拱形鱼袋见于前蜀韦君靖残雕像上、《文苑图》、《春游晚归图》及《宋包文正公小像宋濂书传真迹》中，以韦君靖残雕像为早。而兰溪市南宋墓、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则出土了实物双拱形金鱼饰和涂金银鱼饰。
四川安岳县圆觉洞第58号龛开凿于五代后蜀时期，从榜题“□□□第二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普州诸军事守刺史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聂”的内容可知，造像主为聂姓高级军事将领，散官正三品。造像主头戴翘脚幞头，身着圆领阔袖长袍，下加横襕，腰束带，双手于胸前持笏；腰部右侧系有一枚三拱形鱼袋，鱼袋长方体底座隐约可见木质纹理（图2-1）。从聂姓造像主的三品官职来看，其所佩应为金鱼袋。
大足县北山佛湾韦君靖残造像上则可能有已知最早的双拱形鱼袋形象。韦君靖是唐末军事将领，死后其部将降蜀，并为其立像。造像中的韦君靖头上幞头的两脚下垂至肩，身著长袍，双手拱于身前似持笏板，腰部左侧佩锥形囊袋等物，右侧佩有拱形鱼袋，根据露出的鱼袋到腰带的距离推测，完整的鱼袋应为双拱形（图2-2）。而根据其“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使”的官职也暗示着其佩带的应是最高等级的金鱼袋。
《文苑图》上也有双拱形金鱼袋形象。此图为五代画家周文矩名作《琉璃堂人物图》的后半部，描绘的是琉璃堂文人雅集的故事（图2-3）。图中四个文人围绕着一棵松树，左边两人坐在石凳上展卷议论，其中一人向旁环顾；右边两人一人左手执卷，右手握笔托住下巴，撑在石桌上，对面的一人则双手笼袖，伏在折曲的松树干上。左边靠下坐在石凳上的文人头戴翘脚幞头，身着紫色圆领宽袖长袍，束玉銙带，腰部右侧系有金色双拱形饰物。从人物身著紫色官服来看，腰佩之物为金鱼袋。而佩戴金鱼袋的文人无疑是整幅画中身份等级最为显赫的人。
图2
1.圆觉洞五代造像佩三拱形鱼袋 2.前蜀韦君靖造像 3.《文苑图》中文人佩金鱼袋
宋人的画作中也往往以双拱形金鱼袋来体现身份。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春游晚归图》，描绘了一位年老官员骑马晚归的场景，老官员骑于马上回望，前后簇拥着牵马、搬椅、扛兀、或挑担等动作的10位侍从。老官员头戴直脚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袍，一腰排方金銙下隐隐露出红鞓，腰部右侧系有附于红色方牌上的金色双拱形饰物，为宋代的金鱼袋（图3-1）。
现藏于美国史密森学会的《宋包文正公小像宋濂书传真迹》，有明初宋濂题跋，画中北宋名臣包拯也佩有鱼袋。包拯服饰为宋代风格，头戴直脚幞头，身着圆领宽袖绯袍，脚蹬黑色鞋履，双手执笏于胸前，腰部右侧露出双拱形鱼袋，每处拱形上有前后相接的游鱼（图3-2）。画中上方题记记载包拯“赐紫金鱼袋”，包拯所佩即金鱼袋。
近年鱼袋上的金银鱼饰也陆续被发现。常州前乡武进村南宋1号墓出土的两件半环形带銙。与此同时，1号墓还出土了象牙笏、银质鲤鱼革带等随葬品，发掘者据此推断墓主官职品级在五品以上。两件半环形涂金银带銙为鱼袋上的鱼饰，即为宋代涂金银鱼袋上的鱼饰。银鱼饰上的鎏金部分脱落，鱼饰背面均有扣钉，正面内缘排列一圈齿状装饰，中部以凸起的太阳纹隔开前后排列的游鱼（图3-3）。
图3-1《春游晚归图(局部)》骑马官员佩金鱼袋
图3-2 宋包文正公小像图及细部
图3-3 江苏常州南宋墓出土鎏金银鱼饰
除此之外，兰溪市灵洞乡南宋墓出土了一件拱形金鱼饰，金鱼饰正面与武进村前乡墓葬所出土的图案、布局大致相同，当为南宋金鱼袋袋面的装饰。金鱼饰长11、宽3、厚0.1厘米，上面纹饰为捶雕制成（图3-4）。从精美的金鱼饰来看，墓主应为级别较高的官员，而非报告编写者推测的富有地主或商贾。
唐宋时期的鱼袋主要见于执笏或著红色袍服官员的帝王侍臣、地方节度使、吐蕃使臣以及胡人等身上。唐代中前期的鱼袋有皮囊包裹方形木；两宋无皮囊包裹，鱼饰直接附在方形木之上成为鱼袋。晚唐、五代时期的鱼袋形制缺乏文献记载，但从文物资料来看，已经出现了与宋代装饰相同的双拱形或三拱形鱼袋。由于两宋的鱼袋已经不再贮藏鱼符，因此晚唐、五代相同形制鱼袋的功能也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图3-4 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金鱼袋饰
三
唐宋时期的五种鱼（龟）袋
自唐高祖始，鱼袋成为唐代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舆服志》：“自武德以来，皆正员带阙官始佩鱼袋。”而此时鱼袋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贮藏不同种类、不同功能的鱼符。唐时期则有“明贵贱、应征召”的随身鱼符、“起军旅、易守长”的铜鱼符或“给邮驿、通制命”的传符。由于鱼符尺寸较小且异常贵重，直接佩带容易磨损丢失，将其放置于木匣中以皮革包裹更能有效的保存，这应是唐初鱼袋产生的现实需要。直到唐高宗时期，开始对五品以上官员的随身鱼符赐予金、银鱼袋，以确保宫廷安全。鱼袋在流行过程中，又出现了金、银、铜、玉、涂金等不同装饰。金、银鱼袋在唐宋时期最为常见，一般与紫、绯颜色的官服配合使用，佩带者均为品级较高的官员。
唐代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佩金鱼袋；五品以上服绯，佩银鱼袋。宋代元丰改制前与唐代相同，改制后四品以上服紫，金鱼袋；六品以上服绯，银鱼袋。辽代南面官五品以上服紫，佩金鱼袋；七品以上服绯，佩银鱼袋。金代亦五品以上服紫，佩金鱼袋；七品以上服绯，佩银鱼袋。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些官员虽然品级已经达到穿紫、绯官服的要求，仍不具备佩带金银鱼袋的资格。《宋史·舆服志》载：“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佩（鱼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诏伎术官未升朝赐绯、紫者，不得佩鱼。”
除此之外，实际官职如果没有达到佩带鱼袋的级别，若有恩赐或兼任佩鱼级别的职官，官员仍可以佩带金、银鱼袋，这就是自唐玄宗及以后盛行的章服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载：“自（开元九年）后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因之佩鱼袋、服硃紫者众矣。”受赐者在官衔之后结入“赐紫金鱼袋”或“赐绯鱼袋”，以示荣宠。在鱼袋结衔的使用方面，若官员已具备金紫光禄大夫的散阶，直接佩金鱼袋，且结衔中不需结入“赐紫金鱼袋”，这是唐宋时期的一个惯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载：“今世自以赐绯银鱼袋、赐紫金鱼袋结入官衔，而阶至金紫光禄大夫者，遂于结衔去赐紫金鱼袋，皆流俗相承，不复讨正久矣。”而唐宋时期壁画中身穿红色袍服的官员，本应佩银鱼，却有“赐紫金鱼袋”结衔，佩有金鱼袋，这正是章服制度的重要体现。
五代、宋、辽、金政权皆承袭了唐代的章服制度，使用金、银鱼袋的记载屡见不鲜。五代的王昭诲由于荫补其父王镕而任官，并受赐金鱼袋。《旧五代史·明宗本纪》载：“以故镇州节度使、赵王王镕男昭诲为朝议大夫、司农少卿，赐紫金鱼袋，继绝也。” 受赐绯鱼袋的情况也同样见于五代。《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载：“戊子，翰林学士李浣赐绯鱼袋。”唐宋时期一般称银鱼袋为“绯鱼袋”，这是由于绯服官阶所对应的为银鱼袋。紫色官服官阶与金鱼袋对应，故称“紫金鱼袋”。辽代萧绍矩墓志志文的撰写者马贻谋有“赐紫金鱼袋”的结衔，而辽大康七年《宋文通等造经记》中的王致君也有“赐绯鱼袋”的结衔，说明辽代章服制度也沿袭唐代。金代正大改元时（1224年），须城人李昶也被“超授儒林郎、赐绯鱼袋、郑州河阴簿。”不同时期、不同级别的官员受赐鱼袋，说明金、银鱼袋在章服中的分量之重。
除了金、银鱼袋，唐宋时期还出现过铜龟袋、涂金银鱼袋。武则天天授二年曾改鱼袋为龟袋，规定五品官员佩带饰铜的龟袋。铜龟袋在唐中宗掌权后便被废除了。涂金鱼袋即鎏金银鱼袋的简称，仅在两宋政权中流行。元丰改制以前穿绯服的四、五品官员，改制之后的五、六品官员受朝廷恩赐才能佩涂金银鱼袋。宋太宗雍熙元年规定，“服紫者，（鱼袋）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则给金涂银者”。佩带涂金鱼袋后，官员品级也自然会上升。从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的涂金银鱼饰来看，墓主受过朝廷恩赐，受赐之前品级当为五品或六品。
诸鱼袋之中，以玉鱼袋最为尊贵，佩带者一般为亲王或皇太子，但也有地方节度使僭越佩带玉鱼袋的现象。《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载：“重荣既僭侈，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后晋的安重荣曾为了显示自身尊贵，用玉鱼代替金鱼来装饰鱼袋。宋、金两代也有使用玉鱼袋的记载。《梦溪笔谈·补笔谈》载：“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金代皇太子、亲王也佩带玉鱼袋，其中皇太子所佩为“玉双鱼袋”。
唐开元九年，施行了章服制度，此后鱼袋在职官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五代、两宋时期的鱼袋已经成为高等级官员的主要腰佩，用来代表身份。与此同时，辽、金等少数民族官员也按官阶、服色佩带不同种类的鱼袋，反映了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舆服制度的密切关系。
四
结语
从目前发现的鱼袋装饰来看，日本《倭汉三才图会》中绘制的唐代长方体鱼袋有三组左右对称鱼饰（图4），并非我国唐代中前期圆形凸起装饰的鱼袋。虽然鱼袋在晚唐发生了变化，但是否有鱼形装饰还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证明。而五代、两宋拱形装饰上刻画的游鱼也是上下排列，并非左右对称。因此，日本《倭汉三才图会》中的鱼袋图像不能成为我国唐宋时期鱼袋的参照标准。
图4 《倭汉三才图会》中的唐代鱼袋
鱼袋自产生之初便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唐代皇帝的“李”姓与鲤鱼“鲤”与同音，因而“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珮之”。为了使鱼袋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唐、五代、两宋、辽、金等朝在鱼袋的装饰、佩带人群和服饰服制度方面不断进行改革，以玉、金、银、铜、鎏金为装饰的鱼（龟）袋进一步细化了官员的等级，从而使鱼袋成为确立封建等级、稳定王朝秩序的有效方式。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1年春之卷（总第十七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慕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