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华州大饥荒，官府买地埋尸，七项措施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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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大饥馑时的赈灾救济

作者 闫广勤 袁埔良

华州地处关中沃野，农业耕作较为发达，但自古以来，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抗灾能力较弱，水旱蝗灾乃至地震，往往给华州人民带来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每当大饥荒、大灾难来临时，只要官府及社会力量能正常运作，赈灾救济活动也就随之开始。但这些赈灾救济活动的相关资料，留传下来的很少。而清光绪三年(1877)大饥馑时的赈灾救济，在《三续华州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三续华州志》

从同治二年(1863)至光绪二年(1876)的14年中，华州满目疮痍，社会凋敝，而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有8年都发生自然灾害。人民从战乱中还没有复苏过来，又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生活贫穷困窘到极点。而光绪三年(1877)发生的严重旱灾，使脆弱的生存系统被最终击碎，一场大饥馑开始了。

这一年春，直至六月，一直无雨，天气大旱，连半截山(在今柳枝镇)下“大与郡城同”、“其深无际”的白崖湖都干凅了。夏粮严重歉收。到八月，仍无雨，秋庄稼也没法下种，粮价开始暴涨，大多数百姓已经开始断粮。九月，灾情更加严重，饥饿的人们杀掉牛羊鸡犬等家畜充饥，果蒂、草根、树皮、树叶都被取食。华州知州汪炳煦经请示，决定开仓赈济饥饿的灾民。设仓积谷，以赈灾民，是古时的一种赈灾方法。光绪元年(1875)至二年(1876)的华州知州俞志敬曾设义仓，积谷劝捐共储麦子6400余石，不想光绪三年(1877)就遇此大灾，正好为继任的知州汪炳煦赈灾创造了条件。十月，华州特设赈局，开始赈济灾民，州衙与华州士坤共同商定了赈灾办法：

一、灾民按月按人发给口粮，大人为7升，小孩为4升，由官绅监放。发放情况，每旬由当地士绅检查，每月由官府检查，每季由官、绅会查。发放救济粮时，派士兵维持秩序。

二、由于饥荒，抛弃婴儿现象严重，因此规定，凡拾到弃婴，要报验注册，取保给票，各令抱回家抚养。每养一个弃婴，发衣钱600，每月给口粮一斗一升。

三、读书的贫苦学生，每月给银6钱，麦二斗一升，设义学20多区，不使其失学。

四、愿意经商的灾民，发放贷款，行息3分，到半年再偿还。

五、以工代赈。凡境内能动工的修庙宇、挖城河等公共工程，都开工兴建，以灾民为工，借养丁壮。

六、设立牛场，收买耕牛，量给牛价，避免耕牛被宰食或卖。灾荒过后，仍还给原主。

七、凿井灌田，以抗早灾。每凿一井，给钱20千缗(后来实际凿井者很少)。

十月十五日，正式开仓放粮，共救济灾民15300余人。十一月，灾民大量增加，赈灾放粮只给极贫次贫者，共救济了22700余人。但赈灾放粮是杯水车薪，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在城西买了两块坟区，掩埋饿死者，结果很快就被埋满。这时，有许多人开始外出逃荒，同时也有大量的外地难民涌入，华州特设男女栖流所各一处，收容外地流亡逃荒的灾民，发棉衣，给粥喝。被逼无奈的饥民开始铤而走险，抢劫事件开始发生，华州招募了一些丁勇巡逻警戒，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十二月，收养的耕牛大半冻死，剩余的只好归还原主，撤掉牛场。当月共救济极贫次贫灾民24100余人。次年正月，赈局又在高塘地区设了分局。当月共救济极贫次贫灾民28000余人，并向各里发放麦豆种子10石、15石不等。二月，救济极贫次贫灾民31400余人，并从潼关运回上方拨给的救济粮1200石。三月，华州又派大小车7000余辆，赴河南汝州运回救济粮，结果人畜多死途中，运回的粮食价值不敷支出的费用。当月，救济极贫次贫灾民33700余人。这个月久旱逢甘露，十一日下雨，十四日大雨，人们乘机种下早谷、南瓜、豇豆等。四月，救济人口开始下降，共救济极贫次贫25000余人，并发放种子及防疫的药品。五月，赈极贫次贫人口24000余人。这时，虹豆开始结角，饥饿的人们争着抢食。随后，灾情逐步缓解，赈灾活动也于六月结束。这次赈灾，除使用前任知州俞志敬时储存的6400余石外，还动用了旧储营租积谷2700余石。共劝捐银1000两，劝捐小麦2170余石，仅少华镇刘如宠就捐仓麦1000石；先后共赈济灾民226800多人次。赈灾灾结束后，维持治安的丁勇、收容外来灾民的栖流所均撤，外来灾民给资遣返。弃婴找不到父母的由养家收养，每个婴儿发钱600文。

这次大饥馑中饿死者众多，但没有具体数字，相关历史资料，只有“道殣相望、逃之者半”，或“灾民流离，饿莩遍野”的笼统描述。这次大饥馑，加上前不久的同治年间的战乱，华州人口锐减。据《三续华州志》记，道光三十年(1850)，华州人口153816人，而32年后的光绪八年(1882)，华州人口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96159人。这不能不是同治元年(1862)的战乱和光绪三年(1877)大饥馑的结果。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华州史话》闫广勤 袁埔良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