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朱新地：从昆明下放傣族边寨，我们一路走了七天 / 开普饭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边寨生活杂忆

作者：朱新地

我插队的地方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县，1969年初知青下乡时成昆铁路还没有全修通，我们先坐火车到禄丰，再在禄丰换乘汽车。汽车是大卡车，敞棚的，三十人一辆，行李放下面，人坐在行李上，然后长长的车队向西进发——后来才知道，这条路就是抗战时期修筑的滇缅公路。

时值冬季，寒风刺骨，一路所见的田野和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山路颠颠簸簸，汽车在盘山道上弯来绕去，光是翻越高黎贡山就几乎走了一天。坐在车上我又冷又晕车，先是吐得天昏地暗，后来感觉整个人都麻木了。楚雄、下关、保山、腾冲、一站又一站，每晚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从卡车上拿下行李，在当地的小学或中学教室里铺开睡地铺，第二天早上再捆起铺盖，吃完早饭发两个馒头重新上路。就这样西行再西行，过澜沧江功果桥、过怒江惠通桥或惠人桥，车队越来越短，一起上路的大群体被渐渐分割，最后散落在滇西的山野村寨。

车过梁河进入盈江，突然感觉眼前一亮：满眼的绿色取代了一路的颓败枯索，知青们情不自禁欢叫了起来……在县城小学校里住了一晚，次日便有各个村寨的马车来接知青了。终于，马车在一个竹篱围成的院落卸下我们的行李，赶马大叔用鞭子指着院里一排简陋的竹房，操着生硬的汉话对我们说：“你们的家到了。”这是我们离开昆明的第七天。

总算到家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激动也没有失落感——那些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早就抛到怒江澜沧江峡谷里了。既然命定要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既然已经决心扎根农村，这儿当然就是家。而不知是按什么原则分配到一起的十八个人，一夜间成了“兄弟姐妹”，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房子是新盖的，竹篱墙茅草顶，被隔成了两间，11个男生住大间，7个女生住小间。每人一张竹床一个小竹凳。铺开行李躺上去，竹床还咯吱咯吱作响。门上应该贴副对联，有人说：“身居茅屋放眼世界，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董加耕那句名言正合适。没有笔没有纸，对联终未贴上，但不管怎么说，这儿确实就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接纳我们的傣族村寨叫蛮腮，位于滇西盈江县太平区，靠近中缅边境（当时是合作社，“九大”以后才成立人民公社），寨子前有一棵高大的榕树，树冠枝繁叶茂，在亚热带阳光雨水的爱抚下，尽情向四周伸展着，有如硕大无比的华盖。村寨四周有丛丛竹林和芭蕉树，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寨子中流过，好美丽的一个村寨呀！

第一顿饭，傣家人像接待贵宾—样地宴请我们。桌上摆了十多碗叫不出名字的菜，忙进忙出的碧发（即大嫂）们不时地凑到每个人面前，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叫我们要“西{吃)饱饱”。我们感动之极，却难以咽下这顿美餐，且不说那些菜的味道大多又酸又难闻，光是看着碧发们那血红的嘴唇、漆黑的牙齿，以及讲话时嘴里溅出的血一般红的唾液（嚼槟榔的缘故），就让人感到害怕，什么食欲都没有了。

感觉新鲜奇妙的还有很多，比如：路上一堆堆牛粪上插着小棍，每家墙上都糊满圆圆的牛粪大饼——答案很快知晓：原来，谁看到牛粪捡根小棍插上，就表示这堆牛粪归属自己，其他人不会再要了（多么淳朴的民风，这儿还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户户没有上锁的）；墙上圆圆的大饼是为把牛粪晒干，干牛粪可做燃料，还可用于驱蚊驱虫。后来我们在地里收花生时，不仅用牛粪驱蚊虫，还在牛粪上烤嫩花生吃，又香又甜呢！

也有令人不快的新鲜事物，比如没有厕所，大小便时就到树丛等没人看到的地方随地解决，大便时还必须捡根竹竿拿着——因为猪是放养的，有同学笑言“猪比狗跑得快”，每当有人大便时，总难免有一两只猪在不远处守候，等着吃那大便，必须手里拿根竹竿才能和猪“保持距离”……

滇西属亚热带气候季风气候，分干湿两季，旱季农闲，雨季农忙。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旱季农闲时节，又是初来乍到，社里对知青也没有什么强求，于是知青们便把“革命大串联”的传统发扬光大到了边寨。

起先是在近处走动，你到我的寨子玩一天，我再去你的寨子玩一天，渐渐越走越远周游邻县，后来干脆沿着边境线“步行串联”起来。我们插队的，不像农场纪律严，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顶多不要工分吧。尤其头一年秋收分配前，大家都靠安家费生活，吃的是“大锅饭”，过的是“共产主义”。比如：每月凭证供应的二两煤油，必须打在一起，才能保证家中每晚都有光明。又如吃饭：如果你外出赶集或游玩少吃了几顿饭，也会替你记下来，过天你可以带其他寨子的同学来把所欠的再吃回来。因此，只要出发前打听好几个地址，直接认识的也行，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扯上的也行（如同学的同学），然后算好行程：第一天赶到XX处，第二天赶到XX处，就能解决一路上的吃住问题。哪怕不能如期赶到或未找到关系也不要紧，傍晚只要到村寨里找到知青就行，然后你把自己的姓名地址留下，他们再到你那里串联。

我也曾和三个同伴（同一知青户的）沿边境“步行串联”了一圈，其路线是：盈江—陇川—瑞丽—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盈江。因对这趟游历另有叙述（见“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所附“边寨旧事”），本文不再多赘。就在我“串联”归来那天，老天开始下雨，雨季来临，农忙也开始了。

农忙首先是忙栽秧，蛮腮的田地多在平坝区，水田多，且地多人少。加上那儿只有女人栽秧，男人不下水田，大致算来，一个人要种八亩多田。光是插秧期就长达两月之久，通常这边的秧还没栽下，那边已开始抽穗。待秧全部栽完，手指甲都磨秃了。更可怕的是水田里常被蚂蟥叮咬，一旦被叮上，拽都拽不下来。即使硬拽下来，被叮咬处也流血不止。每逢此情况，总有一旁的碧发（大嫂）走过来，吐一口血红的唾液到蚂蟥叮咬处，那蚂蟥便自动脱落，腿上的血也能很快止住。这时我们才知道，那看似可怕的血色唾液竟然还有此等妙用！有好事者把那蚂蟥斩断，淌出的血足有一小碗。

这是最苦最累的季节，我们头上戴个小斗笠，身上披块塑料布，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去插秧，一直忙到看不见时才归。天天是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天是望不到尽头的水田，生活仿佛被无止无休地泡在了水里。好容易看着一块块田披上了绿装，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接下来又是薅秧，等于把八亩田再从头摸上一遍。

那段日子我不知中了什么邪，早晨起来时好好的，一下到水田就起疹子，两臂肘部和两腿膝部尤甚，不疼，只是奇痒，疹子渐渐连成一片，肿胀得连弯曲都困难，到下午又会自行消散，天天如此。下乡时我带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带了一些常用药和一套针灸的针，于是我翻来复去地看“赤脚医生手册”，自我诊断是“荨麻疹”，可惜我没有药，那针似乎也派不上用场。因看病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县城，既然不疼，下午又会消失，也就硬拖着，每天照样下田干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好了。（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年轻、命也贱啊！）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雨季一来，我们茅草房里的水声就与外面同步了，各人只得用包行李的塑料布在床上方搭上个倾斜的雨蓬——这样，当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时，不仅能有个干燥的地方，还可以龟缩在床上听塑料布上的涓涓流水声和落在床前的密密雨滴声……（现在想来竟觉得很诗意呢！）

雨季时吃饭也成了问题，每天都是忙到看不见时才归。回来后来不及揉一揉痛得要断的腰，来不及换下湿透了的衣服，就连忙坐到灶前烧饭。当时是烧柴，柴也是自己上山砍的，本来就不干，加之空气湿度大，几乎擦掉半盒火柴也点不着湿漉漉的柴，即使勉强点着了塞进灶膛，也是光冒烟不起火苗，米饭总是煮得半生不熟，饿得受不了，只好撒点盐胡乱嚼下充饥……

离寨子几里地的镇上有一个供销社，可惜供销杜里的“进口货”只有盐巴和老红糖，连酱油、醋都买不到，更不要说糖果饼干之类了。从城里带来的那点油水早已耗光，傣家的酸味食品也吃惯了，整日地出大力流大汗，整日地饥肠辘辘，于是知青中各路“英雄”开始各显神通：男生们多半偷鸡摸拘，女生们也学会从老傣家的园子里摘上几个未熟的芒果、酸涩的毛桃，切成片用盐腌起来解馋。

一天，一个聪明的女生从镇上买回一只陶罐来做泡菜。不久后，供销社里大大小小的陶罐便销售一空，几乎每个人的床下都多出了一只泡菜坛子，什么辣椒、萝卜、黄瓜以及种种没熟的酸果子都往坛中丢，南疆气候炎热，头天丢进去，次日就可以捞出来吃．从此大家收工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抱住泡菜坛子吃——萝卜黄瓜多半是赶街买的，那些没熟的芒果、桃呀李呀百分之百是从人家园子摘的。傣寨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几无偷盗之事，而知青偷这些东西（可以吃的）却也不以为耻。开始时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发展出一套理论：贫农是“平”的，知青比贫农还贫，是“凹农”，摘点拿点自然不算啥，已经变得理直气壮！

记得有一次，馋极了的我们斗胆从老乡家园子里偷了一大枝生芭蕉。生芭蕉涩嘴，必须放在米缸中催熟，我们没有大米缸，只好用衣服包住，白天搁在屋顶上晒太阳，晚上放在被子里焐。等到芭蕉焐熟的那一天，几个女生关起门来风卷残云般地把几十个芭蕉一扫而光，结果所有人都拉肚子不能上工。

在德宏州的诸多少数民族中，傣族是颇有些优越感的，他们看不起那些生活在山区的民族，原因之一就是傣族多居住在平坝区，自然条件比山区的景颇族、傈僳族等要好的多。记得我们刚下乡时还是冬天，常看到山上一条条“火龙”，原来是在放火烧山，火烧过的土地会更肥沃，有些山区的耕作方式还类似于刀耕火种。

我插队的傣寨蛮腮不仅风景优美，生活也算得上富足（当然是低标准的）。虽然这里的耕作也是纯自然的，收成看天，但因是平坝区，土地多，尽管亩产很低，却并不缺粮。加上气候温润，房前屋后随便种几棵菜便长得繁茂一片，每家园子里都有芒果芭蕉桃梨等等，集体的山坡上还种着菠萝，真可谓物产丰富、得天独厚。记得跟碧发、朴少们一起劳动时，看她们带的午饭就是芭蕉叶包着的饭团，用手抓着吃。有时在田边地头拔上一把野草，连根带叶的在水沟里洗洗，拌上点自制酸水就是菜了，而且吃了还不生病，真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才知道那野草叫鱼腥草（其根叫折耳根），本就是有着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功能的草药。还有，女人们下水田时，个个屁股后都背个小箩萝，一旦摸到田螺、泥鳅什么的，就放到小箩筐里，荤菜也有了……唉，我们把日子过成这样，只能怪自己不会生活。

收获时节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稻子黄了，花生可以收了，芭蕉、芒果甜了，山上的菠萝也熟了。但这时社里却派出民兵守田看山，想吃那些水果只能智取。此刻，哪怕最笨的男生都成了外交家，带—包两三角钱的香烟，就能饱餐一顿，再大包小包地带回来，在女生面前”臭显”。女生们眼红极了，终于也想出一个妙法：从箱子底翻出收藏的毛主席像章去贿赂守山的民兵，一般总能如愿以偿，直吃得一个个连弯腰系鞋带都要吐出来，才肯罢休。

烤小猪是傣家盛宴的保留节目，但只有在重大或盛大的筵席上才有，平素难得一见。我是在一位高龄老人的丧宴上尝到的。眼看着几个普毛（即小伙子）逮来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开膛取出内脏，用一根竹竿从嘴穿进从肛门穿出，然后用茅草火燎掉猪毛，再全身糊上泥去烤，烤好之后由专人切割分配。当带血的大块肉端上桌时，男生女生争先恐后地蘸着调料大吃大嚼起来，初来时的那番斯文状和扭捏态早已扔到了爪哇国一一不知这是否也能算作一项“再教育”的胜利成果？

傣家的生活犹如清澈见底的溪流，乡民普遍思想开放、纯真善良，没有汉族那么多功利色彩和条条框框，年轻人真正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每到黄昏时分，村头大榕树下便可看到男男女女在那里对歌，一旦情投意合，就双双走进竹林深处了。但有一点却让知青们感叹不已：傣家姑娘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尤其是身材，穿著短衫统裙更显得水灵苗条，虽然多半赤脚，走起路来却婀娜多姿、袅袅婷婷。可是一旦结婚后，里里外外的操劳和艰辛便使红颜很快褪去——那里的男人只种种旱地、跑跑单帮，女人不仅要操持家务，连水田里的活儿也是她们的事。常有碧发背着孩子和我们一起干活，挑担、栽秧、薅秧，其间还要给孩子喂奶。此外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未婚的姑娘是不嚼槟榔的，也未见过男人嚼槟榔，只有结了婚的女性才嚼槟榔，嚼得牙齿漆黑、嘴唇血红……

相比之下，知青的业余生活要单调得多，既无乡民们那种自由奔放的行为，也没有所谓文明社会的文化娱乐活动。有人下乡时带了一些书，但传来传去很快都看完了，加上没电，煤油也要计划供应，所有人的计划量加在一起，才能使集体户拥有一点有限的光明。当煤油用完时，大家曾聚在一起唱过歌，一首接一首，从幼儿园一直唱到文革。庆幸的是有人带了乐器下乡，我们“家”有一个手风琴和一把小提琴，于是“三套车”“红河谷”“异乡寒夜曲”“可爱的家”“松花江上”等等都成了家里的保留曲目。尽管这些歌曲多半低沉忧伤，但仍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时隔五十多年后写这篇文章时，我反复搜索自己的记忆：在那儿看过什么电影吗？明确记得的只有一次：那是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我们半夜里被唤起，打着火把游行到区上，以示庆贺。之后区上连放了三天露天电影，但都是同一个片子——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关于“九大”的纪录片。“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总纲，还有一些后来被打倒的人物也进入了领导层。实际上，此时大家对谁上谁下已不太关心（不像文革初期，看报纸首先留意的是中央领导排名），更何况天高皇帝远，倒是庆“九大”给每个知青发了一块肥皂，算得上一桩小实惠。

赶街是日常生活中调剂与期盼。那里五天一小街、十天一大街。赶小街一般在附近集市买点蔬菜之类，赶大街则可名正言顺地不上工。乡民们卖东西一般不用秤，是论堆，蔬菜水果一堆堆的放在地上任人挑选，且多半算不清账。比如一堆东西他开价二角，你还价一角，他不卖，但你掏出两个五分的硬币给他，居然就让你拿走了。往往是知青占了小便宜，一转身又取笑人家。

其实对知青们来说，赶街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寄信和等信。这拨人基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许多还是未成年人，信件几乎是他们与家庭亲友联系的唯一手段。据说以前邮路只通到县城，寄信和取信都要去县城（大概当地百姓也少有信件），是知青来了之后，各区才成立邮电代办所，邮件可送到区代办所，但要逢赶街天才有邮件来。因此，每到赶街天，邮电代办所门前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清早便有许多人赶来等信取信，这也是分散在四野八乡的老同学们相逢相聚的机会。

当时一封信从昆明到边寨至少要走半个多月，即使航空信也快不了多少：昆明到保山坐飞机（大约每周一班），保山到县城坐汽车，县城到区邮电所坐马车。那年我插队的盈江县遭灾，洪水和泥石流冲毁了田地与村庄，省城昆明的邮电大楼前，急得要命的家长们等候拍电报的队伍排了几里长，但知青们收到这些电报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原来，县里接收到的电报也要坐马车才能到区上，而泥石流冲毁了马车路。

赶大街的日子就如同过节，寨子里的青年男女都穿戴一新，打扮的漂漂亮亮。尤其是朴少们，大多头戴鲜花，上身一件月白色或浅蓝色短衫，足可与如今年轻人时髦的露脐装一比，下身则是艳丽的花筒裙。小伙子也个个干净利落，精气神十足。当然，知青们多半也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平日下田劳动舍不得穿的都拿出来亮亮相。这天，寨子通常会派出一辆马车去县城，但去的人多，基本是挤不上的。一般来回皆是步行，于是一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便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记忆中盈江县城那条街不过百米，除了政府机关、医院、邮局、供销社等外，还有两三家饭店或卖食品的小店。此外还有什么、有啥逛头，真想不起来了，也不明白当年怎么有那么大劲头，走四五十里地（来回）去空逛一趟。不过有个细节却记忆犹新：就是去县城时必须随身带点米，那是粮票当家的时代，我们没粮票，只得在家里舀点米带上，中午才能解决“肚子问题”（无论吃饭还是买其他食品都需要用米去换）。

还有一个情景也清楚记得，那里地广人稀，我们寨距离县城二十几里，算是比较近的，许多村寨比我们还远，赶街天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平时没有），坐不上马车就要步行。知青们去县城赶街办事，若当晚赶不回寨子，县医院门诊的候诊长凳就成了“旅店”。要是能找到某个住院的知青（无论是直接认识或是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拉扯上的），还能睡到病房里。结果，县医院的病房几乎天天夜里一张病床睡两人，夜班的医生护士们也司空见惯，明知真相却睁一眼闭一眼。我曾因眼睛受伤在县医院住过院，其间就有不认识的女知青来找过我，怎么办呢？只得接受，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拉拉杂杂写了不少，突然发现写的都是鸡毛蒜皮，噢，大事也是有的。第一桩大事就是“九大”召开，人民公社成立。内陆农村早在1958年就已“公社化”了，而1969年初我们下乡时，那里还是合作社，也未开展文化大革命，听说仅是正面教育了一下，就有许多上层人物赶着牛车连家带口地跑到缅甸去了。“外五县”毗邻缅甸，从内陆去那里须有公安部门颁发的边疆通行证，而那里去缅甸则很方便。寨子里几乎家家有亲友在缅甸，老人们开口就是“密支那”如何如何，却从未听他们说过昆明。连我们的老社长，据说1960年周总理中缅边界谈判时当过翻译的，也没到过昆明。

“九大”后成立人民公社，太平区成为“永红公社”，但百姓的生活及生产状况并没什么改变。我是因返城时去开过一个证明，才记住“永红公社”这个名字的。其实，我对“九大”的记忆只有半夜被唤起、游行到区上，以及每人发了一块肥皂……

第二桩大事要数那次水灾：一天夜里，山洪挟裹着泥石流冲毁了数万亩良田和熟睡的村庄。受灾的弄璋区与我们隔江相望，灾后第四天我和同学去到那里，看见救灾部队的官兵们正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打捞尸体，场面十分惨烈，令人震撼。那两天省城昆明的邮电大楼前，急得要命的知青家长等候拍电报的队伍排了几里长，但知青们收到这些电报却是一个月后了。这次遭灾，听说市里省里乃至中央都派了慰问团下来，可惜是我们连其影子都没有看到，不过，慰问团带来的毛主席像章确实发到了每一个知青手中。像章背面还镌刻着“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字样……

后来我因个人原因离开了盈江，历经插队、工作、上大学等等变动和迁徙，无意间把这枚像章保留了下来。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把它找出来细看，才发现领袖像下面的图样还真是农村茅屋模样……

光阴似箭，岁月荏苒，直到2019年8月，我才重返了一趟滇西。这次是从杭州直飞保山，三个半小时就到了。从保山向南向西，龙陵、芒市、瑞丽、腾冲……一条崭新大道已取代老旧的滇缅公路，当年翻山越岭颠簸七八小时的旅程，如今两三小时即可直达。2016年建成通车的龙江特大桥，不仅雄伟壮丽，而且是跨越高黎贡山高烈度强震山区的高科技建设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山区最大跨径的钢箱梁悬索桥。保山、腾冲、芒市、瑞丽，无数新建筑拔地而起，高楼林立、热闹繁华，用“天翻地覆”“换了人间”等词汇来形容毫不为过。故地重游抚今思昔，真是百感交集，尤其在豪华的五星级宾馆、在舒适的温泉浴池里，总似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五十年前用双脚丈量过的那片土地吗？

一条崭新的大道取代了老旧的滇缅公路

雄伟壮丽的龙江特大桥

1969年，我曾和同伴沿陇川、瑞丽、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步行串联”过一趟。在那次行旅中，躲避过民兵的搜查；参观过缅共的营地；偷着过畹町大桥时被边防军追赶；食物中毒后躺在马路上拦车；到知青办求助却遭一顿训斥，奄奄一息地躺在县革会门口等死（详见“边寨旧事”一文）……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如今回想起来，最大的庆幸是没把小命丢掉啊！

旅游中还遇到一件趣事：旅游团是散拼的，其中有几人来自北京。在芒市就餐时，一个北京人走到我面前，煞有介事地跟我握握手，说道：“听说你是云南知青，我要谢谢你。”谢我？一头雾水！他接着说：“要不是你们云南知青那样闹，我们还回不了北京呢。”我连忙解释：“那是西双版纳兵团的知青……”他说：“反正是你们云南知青！”呵呵，五十年前可曾有人会想到，有一天“知青”二字不仅成为专有名词，还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