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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懂得一点新市历史文化的人都知道，新市唐朝以前没有佛教寺院，只有到了唐朝宪宗时代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才从武康县城将一座已废的寺院——兴善寺，移额入新市重建。至此，新市才开始有了第一座寺院——“兴善寺”。一直到了北宋英宗时代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一寺院才将“兴善寺”改名为“觉海禅寺”，此名沿用至今。
那么让人困惑的是：究竟为何在北宋治平二年需要改名呢？这个时间节点，究竟给新市“兴善寺”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和改额客观必然性呢？这里面有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也是新市“觉海禅寺”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内容。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兴善寺”起源是隋朝隋文帝时代的官寺形式。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一心向佛，开国第二年（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就下令兴建佛寺，将长安城东外的“遵善寺”敕令迁寺城内，命为国寺。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而“遵善寺”迁址位置在长安城内“靖善坊”内，故取“大兴郡”中的“兴”字，和“遵善寺”的"善"字，两字合用便有“兴善”之称，寇以“大兴善寺”之称。
长安城京都“大兴善寺”建立后，隋文帝专门让自己的布衣知友来担任开山祖师，请了印度僧人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国外高僧先后多次来长安城在“大兴善寺”译经弘法。据清朝人王昶编集的《金石萃编》研究发现，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向全国诏令，各州县必须立“僧尼二寺”。在他的号召下，各州县开始建起了佛教寺院，统一寺额，是朝廷的官寺形式。作为当年县城武康，也被诏建了“兴善寺”（约在公元583年到公元600年之间），这座寺院性质为官寺，也可称为教寺。隋朝时期的佛寺发展，由于在朝廷有效控制下进行，所以全国佛寺也不算多，仅在四千座以下。
直到唐朝，特别是唐宪宗在位期间，唐宪宗是一位过度迷恋佛教的人，推崇佛教是他的治国理念，所以大建佛寺，从开始的数千座，一下子升至四万多座。据有关资料显示，唐会昌元年，全国寺院数量为44600座。正是这一段大兴寺院的时期，新市“兴善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15年）移寺而建的，迎合了朝廷弘扬佛教治国的策略。故南宋《嘉泰吴兴志》中载：
当时所移的武康“兴善寺”，已历风雨沧桑两百多年，朝代更替，人事两变，此寺香火消殒，未见有人修缮，成一座废寺。在这样的情况下，移额重建到新市，也是出于当时朝廷推行佛教的需要，可见当年原有寺额资源非常充足，不需另报新寺审批。当年所谓移额而建，是由建寺者解决寺院土地资源，然后将其移额建寺的事项报经湖州剌史批准，即可。官府对佛寺需要纳管的是寺院土地、寺院僧人数量、所在位置及寺额等。
新市移额而建的“兴善寺”，是新市的第一座寺院，但它却是时命不济，命途多舛的一座佛寺，就像它起源的隋朝政局一样，风雨一阵又一阵袭来，让这座本来规模不算很大的寺院，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移寺没多久，便遭遇到唐代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全国性“灭佛事件”发生。唐武宗下诏令，除每州留一所寺院外，将州以下所有的佛寺拆除，据史料载，会昌灭佛事件所拆寺院，约在4万座以上。可怜新市“兴善寺”仅仅移额重建近三十年的立寺时间，便遭受拆除、僧人还俗的致命打击。到了唐宣宗在位大中年间（公元847年—860年），朝廷又开始对佛教奉行了温和的国策，推行崇佛，当年曾参与新市“兴善寺”移额建寺的开山僧人彝昌，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便又募助重建了“兴善寺”，被毁了十一年后的寺院，如今又重新出现在新市百姓眼前。
历史上吴越国的出现，对当时江南的佛教，犹如恩遇一般，得到了很好的宠护。当时的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民富物庶。吴越国“三代五王”都笃信佛教，京城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而吴越国的佛教界研习佛学的风气很盛，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高僧和佛教学者。禅宗是唐以来流传最广的一个佛教宗派，其中以法眼宗在杭州影响最大。禅宗的影响巨大，得到吴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如禅宗派的法眼宗天台法师德韶大师，被吴越国王赐命为国师，王府中的官宦显贵与他往来频仍。
新市又是吴越国的战略要地，吴越国对新市非常重视，曾数度派要员前来考察，对新市的永灵庙神进行追功和加爵，同样，对新市唯一的一座佛教寺院——“兴善寺”也是宠爱有加，必定进行了相关修缮资助，以推引新市地区的“崇佛礼佛”民风。后来吴越国王赐令官臣，在新市专门建了一座江南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双塔寺”，与“兴善寺”寺名交相辉映，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崇佛风气。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佛教各门派的发展也如植物春雨发枝，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加快了新市“兴善寺”的改革，从教寺到禅寺进行了过渡变化，进一步推进佛教文化的发展。只是吴越国对寺院实施的包容、宽松政策，所以当年的新市“兴善寺”也没有作相应的“改额”计划。
新市被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北宋朝廷便将江南这一片河山纳入了国家行政的规范管理，佛寺管理便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北宋和南宋，都是中国佛教文化“世俗化、平民化”的转折关键期，僧官制、度牒制、敕额制等官方制度的出台与成熟，佛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政权控制之下。对于新市“兴善寺”当然也不例外，随着宋真宗对佛寺从严管理开始，新市的“兴善寺”便又经历一场生死去留的选择阶段。
作为古代朝廷对佛寺僧尼管理的制度主要是“度牒”制度。它是国家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度牒”文书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有效控制僧尼数量。“度碟”制度始于北魏，成熟于唐代，而至北宋真宗时代更趋慎密。自江浙及福建一带“纳土归宋”以后，朝廷对这里的寺院一直进行整顿，但未触及管理本质。到了北宋真宗赵恒在位二十多年，他对佛寺管理有严明的纪律，特别是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开始，实行寺院建设严格限制政策，严格控制“纳土归宋”以后江浙一带的新建寺院。并对规模三十间以上寺院进行“改额”和“赠额”的准入整顿制度。作为唐代移建的新市“兴善寺”，当年的规模有可能并未达到这样的规模，需要责令限期整顿和规模升级，经过官方验收之后，方可承认其合法并发放“度碟”公文。在这样条件下，新市“兴善寺”进入了一个漫长时期的改正、调整与提高阶段，然后积极创造规模升级条件，为正式进入“改额”申请程序而不懈努力。
北宋前四代皇帝的禅宗佛教发扬，禅宗佛教的势力日渐扩大，特别是浙江，寺院多数为禅宗派，对新市“兴善寺”的佛教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佛教改革潮流中，新市“兴善寺”未能免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凤凰涅槃”，逐步完成了寺院改革，经过整顿与提高，当年任新市“兴善寺”的住持法师非常清晰时局形势，深感寺院的禅宗弘法任务与方式，已经与原有官寺性质的名称和内容貌合神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额”计划已势所必然。所以，在北宋英宗时代，正值湖州地区大规模进行“改额”活动之际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新市“兴善寺”经准改为新市“觉海禅寺”，也同时获得了朝廷发放的度碟敕文。这一年，湖州辖区内的“改额”力度非常大，总共“改(赐)额”寺院为八十六座，是湖州历史上寺院改额力度最大的一年。
新市“兴善寺”变为新市“觉海禅寺”，其寺名的改变，从唐代元和十年到北宋治平二年，经历了二百五十年的漫长阶段。这一时代，也是中国佛教从官方走向民间的漫长时代，也是国家对寺院管理从感性简单化到理性制度化的漫长时代。这一基础的夯实，新市“觉海禅寺”日后不久就进入了灿烂的“若愚时代”，迎来了新市“觉海禅寺”声誉鹊起的时代。僧若愚，俗姓马，字谷老。宋元祐年间，出家于觉海寺。
这一条说明，若愚法师与新市觉海禅寺的那场“改额”历史事件是无关的，“元祐年间”是指公元1086年到1094年，它已离“改额”事件相距至少三十年以上。经考证，若愚法师出生之年应该是公元10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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