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三十二）：汪洋同志的回忆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汪洋同志的回忆
我是1948年12月到淇县任县长的，1950年5月到邺县工作，在淇县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候。
淇县是个西依太行山，三面环水的好地方，当时西山里是革命根据地，山外大都是新区和游击区。1949年过了春节，在县政府开了个会。准备往城里搬，遂派人进城号房子，一溜中山大街共号了十六户的房，这十六户都是啥人呢？问了两户，都是咱的积极分子，都是“九四”大出击的带头人，这十六户人家，有的是他爹跟着咱们干，他的儿子过去给日本人当汉奸，我那个保姆家就是个典型，她公公跟着咱们干，她男人跟着日本人干，是些这样的积极分子。
我对淇县以前就有个印象，我家是辉县的，在我八、九岁时，被淇县老寨的土匪老驴头把我抬走了，被抬的好几个人，一直困了四个月，在那里和他那个参谋长混熟了，他家也是辉县的，他教我写字、作诗，后来叫人用车把我送回去了。这就是我最早到过的淇县。
我到淇县任县长时，形势已经比较好了，当时的政策是：以结束土改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稳定社会秩序，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和建设县、区、村各级政权。
关于武装斗争情况。当时除了淇县的会队，还有浚县南、北纸坊的王志斌，他过去给日本人当汉奸，他有四、五百人，经常过淇河西来淇县这边抢粮抢东西，我们组织武装同敌人在南、北纸坊打了一仗，狠狠打了他一下，把他们打败了，捉了他一些俘虏，弄了他一些武器，他们向淇门跑了，我县大队追敌到小河集，把王志斌的司令部给他打了，王换上便衣逃跑了。
后来到淇门又打了一仗，这可能是1949年初。这次参加的有老二团，有咱们的县大队和区干队，事先我们侦察了地形，得知敌人在那里开会，我们便轻装出发，把敌人包围了，老二团从西边包抄，我带的县大队从东边过去。敌人是王志斌的人，还有王三祝一部分，这些还乡团武装和共产党有仇，打起仗来硬是不怕，光着背、端着枪向我们冲，咋一看怪吓人的，实际是纸老虎，距离不远了，我们才用机枪扫射，一倒一大片，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抱头鼠窜，我军大喊：“抓活的！”“缴枪不杀！”结果千把敌人被全部歼灭了。这次得的胜利品不少，光机枪就有十来挺，后来我给县大队要了两挻，要了几匹马，公安局也很高兴，给了他们二支手枪。
当时县政府的组织机构有民政科，科长牛生堂；教育科，科长秦玉美；财粮科，科长关吉成，后来是郭耀华；生产科，科长李光忠；建设科，科长姓王，是山西人；司法科，科长王洪毅，林县人（1983年已病故）。那几个科长都是正二八经的干部，财粮科长虽然不是党员，但工作可认真，老关、老郭执行制度都非常严。
当时的县委委员有县委书记党继忠、我、组织部长乔浦、救联主席范仁杰、公安局长张贵锁、县联社主任郭志德、还有个武委会主任，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这么几个人。
关于东北大军南下情况。1949年春节就接到上级通知：东北大军南下路过淇县，并在淇县停留和休整。为此，县里专门设立了兵站，邻近的浚县、林县、汤阴、汲县都把慰劳品和粮食、柴草、肉、菜以及棉被等物品送到了淇县，来来往往象赶会一样热闹。光正式军队就过了六个军，还有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路过，部队在淇县住的少则三、四天，多则一星期。从四月份开始过，一直到七月份才过完。这么多的军队南下，群众才看到我们真正有力量，才相信共产党天下能坐牢。
四野部队的武器装备十分好，他们战斗力强，解放安阳时，一举攻破了安阳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被全部消灭了，驻在城里的杂牌队伍，像豫北的王三祝、安阳的王自全、郭青、陈加乔等，也都被我军歼灭了，匪首们一个个被活捉了。
据说，打开安阳后找不到王三祝了，听说他在城里结婚哩，咋不见了？到处查问，群众都不知道，后了解到一个媒婆，她给王三祝说的媒，王三祝原答应给媒婆几个元宝，但后来没给，媒婆生气了，自报奋勇说：“我知道王三祝在那里！”她把部队带到一个穷人家，在锅台下边有个地道，王三祝在里边。用烟熏他也不出来，下去的战士被下边的敌人打死了，后来又用烟很熏他，才把王三祝和他的小老婆、护兵等十来个人捉住，在新乡公审后，枪毙了，王三祝很坏，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在淇县同王三祝的最后一战，是安阳解放前一个月内的事，王匪要作垂死挣扎，率领其匪部窜扰我解放区，他先到河东转了一下，又从宜沟沿着淇河向淇县北部的山口形盆进犯，妄图从此进山，然后经辉县到新乡，在狗摇头受到了林县民兵的阻击，地雷“轰”、“轰”乱响，他不敢走了。当天晚上通知我了，我和汤阴县县大队长党笑生，带领淇县和汤阴的县大队武装，顺着他屁股后攻他，从高村桥那下去，我看那地势不太好，就又往西走了走，我们从屁股后跟着敌人，他们上，我们也上，上边打响了，王三祝又往下下，我说：“老党，可打了！”老党说：“请示一下吧！”我说：“我当家，打吧，出了事我负责。”汤阴县大队有七、八个连，党笑生一挽胳膊，下命令：“冲！”两个县的战士奋勇上前，这时，我骑了匹骡子也冲上去了，把我挤到了当中，我拿着两把二十响，左右开弓，遂后我们把部队捎住后撤了点，占领了沟两边的有利地形，等他退下的队伍从这过时消灭他，老党说：看准了王三祝抓活的！我说：抓活的不容易，他有好多人保着，抓住不可能，打死最好。我下到河沿底下，王三祝过来了，我命令打，子弹像雨点似的，这时县大队长跑到麦地爬下不动，后来他拿大刀上去了，我也上去了，要和敌人拼一伙，敌人孬种了，王三祝骑马跑了，我们一直追了很远，晚上公安局弄了几十支好枪。
这一仗打死王三祝很多马匹，俘敌二百多人，打死打伤不少，当时山里土少，埋人都要挖地，没法只好扔在那，半年多臭的不能走人。后来让淇县医院去打药水，才消除了臭气。
打这以后，淇县的老百姓可安宁了。因为不久就打开了安阳，解放了新乡，豫北敌人全部被消灭了。
关于常屯事件，在东北大军南下时，在常屯发生了一件事：我大部队行军，前边都有小分队侦察，一般是一、二十个人，他们带有冲锋枪、卡宾枪，为的是给大部队侦察前进道路，防止敌人在路上埋地雷，炸我军车和大队。当我某部的一个侦察分队从常屯过时，村里出来一些人很撵这个小分队哩，小分队便开枪还击，后来村里不打了，小分队认为是村上民兵搞误会了，也不打了，到底是咱回事，得弄清呀。当小分队回到常屯时，一下从村里出来很多人，有的拿着瘸把子枪，把侦察兵捉走俩人，这件事反映到县，我气的不行，连夜到了常屯村，我要把村长、武委会主任带走哩。他们说：“汪县长，这不怨俺，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对这些无用的干部真想崩了他们。他们也说：“你甭急，俺村上有坏人呀！”我说：“好吧，限你们三天内找到坏人，如果找不到就拿你们是问！”接着我让公安局派了些人到常屯，协助村干部破案，后来终于弄清了，是一伙土匪搞的，那一次我们崩了七个坏蛋。
关于活捉杨富、扈全录的情况，那时在新乡临解放时，我们通过做工作，说服了曾给李延当特务队长的辛长山，他打到新乡敌人内部掌握了杨富、扈全录的全部情况，在新乡的敌人同意和平解放时，杨、扈准备逃跑，辛长山立即报告了我军。我部队立即把准备逃跑的杨富、扈全录及他的部队包围了，敌人全部缴了械，杨、扈两匪首也被我活捉。据说，当时扈全录跳下马，对辛长山说：“长山弟呀，想不到会死在你手里！”
随后我们用汽马车把杨富、扈全录拉到淇县，我们奖励了辛长山，他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给了他些钱，给了他些粮食，让他回家务农去了。
我晚上审问了杨富、扈全录，问了大半夜，鸡都叫了，他们什么都不说。后来扈全录说了：“我要说了能不能保住我的命？”我说：“你说了以后再考虑，看你坦白的程度如何。”他从腰上解开一个绸布袋说：“这是孙殿英给我的'三代印’。”我说：“就这东西？”他说：“还有些东西交给李铁头了（编者注：指伪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还有两箱二十响（编者注：一种驳壳手枪），在庞村。”我派人去挖开一看，东西已不在了，让扈的一个马夫卖到浚县了，后来扈又说：“能叫我出来，往新乡去一趟，能找到好多东西。”我问他：“都在那里？”他说：“都倒了好几次手了，也不好说。”我知道这是他的金蝉脱壳计。我又问他：“还有啥，请说吧。”他说：“我有个远门邻家，也姓扈，他那有几挺机枪，也没有打开箱，都是零件，安装一下就有四、五挺机枪。”我派了公安局的人去了，挖开一看，箱子也是空的，封条印还有，看来挖走没有多长时间，他这个本家也跑了，据说东西也卖给了浚县。后来他又说，在临淇延家放着些古物，这些东西派人取来了，一共五件，都是国宝，全送到北京了。我问扈：“你有罪没有？”“我咋没罪，我在草店铡了好多人。”“你该杀不该？”“应该！”我说：“你在草店杀人家那么多老百姓，现在你交出这几件东西就能饶你不死吗？”他说：“不能。”他大概也知道自己是十恶不赦了，就在临处决他的先一天晚上，把衣裤儿撕成布条，套在脖子上，用脚一蹬，把自己勒死了，死也不能饶恕，又给了他两枪。
杨富是本地货，很反动，始终不认罪，他只承认了一件事，枪毙他时还大骂。公审会是在旧县政府前开的，时间是1949年9月份，开了个万人大会，光浚县就来了几千人，诉苦的人很多，有的还拿着血衣，杨富当场枪毙了，扈全录虽死了，又弄到会场上让群众看了看，群众不行，又补了他两枪，群众仍气愤很大，把他们的尸体撕得乱七八遭。
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1949年冬，淇县县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很广泛，大家提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回民提了很多应注意少数民族特点的意见；还有的代表提出要继续肃清反动残余，并提出谁家有枪，应该没收。意见最多的是要求修民主渠。当时淇县很穷，我让把国库里的公粮借一部份先开资用。我又想了个办法，即把辉县、林县、安阳这些大县的议价粮运过来。结果，“三反”时给我提意见：说我把专署的战备粮动用了。我想，这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老百姓办好事。
修建民主渠时，我让杨贵在那里负责，建设科长崔胜天也管，一共花了七十多万斤粮食。整个工程都是土工程，质量不怎么好。但是给淇县扩大水浇地不少，能浇很多地。原来打算把水送到南、北阳，让常屯一带也浇上水，后来一算账，不合算，花钱多，受益小。南、北阳水脉浅，可以挖井，就这样算了，为了修民主渠，还同浚县闹了点矛盾。
关于办学校问题。刚解放，学校恢复不少，但多是些小学，很多村连个高小都没有，像大车村是个大村，应该有个中学。西岗解放前有中学，现在也都停办了。我在会上提出大办学校，我说，有文化才能把人提高，没文化啥也干不成。我的意见，有人支持，说汪洋是从长远打算，说的对，应该支持。但多数反对，他们说，那都是些花钱的事，是今后的事，再停个十年、八年也不晚，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也提叫办学校。当时地方粮食只让提百分之十五，我和代表们说，办学校要开支，地方粮也要多提些，代表一致同意。我说代表们同意了还要请示专署、边区政府。正好边区政府王振华路过这里，他是边区政府委员。我对他说，教育上开支大，学校多，是不是可以让地方上多提留点？他说，你只要通过代表会即可以。后来和代表们一商量，同意地方提取百分之二十。我说，这就好办了，各学校都开门吧。我们把所有在外边的知识分子都动员回来，让他们参加教育事业。从那起，基本上是村村有学校，教师也多了，大车、常屯、高村等一带大村都有了完小，城里有初中、有师范，连浚县的学生也来淇县上学。
要办学校，就要有教师，为了扩大教师队伍，我记在淇县城里牛王庙召开了几次知识分子会议，多时达二百多人。在会上我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中国的前途，也讲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很多人积极参加了党的教育事业。
在吸收知识分子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情况，大李庄伪司令李延的老婆史一君，她娘家是辉县城里的，让她出来教书，都不同意，说“伪司令的老婆能当教员！”我说这有啥不好，我让她写个材料，写的很好。一次我到大李庄去检查工作，她要求跟我直接谈谈。我不想跟她谈，她非要和我谈不行，我就和她谈了谈。我问她：“你啥时和李延结的婚？”她说：“我女师毕业后，李延也毕业了我们结的婚。”我说：“你参加国民党了没有？你给我写写。”她就写了写：“我参加了，是国民党员。”我问她：“发展过国民党员没有？”她说：“我没有发展过国民党员，但山里有几个人是国民党员，我知道，里峪刘梦明弟兄俩都是国民党员。”我说：“国民党特务来过没有？”她说：“国民党特务有时来二、三个，来这住几天就走了，往辉县、汲县、山西去了。”我说：“你如果说瞎话，查出来可不行！”她说：“查出来我负责。”我对她说：“你要教学，还得学习学习才行。学习好了可以教书。”她很高兴，她学习了一段，分配时，要把她分到山里。我说：一个妇女家分到山里不好，就让她在平地吧。这一来，弄出一场风波，县里很多同志不同意，我说那咋办，把她杀了，统一战线就是要孤立少数吗！后来请示地委，曹幼民（地委组织部长）还来了。他说：“咋不能教书，这样很好，符合政策。”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既扩大了知识分子队伍，又可以增加教学力量。贫农没有文化，教不成，你把她动员出来教书，不是很好吗！这也符合统一战线政策吗，就这样，她也当上了教师。
（赵树人整理）
|《红色记忆》（三十一）：我对几个问题的回忆