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不可耐的《河套故事》
微笑阅读刘秉忠《河套故事》
“在这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季节……”刘秉忠去年冬天与我们小聚小宴作此发言时，窗外的北风那个吹呀。
秉忠先生一年四季都“秋高气爽瓜果飘香”，这是他的专利——也是秉忠一贯固守俗文之豹斑。
秉忠的瓜果在今年春天着实地飘香了一回，他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河套故事》——这个书名简直俗气到家，所以殃及到书中每一篇文章的题目均无法脱俗：《我那走西口上来的姥姥》、《二斤猪油的回报》、《土房土炕土坷垃》、《抬杠》、《我给农民改诗稿》、《家庭是一盘磨》、《冰滩那边是学校》、《大红公鸡心头卧》、《我心目中的二毛驴》、《红柳地·二板片》……
文学艺术界一直都有“媚雅”与“媚俗”之争议，那么，究竟应该坚持精英文化还是张扬草根精神？昆德拉认为“媚俗”丧失品位独立性，而王小波则指出“媚雅”刻意强调品位独特。而中庸的说法是将这两种现象视作“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但更多的共识是：“媚雅”比“媚俗”的风险系数更高——“雅”，扛不过“俗”。
我曾被一本《冒犯之美》的书名而心动不己。作者黄集伟在他的诸多观点中，毫不犹豫地将“雅”都整到“俗”里去。
所幸的是秉忠的文字从骨子里就俗到“土”而无须去媚，更所幸的是河套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张俗气风发的面孔。而于此俗而又俗的框架中，秉忠所特有的那种幽默（他的幽默太朴实了）已经把他的“俗”发挥到极至——俗极必反反成雅了？
他暴露了自己6岁时就能望文生义地读白字，这样他当归入“天降歪才”类。然后他便认为歪才会有“无知无畏胆大过人的气概”，所以他“硬是从好几千常用汉字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从一个农民混成了党报编辑，而且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
混则混也——却怎一个“混”字当得？
老秉（大家对他的昵称）的祖父为私塾先生，父亲解放前读完高小,母亲初小文化，而他的舅父则为新中国第一批民办教师。所以他自恃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三岁时便可读出“人民公社”“毛主席”这样的字眼儿，五岁就被舅父从后门领进学堂。尽管他“有半年的时间坚持把刘秉忠写成'刘秉虫’，但丝毫不影响我传播国学的满腔热情”。他拿着《水浒传》给小伙伴们显摆：这是水许传，书里说的是木工（宋江）。
秉忠秉承着祖父“字字不离母”的教诲，遵循着“万事不求人”的宗旨，在全校大会上朗诵原创作文：一轮红日再再(冉)升起……在操场上引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秉忠秉性秉厚，他在自序里屡屡自揭其疤，说他作了乡镇报纸的编辑之后还把“炙手可热”读成“灸手可热”，把“潸然泪下”读成“淆然泪下”。我相信大多数文人都会护己之短，不敢举着聚焦小镜去炙痛自己的疮灶。
这些性格应该都来自他的农民本质吧？农民作家——这是一个很稀缺的称谓，在百度上点击“古代农民作家”，回复是“古代农民哪有钱读书啊？”，点击“现代农民作家”，回复则被扩增为“现代农民意识的作家”。
白字先生成了日报编辑——我从不敢轻视天赋在成就中占有的比重。
让我们以俗的目光，去读他那些俗的文字吧：
小时候，我曾有过几次坐大胶车进城的机会，或是打一斤煤油，或是买二斤盐。在第一次得到车倌允许跨进车厢的一刹那，好似有一百朵心花怒放，比我后来参加工作头一回坐桑塔纳都感觉好。（《车倌儿》）
——让我们看到他坐大胶车时心里开放着一百朵花，而坐进了桑塔纳他心里却只开一朵！
卖羊杂碎的老汉一只脚往炉膛里踢柴禾，一只手拿着勺子跟着鼓点敲锅沿，突然冒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广告词：嗨！碗大捞得稠，上头漂着油……《夸河套》的唱词也年年翻新。去年唱得是：“赶上你那毛炉拉上你的老婆……”，今年就变成了“骑上你那摩托车捎上你的情人”了。这叫台下许多新买了摩托车的男人们好不神气，好像他们还真有情人似的，端起“河套二锅头”“咕嘟咕嘟”就是一口……（《赶交流》）
——让我们感受到庄禾人夹在毛驴与摩托之间，心情与表情于文化层面上的强烈反差！
孟天红正在写一首“毛主席到后套”的诗：“毛主席，坐飞机，一按喇叭嘀嘀嘀……”我说飞机上有没有喇叭我也不知道，但河套肯定没有飞机场。飞机怎么落下来，不如改成坐火车……另外的两句很有诗味，但描写欠妥：“啊，黄河，你像一根弯弯的裤带。呵，阴山，你像一片馒头疙旦……而以我的水平，也实在不能改得再好，就选了几首完整的带上，告别了这位“重点作者”……（《我给农民改诗稿》）
——让我们感知到农民与诗歌——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间所具有的、既贴近又遥远的血缘关系。本文经加工后应是一款类比“本山式”的幽默小品……
我养鸡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公鸡比男人漂亮。我经常摸着我又黄又干又乱的头发看着大红公鸡华丽整洁的羽毛而自惭形秽。几经斟酌之后，我给我们大红公鸡起了一个极其俗气但极具时代特征的名字：刘大款……它竟肆无忌惮地拥有七个老婆。就人类而言，只有大款才有这种可能……不幸的是，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刘大款被贼娃子偷去做了下酒菜。从此它的七个老婆一个个失魂落魄。《（大红公鸡心头卧）》
——秉忠“经常摸着我又黄又干又乱的头发看着大红公鸡华丽整洁的羽毛而自惭形秽”，这种“自惭形秽”也经常被朋友们兑现。我们的小聚上就总有年轻的女作家女诗人跟他开玩笑：老秉一年四季都是这个农民发型，你就不能改变一下？现在许多男士都把头发整成悬崖峭壁式，那样至少还能给人一种险象环生的感觉！
推磨的人自当不遗余力，推得久了，也就不觉得沉重。因为我们毕竟是把苦难从磨眼浇进去。磨出些淡淡的幸福来。这也许是人类对生活的一种粗加工的方式。有人推得累了腻了烦了，便跳出这磨坊走了，这就意味着他(她)又进入另一个磨坊。推起更沉重的一盘磨，所走的路，依然是一个固定的圆。（《家庭是一盘磨》）
——秉忠为本篇深刻哲理的语言文字披上了一件“俗”的外衣，颇有《冒犯之美》的感觉。秉忠与黄集伟一样，将一个大雅整到大俗里去了。
由于秉忠将《红柳地·二板片》编作了《河套故事》中的压轴篇，女士们便又有了开玩笑的把柄：刘编辑心中的二板片，我们能问吗？你能说吗？
不怪这类发难，且剪辑《红柳地·二板片》的几个片断来读：
连吃饭的筷子还是红柳削的。上小学时，我还用红柳给我们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做了一把教鞭——尽管那教鞭经常落在我的身上……邻居有个和我同年的小闺女，叫“二板片”，……她长着一对毛花毛花的眼睛……我和“二板片”每天吃了早饭就相跟上到学校去，穿过一片一片的红柳地，有时候还手拉着手。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她的手就不叫我拉了。我和“二板片”闹过一次别扭，那是因为我给她编了一句：“二板片，你妈烧火你擀面，二板片，你大担水你扫院”，可我一不留神，在学校把这句话给传开了，一下子惹得“二板片”好长时间多没和我说话……上初中时，“二板片”就不和我走红柳林了。
……有一天，“二板片”对我说，他们要搬家了……走的前几天，她给我送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我也给她送了一个，但彼此什么话都没写……他们家便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之后，我照着“二板片”留下的地址给她写过一封“致以革命敬礼”的信，但“二板片”没给我回信。我只从她的亲戚口中得知，“二板片”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她的同学……今年秋天，我回故乡采访，竟发现红柳又一丛一丛又长起来了……风雨如磐，岁月如歌，红柳绿了又红、红了又绿，而人到中年，青春不复再来。看到梦牵魂绕的红柳林，我又想起了毛花眼眼的“二板片”。那真是：儿时此地红柳丛，人面柳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红柳依旧笑春风……
——如果毋言秉忠的真情告白而只文学角度而论，他在本文中将一俗一雅两个物事并列一起，让它们在相视一笑中开花，之后他极其自然地收取文学的瓜果。
美的眼神是否都来自美的眼睛？应该不能肯定。只有高中文化的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芗，他认为“俗中求雅”才符合“百姓调味”的俗文化定位。
所以，秉忠宁可俗中求雅，何况他的文字已经大俗即雅了呢。
我以快乐的心情阅读秉忠的《河套故事》，我以虔诚的态度学习秉忠的大俗即雅。(原载2009年《巴彦淖尔日报》)
注：原标题为“大俗大雅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