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56）
原著连载（56）
第六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使命
（二）
（5）张岱年晚年的哲学成就。
四是对新文化体系中民族本位的思考。张岱年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主要方向”，同时也要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包括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以此创造中国文化的“新统”。他说：“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每一民族的每时代的文化，都构成一个体系。在每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又有多种支流思想。如果对于那些与主导思想不同的各种支流思想采取压制的态度，必然引起文化发展的停滞。如果各种支流思想杂然并陈，纷纭错综，而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每一民族每一时代的文化，既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又须容许不同流派的存在，才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张岱年关于民族本位文化的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寻根”意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寻根？张岱年说：因为每一民族都有每一民族的根，虽然每一民族的根有其复杂的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寻根是为了达到更深的自我认识。培护深根，是为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什么是中华文化之根呢？其实就是“数千年之久，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精神指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于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张岱年指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的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孔子的学说发挥了别人不能比拟和取代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原始儒家是中华文化之根的培育者。由此我们可隐约看到，张岱年认可中国文化“儒家本位”的立场。不过，这种“本位”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不是固守本位的，而是开放提升的。建设中国新的本位文化，要提倡“文化的创造主义”，就是“不因袭，亦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但“从新创造”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而是传统的本位文化上推陈出新，禀赋新质。
其二是主体意识。文化的主体意识首先在于对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何谓主体性？张岱年认为：“主体性包含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才能立足于世界众多民族之林。”由此，“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主体意识，亦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他进而认为，民族的主体性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就是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色。一个独立的民族必须能够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那么，民族的独立也就随之消失了。现代化不能断裂传统，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永不绝续的生长轴心，“民族文化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阶段。但在这不同的阶段前后相续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这就是民族的主体性。”
针对流行的关于中华民族“劣根性”的讨论，他指出，早在20、30年代，就有些进步思想家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所谓民族性，是否仅仅是一些劣根性呢？如果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仅仅是一些劣根性，那就证实了帝国主义者‘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的论断了。”抓住民族的所谓“劣根性”而拒绝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当然不能归结为它的劣根性，只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才能有民族文化综合创新的基石和轴心。
其三是爱国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洋溢在张岱年晚年论著的字里行间，爱国主义是他致力构建中国新文化的灵魂。他每每提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必然要热爱自己祖先传递下来的民族文化。虽然我们的文化有缺点、有糟粕，但正像“子不嫌母丑”一样，不能因为母亲不那么漂亮，她就不是你亲爱的生身母亲了，何况，祖国母亲本来是很美丽的，只是在近代受了屈辱。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特别喜欢谈个人的主体性，避谈甚至反对谈民族的主体性，甚至把民族的主体性和爱国主义统统归结为贬义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个中性词）。对此，张岱年指出，肯定个人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民族的主体性。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必然要受别的民族的奴役；在受奴役的民族中，个人主体性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的主体性即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当代西方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强调其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而且要把它们的这种民族主体性通过霸权推向全世界，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我们如果主动淡化本民族的主体意识，放弃民族的主体地位，全盘接受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中华民族如何提高在全世界中参加竞争的能力？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实际上，离开了民族性也就没有世界性，离开了爱国主义也就没有国际主义。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拓性努力和贡献，将激励后来人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和道路，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