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持：治学不抱成见

学者研究某个课题，当然要得出某种见解。但这种见解应该通过研究，在研究过程的末尾得出来。切忌在研究之先，就已经怀有某种见解，这种“前置性”的见解，就是“成见”。“成见”的存在，对于做学问绝对是大害。它使你在某个框子里蹒跚，你等于是手足被捆绑住了，无法做出真正的开拓性、创新性工作。对学术问题有了成见，肯定会偏离客观公正的原则，偏离科学精神，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尤其重要。我们不大习惯于用中性的立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对象，来分析问题。我们喜欢将某种自己熟悉的倾向性价值观，带进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可能与我们几十年来“是非分明”的文化环境熏陶中养成的思维定式有关，也与所受教育中科学思维训练不够有关。我们往往不经意间，就早已有了种种成见。

这里首先有个人性的成见。有些是个人知识结构局限性所带来的成见。例如有人擅长于资料处理，有人偏好于理论评析。治学门径和性格不同，本来可以互补，取长补短。但却是彼此轻蔑，甚至互相攻击，贬低对方工作的学术意义。古代就有“宋学”与“汉学”的门户之见，还有“义理”与“考据”的互为抵消，其实都是成见，就如曹丕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这样既无益于学术，更有害于品格。还有就是以个人自我好恶代替客观公正立场，导致剑走偏锋，做出不准确有偏颇的评骘。这种情况很普遍。例如不少女性学者厌恶孔子，就因为他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论者坚持施耐庵是江苏如皋人，因为他本人就是那里的人。更多见的是，我研究谁，就专门说谁的好话，为谁辩护，为谁隐恶扬善。原因是研究者把研究对象已经看作“利益共同体”，他以为吹嘘抬高对象，无形中也就抬高了自己研究的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成见。例如“古为今用”，例如“批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华”，“看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还有“弘扬民族文化”，等等。有人会说：你连“古为今用”、“弘扬民族文化”都不赞成吗？我说，这些作为国家或者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注意，我们不是在制定或者执行文化政策，我们是在研究文学问题。作为研究者，在面对你的对象时，只应该保有一种观念：科学的求真的立场和观念。我们如果在研究问题之前，就心中想着要吸取什么东西来“用”，那你就很可能陷入一种实用主义心态；如果你一开始就去寻找哪些是糟粕来批判，哪些是精华来弘扬，你就犹如事先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去看待研究对象。这必然会影响你立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影响研究的纯度和质量。政策的制定主要从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需要出发，科学研究则主要从学术理性考量，二者在性质和程序上完全不同，不能混淆，不能替代。当然，二者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但政策可以参照科研成果来制定，而科研不应按照政策规定来进行。我们做的有些研究，沦为诠释政策的工具，或者为政策做注释，其学术含量就不可能很高。

来源：《我与文学所——徐公持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