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教育是老师和家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老师与家长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是一种正常的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常见的联系方式，这对孩子的教育将会起到很好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我们发现一种现象，老师请家长来学校往往都是孩子在犯错误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在老师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邀请家长进行积极配合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情况下老师要把握好谈话的方式和技巧，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很有可能会激化更大的矛盾。
那么，到底该不该请家长来学校？应该怎样与家长进行沟通？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要随意把犯错误的学生家长找到学校来。要尽可能地少请家长到学校来进行道德训斥，用父母的‘强硬手腕’来吓唬儿子，说什么‘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是危险的来警告孩子。而应尽可能更多地让孩子同父母在精神上交往，这种交往能给母亲和父亲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一方面既教育如何对待父母，另一方面又教育如何对待孩子所遵循的十分重要的原则。”由此可见，对犯错误的孩子请家长们到学校要慎重，尤其不要对孩子进行道德训斥，更不要利用孩子父亲的“强硬手腕”来吓唬儿子。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孩子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导致孩子怨恨老师、怨恨学校，进而让孩子对老师与学校失去信心和勇气。我们看一则案例：
一日，我们办公室的王老师发现她放在办公室的包被翻过，检查后发现丢失了100元钱，当时就怀疑是学生进办公室拿的。根据时间查监控视频，锁定了一位同学——王晓丽。经过王老师的盘查，她承认这件事是她做的，并答应王老师下午把钱带来。了解到这一切，我气恼极了。但是，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去向她“兴师问罪”。当时我想：“既然她已经承认了，我再去训斥她毫无意义，相反，还会让她颜面尽失。此时，我要做的就是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及她改过的态度。作为班主任，我要帮助她，更要保护她”。
下午第一节课上课后，我和王老师一起把正在上课的王晓丽同学叫了出来。她很聪明，立刻把钱给了王老师。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找到钱，我们更要“治病救人”。于是，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竟然泣不成声地说，是为了给得了癌症的姥爷治病。对于她说的这个理由我也是深感怀疑，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也只能相信她。于是我说：“即使是为了给姥爷治病，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啊！”我又说：“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要不要问一问你的家长？”她听我这么说，竟然哭得更厉害了，她痛哭流涕地哀求我：“老师，求求你，千万别告诉我家长，我知道错了。”我见她这样恳求我，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家长的，那你说你错在哪里了？”她是一个十分会诡辩的学生，仍避重就轻地说：“我不该拿老师的钱给姥爷治病。”通过与王晓丽的这番谈话，我觉察她并没有说实话。但是，我还是对她说：“老师相信你，只要你说的是实话。”下课了，同学们见王晓丽眼睛红红的回到了教室，都问：“怎么了？老师叫你什么事？”我为了保护她的自尊心，我对同学们说：“你们都别问了，没什么事。”
放学了，同学们都散去，王晓丽的事仍困扰着我，我在想：“我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家长？告诉家长也是应该的，家长了解情况后也可以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可是，我已经答应她不告诉她的家长了，她那哀求的眼神和恳求的话语又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是不是要与学生彼此信任呢？”在犹豫不决时，我的电话响了，原来是王晓丽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王晓丽略带哭腔的声音：“老师，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认为我是一个坏孩子吧？同学们会不会也会瞧不起我了?”我听到她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她已经想到了这件事的后果。于是，我耐心地说：“不要放在心上，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放下电话，之前困扰我的愁绪一扫而光，我不必再告之她的家长了，因为她是当着她家长面给我打的电话。（本文来自于山东省吾山中学，作者王怀富，内容有删节）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言语是惟一的教育手段。这特别适用于少年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认识观念、原则和概括性真理的时期。”对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孩子们所犯的小错误，苏霍姆林斯基经常采用谈话方式，对孩子们进行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发挥言语教育的重要作用，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他相信教师的语言具有强大的教育力量，他说：“语言是一种最精细、最锐利的工具，我们的教师应当善于利用它去启迪学生们的心扉。”
少先队员们在校园内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栽培了菊花，当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有一群孩子却把一朵朵鲜花摘下来拿在自己手里。当有人出面制止时，孩子们却无动于衷。苏霍姆林斯基看到后，叫住了摘花的孩子们，先问他们：“孩子们，这地方美吗？你们掐了花，剩下的这些光杆好看吗？”当孩子们默不作声，意识到犯了错误时，苏霍姆林斯基进一步启发他们说：“这些花是少先队员们栽的。他们再来这里欣赏花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呢？不要忘记，你们是人们中间生活的。谁都爱欣赏美。咱们学校里花虽多，可是如果每个同学都摘一朵，结果会怎么样？那就什么都剩不下了。大家都没有可欣赏的了。应该创造美，而不是去破坏、不是毁坏它。到秋天，天气凉了，我们把这些菊花移到暖房里去，将来在那里欣赏它们的美。为了能摘一朵，要培养出10朵才行。”一番娓娓的谈话，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从此之后，孩子们就不再摘花了，他们都在观赏花的美。
这个案例，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经典案例。其主要内容是苏霍姆林斯基针对孩子们“摘菊花”之后，师生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在这段对话中，苏霍姆林斯基没有批评的语言，更没有对学生的呵斥或惩罚，而是与孩子们讲道理，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不再“摘花”了。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晶莹透亮的露珠是美丽可爱的，但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滚落破碎，不复存在。”是啊，我们教师都应有一颗慈爱之心、宽容之心、博爱之心，即使孩子们犯了一点小错误，也有注意说话的语言和语气，因为每个学生都是荷叶上美丽可爱的精灵——露珠，“一不小心就会滚落破碎”，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地呵护。
尽管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强调，对学生要宽容、谅解和“保护幼小的心灵”，但这并不是说对学生就不能谴责和批评了。事实上，当学生犯了错误时，苏霍姆林斯基也主张教师要及时地对学生进行谴责和批评。他指出了一些教师常犯的错误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该谴责和批评，什么情况下没有必要批评学生。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在学生“利己主义和冷漠待人”时，才最值得教师去谴责和批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孩子们犯错误是正常的现象，如上课走神、作业拖延或出现错误、忘记带课本或笔、不小心绊倒同学、一道题目听不懂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经常犯的小错误。那么，这些小错误往往是孩子们的天性使然，因此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就要多宽容、多谅解、多保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但是，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学生中间可能出现利己主义和冷漠待人等情况，则主张教师要严肃地加以谴责和批评。如，那个吃掉了同学午餐的萨沙、那个让小莉娜陷入雪堆却不管的亚历山大、那个用棍子胡乱抽打花的维佳等学生，都受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严肃批评教育。他告诉这些孩子，自私自利和漠不关心是一种可耻的个人行为，需要好好反思和改正。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惩罚不仅是强制的极端形式，也是对儿童品行作出公民评价的一种形式。他说：“只有使儿童信服某一原则，并迫使他思考自己的品行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时，惩罚才能起到再教育的作用。我们仅把责备视为这种惩罚的形式。对儿童的责备是否具有教育力量，取决于教育者自身的道德品质，取决于他的分寸感和威信……责备的艺术在于严厉和善意的理智结合：学生在教育者的责备中感觉到的不仅是公正的严厉，而是仁爱的关怀。”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一个人童年时代就进行责备、批评，这恰恰是去抵制那些小的、初看起来不易觉察的坏毛病的出现。他说：“童年和少年时期，当恶习没有成性而莠草刚刚生根之际，就要对它们进行谴责。只有在谴责之后出现自责——良心感到痛苦之时，谴责才会有效……做坏事的人，往往是从一点小事上开始逐步形成的，而正是由于一个人干了点坏事，没有受到惩罚。有了头一次，才变得从内心深处放纵起来，不守纪律，感到别人的善良可以变为宽宏大量。要教人严格要求自己、培养善于扪心自问，形象地说，在少年心灵中树立起一个理想的人。”
尽管苏霍姆林斯基主张教师对学生进行谴责和批评，但他认为谴责和批评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要让学生充满信心和勇气，积极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一个好的老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而应充满情和爱’。”此外，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谴责和批评孩子们，不能像对待成人一样的“粗暴”，而应该保护孩子们幼小的敏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是为着接受一切美好的东西而敞开的……如果对待青少年的错误像对待成年人一样指责或谴责，那么青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就会长时间地甚至终身留下伤疤。”（待续）
（本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于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北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